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有一个理念，教育是一种资本投资。
大多数其他资本投资的成效和生产力，都依赖教育的成败。
教育应当成为一个国家的优先国策。它供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团、一个组织；它成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军事，甚至是政治潜力的重要衡量标准。
那教育的产物是什么？不是知识学历，也不是技巧能力，不是工作成功，不是金钱和商品，教育的产物一定是人。
教育必须要对“美好的人”、“美好的生活”、“美好的社会”充满理想。
教育在我看来就是最大的战略问题之一。
德鲁克也是把教育视为每个国家、每个机构最重要的战略之一。
我先来讲中国近代历史上发生的关于教育的几个故事。
1887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建议李鸿章，应该投资更多的白银进行教育改革。
李鸿章当时认为，中国政府没有能力承担每年百万两白银的教育经费开支。李提摩太就说，那个是“种子钱”，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李鸿章就问他，什么时候能见成效？李提摩太当时回答说，至少需要20年。李鸿章就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时间。
这个对话发生在1887年。
10年以后，近代改革家王照对康有为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改变，才能实行一切新政”。康有为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这是王照跟康有为之间的一个对话，发生在1898年。
接下来是1905年，严复跟孙中山在伦敦见面，他们两个在讨论时局，严复就跟孙中山说：“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严复说，要改革，应该从改革中国民品民智开始，教育首当其冲。
孙中山回答，“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你是思想家，你谈你的教育理想，我是实业家，我干不了这个事情。这事发生在1905年。
对于上面这三个对话，我一直在理解，这真是中国历史上极其可怕的事情。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李鸿章是洋务派的代表，康有为是维新派的领袖，孙中山是革命先驱，李提摩太是传教士，王照是改革家，严复是思想家。前三者皆为杰出的政治家，后三者都是思想家。
他们明白教育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以及对人的重要性，但思想家与政治家在教育理念上完全不同。
教育理想与政治现实主义之间，往往有难以逾越的鸿沟。
教育变革
德鲁克本人身处教育领域，一直在教书育人，他教过很多学科。
在1917年他8岁那年，根据他的描述，当时人们仍然把一个人上学受教育理解为“不劳动”、不工作。
传统上大多数人认为，一个人一旦受过教育，就会放弃锄头，不愿意做体力劳动；有一个词大家熟悉就是把学校视为“闲暇”，这是欧洲古典语言学里的一个典故，意味着人去学校学习，就不再劳动了。
▲ 德鲁克
德鲁克的《明日地标》发表于1957年。
德鲁克指出，1950年代末，知识对社会的意义和影响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不再把受教育是看成是不工作，而是把它理解为一个工作。
教育程度高的人，应该被视为社会的核心资源。
教育应当成为一个国家的优先国策，它供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团、一个组织；它成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军事，甚至是政治潜力的重要衡量标准。
德鲁克这样描述在我看来在当时已经很超前了。他指出一个“新现实”：每一个个人所受的教育如果无法令他充分发挥潜力和优势，那么就很难使一个发达的社会和经济体充分有效地运作。教育不足的地方，经济负担会加重，而且没有生产力。
而在任何新型组织里，知识工作跟生产力的关联度都特别高，这不光适用于那些可见的生产领域的工作，也适用于愿景、知识、概念相关的工作。按照中国人的话，叫“劳心之作”。
劳心之作跟劳力之作有区别，但并不等于它不重要。这是一个“新现实”和新型组织里发生的事情。
很多人想知道，知识型社会在中国什么时候到来，我估计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会那么快。这是关于教育的变革问题。
教育作为资本投资
德鲁克有一个理念，教育是一种资本投资。
我不懂资本，也不懂投资，只关心教育。教育作为资本投资应该属于管理学里的一个新理念，它主要是描述教育是一个核心的资本投资，大多数其他资本投资的成效和生产力都必须依赖教育的成败。
这个观念让我很震撼。
教育者通常不会信任甚至不喜欢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讨论教育，他们主张教育的产品是每一个个人的卓越、知识、责任感，而不是商品和服务。所以从人性的标准去衡量，才是真正的教育的标准。
德鲁克有一句名言：“如果有人试图给教育贴上金钱的标签，那他真正的意图一定是在贬低教育。”
我很理解他，教育与大多数投资不同的地方，应该是指向人、人的能力，胜任力，奉献精神。德鲁克理解这种资本投资，真谛是把命运压在教育上。
这种把教育视为资本投资的观念，我觉得很多人是能够想明白的，特别是人文精神强的人。
教育的目的
德鲁克讲教育的目的，他引用了很多有意思的例子。
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问：“教育是为了什么？”在教授来说，这是不得了的愚蠢问题。教育不是为了什么，应该问：“教育是为了谁？”“为谁”与“为了什么”，这是不同的两个问题。
德鲁克的结论就是教育是为了人，而不是为了某一个事，某一个物。
教育的产物不是知识与学历，也不是技巧能力，不是工作成功，不是金钱和商品，教育的产物一定是人，是人能够获知知识、技能和美德，是人能够获得工作和收入，是人生产出其他产品。
只有人能够学习，也只有人能够受教，每一个老师都知道如果有学生突然间开窍，那是老师最大的教育成果。
这也是德鲁克的一个理念：成果是在别人那里，在外头体现出来。在老师和学生关系上，老师施教的成果不在老师，而在学生。教育的成效是能够帮助学生自己吸收、汲取东西，而不在于老师输出了多少。这才是教育成果的一个标准。
我们不能把教育变成一个非人格，非个性的机器，应该在育人。
德鲁克总结了西方教育的三大体系：
一种教育是培养领袖人物，这个是英国公学的社会目标。一个教育体系不是硬要你做什么，而是取决于社会目标是什么，然后来形成自己的教育体系。这其中就包括牛津、剑桥，这些都是在培养个人的自制力、责任感和品格的学校。
第二种是像美国教育的目标，主要是强调学生、老师的主动精神，尊重、合作、公民意识、积极进取，培养负责任的公民。我们看到美国的教育在这个方面很成功。
第三种是欧陆的教育，是培养人文主义，有学问的人。
此外，这三种体系里面都含有为个人谋生，为职业生涯做准备，谋生手段和生计之活，是职业上必须有的，这也是他们共同的特点。
所以教育的目的在于突出社会目标，简而言之，就是你想要什么样的社会以及你想让社会成为什么样。
德鲁克说自己教过哲学和历史，但是在开始研究和教授管理学时，才明白管理学涵盖的人类价值观、行为、社会秩序和知识的探索，所以他把这些内容视为教育很高的目的所在。
在我看来，德鲁克理解的教育的目的：一个是“为人”，一个是“为人”。
都是同样的中文，前者“为人”是指to be a human，后者“为人”是指for human beings。我觉得这就是教育的目的。
教育承担的社会责任
最后一点是关于教育承担的社会责任。
在德鲁克的社会生态学研究的很多问题里，都涉及责任（responsibility）的问题。可以总结一下，德鲁克谈教育的责任问题，有几个方面。
首先，最最重要的，教育必须要教导负责任的公民意识，让每一个人明白自己的社会身份，形成一种公民意识。
第二，要学会让每一个人懂得自我管理。我觉得这一点真是太妙了，教育别人不是学会指手划脚，而是教导和培养大家懂得自我管理、自律和自觉。
第三，主动为自己的社会行动担负起责任，比如教育程度越高的，担负的责任就要相对重一些。社会必须要求受教者做出承诺与奉献。受教者都要经常问一个问题：我受了教育，意味着“我能贡献什么”；而不是我受了教育，“对我有什么好处”。
这是两种不同的态度，德鲁克支持前一种态度。如果一个人受了教育，他应该在各方面不断问自己，我能贡献什么，这种态度就是负责任。
最后一点，是关于社会必须要求教育者负起责任。这种责任德鲁克引用了三个词，我非常喜欢。社会对教育者最重要的要求是：教育必须要对“美好的人”、“美好的生活”、“美好的社会”充满理想。
我觉得这很有人文精神。我理解德鲁克的博雅管理，是不是按照中国话来说就是充满人文情怀的一种状态？
教育要培养美好的人，要推动人们的美好生活，要创建一个美好的社会。
这种描述充满理想。这就是教育很纯粹的理想，这其中没有金钱关系。所以“高教育社会”（the educated society），我有时愿意说成“有教养或有理智的社会”，必定是为了美德而教，必定是以创造对美德的渴望作为目标。
德鲁克讲过一句话，“一个人如果不致力于教出美好之人的教育，那么他会沦为卑鄙和愤世嫉俗”。大家都知道，卑鄙和愤世嫉俗不好。除非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具备美德，否则就有可能沦为怪兽，会成为极其恐怖的力量。
当一个人接受了教育，却不幸丧失伦理价值观与道德责任感，甚至还为邪恶势力去卖命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就已经从教育的本质意义与纯粹的理想中堕落了。
因此，德鲁克强调教育者需要一个精神价值观。我觉得这个词大家很熟悉。精神价值观对一个人在生命上的认知和建设是非常有益的，精神价值观会帮助人们重新做一个负责任的选择，并且为这个选择付出代价。
这就是为何我认为教育是战略问题。
今天，我先谈晚清的三个故事，然后谈德鲁克在教育方面的真知灼见，至少我个人是非常非常认同，非常敬仰。
他在50年代末提出来的对教育变革和远景的一些看法，非常了不起；7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温这些理念，依然是充满新颖与活力，充满了新的内涵，新的理想，包括对我们内心的一种震慑，我觉得非常有益。
作者/陈驯，2011年开始研究彼得·德鲁克的管理思想，推崇德鲁克的博雅管理理念，提倡管理是一门“人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