“从农场到邻居”是台湾女孩儿Erica在北京办的一个市集，每周六、日在官舍开集。Erica初到北京时水土不服满脸过敏，她开始周围寻找能追溯来源并确认安全的食品和日用品，找到的本地商户，渐渐形成了这个市集。市集目前因疫情暂停。 图片来源：从农场到邻居
这个农历新年假期，相信很多人都沉浸在“压力应激反应”的情绪中难以抽身。
耳边是电视里欢度新年的表演，眼前的手机，却满屏是各地“疫情”令人着急揪心的消息。尤其是当自己已不再隶属于某个新闻机构可以上前线和同伴并肩作战，当发送出去的信息原来只有自己能看到，当捐出去的钱款难以即时转化为前方最急需的物资……冬日暗夜，被困在因空气污染指数升高而无法开窗的房间里，窒息的情绪会从四面八方袭来。
《纽约时报》记者和专栏作家大卫·伯恩斯坦（David Bornstein）在他的书《如何改变世界》（How to Change the World）里，在后记曾写道，这本书写到一半时，发生了9/11，他写不下去了。
六周后，他参加了一个工作坊，主题是“希望在哪里？”当参与者们的绝望、愤怒和仇恨快把他淹没时，他重新找到了自己写书的动力--有人在破坏的同时，也有人在建设。“建设者”需要被人看到，因为那是希望所在。
《如何改变世界》封面，2007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图片来源：亚马逊网站
记者跨国合作 揭穿山甲“死亡路线图”
这是一个由全球30多名记者参与的跨国报道尝试，从策划到发布全球报告用了近一年时间。由于参与者里有我曾就读新闻学院的教授和老师，我关注了这个项目。而在记者人数日益凋零的今天，对一个重要又被忽视的议题做跨国联合调查报道，这种尝试先例不多又非常珍贵。
这项计划始于2018年10月在韩国首尔召开的第三届亚洲调查记者会议，在一个衍生论坛上，一群来自亚洲的记者正在头脑风暴如何提高记者间的合作。大家一致认为得付诸行动报道自己的故事。“环保”成了大家迅速达成共识的关注方向，因为在政治议题和突发新闻面前，这个重要的话题总是靠边站。然而，环保议题那么大，如何进一步缩小报道范围？
2019年穿山甲走私量大增的数据进入大家视野。虽然2017年就已经有国际贸易禁令，禁止跨境商业销售穿山甲，但是有国际环保组织的数据显示，亚洲地区查获的穿山甲数量一直在飞速增长，甚至超过象牙。这一现象背后庞根错节的因果关系是什么？即便是从事环境报道的资深记者之前也知之甚少，更别说公众。
于是，这群记者决定好好关注一下穿山甲议题。
正在食蚁的穿山甲。图片注释显示图片来源于台湾媒体《报道者》。图片来源：“穿山甲报告”官网
首尔会议后，记者们从香港一家资助亚洲环保和生态项目的基金会获得了启动资金，2019年1月，全球环境报道联盟（Global Environmental Reporting Collective）成立，联盟从最初7家新闻机构松散参与发展到后来有非洲、亚洲和欧洲的14家新闻机构加入，参与者里还有独立记者、数据新闻记者、媒体专家、资深编辑等。
联盟内部也建立了和报道相关的数据库便于信息分享，成员们通过slack, zoom, google documents等工具线上讨论。
就像所有做调查报道的记者们会经历的一样，一开始总是线索庞杂或觉得进入死胡同，但随着记者深入印尼、中国老挝边境、印度、缅甸、马来西亚、泰国、非洲的喀麦隆、尼日利亚，和市场摊主、野味餐厅老板、中间商、走私者、偷猎者、快递公司、药材厂里的人交谈采访后（很多时候不得不靠暗访），捕杀和走私穿山甲的“死亡路线图”渐渐清晰起来。
2019年9月25日，全球环境报道联盟通过其网站发布“穿山甲报告：走私至灭绝”。报告显示，2019年官方在全球查获走私的穿山甲至少有110182只，比2018年增加了54.5%，而国际刑警组织估计，他们截获的走私通常只有真实数量的十分之一。
参与调查的记者实地采访后也发现，走私活动深入丛林小镇市集，甚至，有的地方，警察也是走私者。穿山甲走私最主要的目的地和消费国是中国，因为穿山甲鳞片被认为是重要的中药药材，可以消炎、协助孕妇通乳甚至治疗癌症。但是这些都没有经过科学验证。
“穿山甲报告”官网首页。图片来源：官网截图
项目参与媒体《尼泊尔时报》根据数据整理的穿山甲走私路线图，图注中指出对穿山甲的大部分需求来自中国的中药材。图片来源：“穿山甲报告”官网
巨大需求产生超额利润，记者调查发现，穿山甲的鳞片在尼日利亚每公斤大约5美元，到了中国能涨到1000美元，如果混在合法渠道里售卖，每公斤能到1800美元。
参与调查的中国记者在其他新闻平台发的报道也显示，除了鳞片外，穿山甲肉也是被消费的对象，在马来西亚和缅甸的一些野味餐厅里，这是招待中国食客的主要菜肴之一。
这份调查报告通过报道联盟的新闻机构把信息发送给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公众。参与报道的网络里，虽然没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媒体机构，但是有中国大陆的记者作为主力记者参与其中。
大陆的媒体里，一家南方的主流刊物对报告进行了大篇幅刊发，在关注穿山甲及环保的NGO网站上也能零星看到报告信息。
影像带来改变 影响力超出想象
春节期间，和家里人一起看了这部2018年在圣丹斯首映，2019年重新剪辑推出的纪录片《规则改变者》。看完片子后，家里人跑到厨房看了一眼火上咕噜咕噜熬得正欢的红烧牛肉，然后回到房间里从书架上找到一本素食菜谱翻看起来。他决定以后每周至少有一天吃素。
我在一旁暗自感叹，哇！影片对于人的改变真是惊人。
纪录片的影响力远超人们通常想象，英国纪录片资助机构Doc Society在十多年前就注意到这一点，当时纪录片这个小众市场正随着媒体的萎缩在欧美越来越艰难，而同时，他们也注意到，纪录片例如像《超码的我》（Super Size Me），以一片之力撼动了麦当劳巨头，让美国人开始关注不健康的快餐文化。Doc Society开始专注于寻找这些通过影像改变重要议题的片子，他们也创造出了“影响力影像”（impact film）这样的一个纪录片类型。
《鱼线的尽头》（The End of the Line）是获Doc Society影响力奖的一部纪录片，片子的资助方有世界自然基金（WWF）和英国海洋保护协会（Marine Conservation Society）等机构。
影片基于英国环境记者、编辑查尔斯·克劳福（Charles Clover）的同名著作拍摄，跟随克劳福的视角去调查“过度捕捞”对海洋健康的毁灭性影响。影片对消费者提出警示：如果再不注意，到2048年，也许我们会面临无鱼可吃的困境。
这部影片获得Doc Society的评奖，并不仅仅因为它揭露了一个威胁生物生存的重要问题，也是因为它在镜头里和镜头外，提供了诸多解决方案。他们通过和主流媒体合作以及有策略的放映，让影片到达了英国超过400万观众，远远超过一开始不到1万的院线观众群体。
查尔斯王子等英国名人加入进来宣传反对“过度捕捞”的议题，也引发更多媒体关注。公众的关注对商业机构形成压力，令英国一些知名餐厅、公司、大型超市及宠物食品生产商不得不采取行动，改善各自的鱼类采购政策。电影的制片团队成立了一个基金会，用影片来推动全球海洋生态保育。
在Doc Society累计了十多年的片库里，有很多带来类似改变的影片，当然主题也不限于食物和环保。他们的这一探索，除了带来社会改变外，也为纪录片从前期筹资到后期发行等环节提供了新的思路。基于这些数据、案例和实践方法，Doc Society在去年十月更新了他们给电影人的指导手册。
今年春节前的一个星期，经过前期一个多月的筹备和支持者的线上分享、学习，这份“实战指南”的中文翻译也正式开始。这次翻译开始得比预想中快。去年九月底一篇文章发出去以后，陆续从各处收到愿意参与翻译的回复。银杏基金会的资金支持让项目得以加快启动。
目前翻译的参与者来自5个国家9个城市，有纪录片导演、电视台编导、专业翻译、生态商业从业者、社会创新及公益领域的人，还有人从事过儿童教育或产品开发，也有读商科、社会学、传播和可持续发展专业的在校学生。大家计划用半年的时间完成翻译，并协助Doc Society以开源的形式放到网站上供华语导演免费下载使用。而在翻译中获得的思考及实践方法，大家也能继续用在各自的工作领域中。
希望这次翻译行动，能成为种子，让“影响力影像”到达更多认可和需要他的创作者及行动者那里。
改善地球环境 从良善饮食开始
“一直以来，人类把动物关进笼子，今年春节，动物成功地把十几亿人关进笼子。”看到我大学时期的一位老师在朋友圈里转发了这样一句话。他对这句话应该比很多人都更感同身受。
在大学期间他没教过我，但是我对这位老师印象深刻。因为有一次听班主任说，她曾在办公室看见这位老师埋头写报告，问他写的是什么？他说，校园绿地的防护栏都是尖头的，冬天路滑学生摔倒会很危险，所以他想向学校建议改善防护栏。最后这份报告有没有起作用不知道，但却让我记住了这位老师。
他对于食物态度的改变，源于他拍摄的一部纪录片。当时他已经辞去学校教职，专心影像创作。受美国一个环保倡导机构的委托，他拍摄了一部叫《何以为食》的片子，讲述中国人如何消费猪肉。不停增长的需求需要大规模集约化养殖，因此产生了粪便污染、动物福利、饮食疾病等一系列问题，片子记录下了这一切。片子拍摄结束，他从一个为节约资源宁肯不洗澡但不会不吃肉的人，变成了一名素食主义者。
他后来牵头成立了“良食基金”，隶属于中国绿发会，倡导可持续及良善饮食。我参与过几次他们关于媒体策略的讨论和工作坊。说服人改变生活习惯不容易，更不用说改变人的观念和态度，而这些事情，没有名人效应或本地突发公共事件，也很难引起媒体的严肃关注。
去年曾经做过一期“良食”媒体工作坊，我作为其中一个策划组织者和学习者参与进去。那次到场讨论的人有曾经报道过基金会活动或关注公共卫生的记者、有倡导可持续饮食的平台，也有认同这些理念的大厨。当时我们还在现场视频连线了《卫报》记者兼作家费莉西蒂·劳伦斯（Felicity Lawrence）。
劳伦斯用记者追问和调查采访的方式，在文章和书里揭露食物供应链上的各种问题，这是普通人无法从食物标签或餐盘中的食物直接判断的。例如一块牛肉、一片面包或一根芦笋和农药、糖尿病、移民福利、耕地丧失、连锁超市利益、公共健康事件、二氧化碳排放等方面有什么联系。2013年欧洲发生“马肉丑闻”时，她书里的内容成了完美预言。
互动讨论环节，有人向她提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在食物领域，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经常有冲突，涉及其中的科学家也扮演着微妙的角色，这时记者如何判断和处理？劳伦斯用她一篇关于条形码的报道做例子。
她说，公司的利益来自于不断往食物中添加所谓的“价值”，他们倾向于加工食品。消费者买一份没有加工的食物很便宜，但公司没法盈利，所以需要想方设法加工食物，制造盈利点。所以价格和营养价值不一定成正比。她在采访时会跟公司谈论竞争对手，也会找员工交谈，从中找出线索进一步突破。和科学家打交道时，需要仔细甄别他们背后的利益驱动。她更多会找代表公众利益的科学家探讨问题。
现场另一位记者在分享时也提到，她曾采访过一位专家，专家提出，技术改变让人们把经济学的核心从劳动力转变成了“效用”，因此在商业循环理论里，很难把个人健康循环和生态循环放进去，所以专家认为下一步需要革新经济学。
其实，对经济学的“革新”早已开始。最近的例子，是去年8月，181名美国顶尖大企业的CEO在商业圆桌会上，首次以联合宣言的形式重新定义了公司“宗旨”，把“利益相关者”放到了“股东”利益之前，这“利益相关者”里，就包括员工和环境。刚刚结束的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是“利益相关者”经济的推动者，他说，这个思路不是“经济利润”和“社会利益”间的矛盾，而是“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间的矛盾。
食物记者劳伦斯认为：“食物可以和当代所有重要议题发生联系。”那吃东西的人，当然也能对重要议题起作用。
“良食基金”曾联合国内高校，尝试通过改善高校食堂的膳食搭配来改善学生饮食健康，并对学生进行食物教育。这是一个价值和影响力被外界低估了的尝试，当然实施当中涉及的利益链也颇复杂。这个行动的模板，是美国烹饪学院与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起的“菜单变革”网络，网络中包括了众多常青藤高校。
耶鲁大学（后勤）助理副校长拉菲·塔海伦（Rafi Taherian）是其中一个积极推动者。他任职十几年来，和团队成员一起，让耶鲁的学生膳食发生了不少改变，例如减少盐的摄入、大幅减少化学包装废弃物、提升蔬菜在餐饮中的比例、不再购买任何来自笼养鸡的蛋、只购买草饲牛肉（因为即便算上长途运输，草饲牛肉的碳排放比非草饲牛肉仍要少）。
这些改变不是以牺牲美味和成本为代价，只要动一动脑子也能达到多赢。例如他们的“混合汉堡”项目，在普通汉堡的牛肉饼里混入大约30%的碎蘑菇，一般人尝上去口感更好，也减少了购买牛肉的成本。而这些碎蘑菇如果不充分利用，很可能会被只注重品相的超市扔掉。
大学食物消费量庞大，联合起来也能影响大企业。塔海伦联合美国数十所高校联名提出申请，取得了和可口可乐谈判的机会，说服它减少饮料中糖的含量。
在塔海伦的管理下，耶鲁食堂扭亏为盈，而耶鲁的学生们也用超过90%的满意度对这些美味健康又环保的改变抱以支持。
塔海伦认为，食物可以链接人；“良食基金”的发起人，我的那位老师相信，每个人负责任地吃，合起来也能带来看似遥不可及的改变，改善地球环境；那些创作者或者记者，用影像、文字或其他方式，让人看到食物消费链条上我们经常有意无意忽略掉的重要议题……
如果食物和病毒，以及其他很多问题关系如此密切，我们每个人，只要吃东西，只要在消费，就都是这个链条上的重要一环，或多或少都有事可做--做一个行动的“建设者”，向别人“传染”力所能及的希望。
作者/李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