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专家在《科学》上预测，全球可能需要间歇性地“保持社交距离”直至2022年。新冠疫情蔓延对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截至4月24日，已有超过191个国家实施了全国范围的停课，停课学生人数已达到15.7亿人。
如此大规模的瘟疫在人类历史上十分鲜见，全球教育系统几乎停转，各国学校迫不得已，纷纷开展线上教学，这也是人类教育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线上教学尝试。
各国高校都遭遇冲击，新冠疫情或将永远改变大学教授模式。
后疫情时代，大学需要做出四大改变。
01
大学急需拥抱技术
网络公开课已经存在了数年时间，但技术对大学教育的改变并不明显。事实上，高校在2020年来临之前一直对网络公开课浅尝辄止。
许多大学都只是象征性地开设几门网络公选课，就如美国斯坦福大学不愿意提供MBA的网络课程一样，很少有高校愿意在网络上提供自己最热门最负盛名的学位的课程。
这是因为，如果大学完全对在线教育敞开怀抱，可能会导致很多教职工变得多余，降低名校学位的独家性，冲击名校的吸引力、也威胁到校园这个物理空间的存在。
另外，许多师生都对线上教育的有效性感到怀疑。实际上，线上教学从未成为过现代教育的主要实现方式，这也与传统面授教育的独特性有关。
疫情发生之后，许多老师由于不熟悉线上操作，对线上教育感到慌乱和不适。他们可能认为，疫情一结束，教育又将回到原来的模样。
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如同人类历史上每一次严重瘟疫一样，疫情将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深刻地改写社会的形态。
而大学教育也是其中之一。
在疫情之下，被迫式的在线教育开始探索新的模式。
纽约大学提斯克艺术学院有教授戏剧课程的教授，利用VR技术让学生们在虚拟场景中进行表演；斯坦福大学的音乐教授用软件为学生提供与不同音乐家一起表演的机会。
教育科技公司也在快速开发和完善线上教育平台，在线教育平台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教育的技术变革空间依然巨大。
去年，《福布斯》评出2020年十大数字变革趋势，这其中许多内容，如大数据、人工智能、5G、区块链、机器人等，都有可能对未来的教育教学产生影响。
比如未来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搭建教育平台。
它可以记录学生在校学习的一切信息，比如档案、作业、成绩，甚至学习时间，特长爱好等等；然后根据这些信息，预测学生的学习偏好、学习效果、学习薄弱环节等；最后针对每个学生的情况，输出个性化推送、职业发展、专业发展等。
这种技术还能建立3D模拟图、搭建VR智能教室，将抽象的学习内容可视化、形象化，为学生提供沉浸式学习体验，提升学生的接受度。
VR实验室也大有可为。
VR实验室不消耗器材，也不受场地等条件限制，可重复操作，并且它绝对安全，不会因操作失误而造成人身事故。那些没有条件做的实验、不能让学生做的实验、学校没有经费做的实验等，都可以用VR实验室解决，比如核反应实验，含有有毒物质、放射性元素的实验等等。
可以想见，如果未来VR教学得到普及，学生可以突破许多限制，更方便直观地学习。
艾媒咨询2018年的一份报告显示，人脸识别技术、智能作业批改、AI老师、助教等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已经运用到在线教育的多元场景中。
但一直以来，人脸识别技术饱受争议。通过对学生微表情的监控，来评估学生的课堂专注度，分析学生的课堂表现。学生上课期间时时受到监控，任何一点小动作都会被记录在案。
此类监控式技术是非常值得警惕的。这样的技术可能会侵犯学生的隐私权、压缩学生的自由空间，增大学生的心理压力，分散学生的注意力，形成表演性人格等等。另外，学生的数据安全问题也需要充分考虑。
大学应该敞开怀抱迎接新变化、新技术；同时也需要组织专家充分讨论，谨慎选择。不能让科技的使用变成过度监控、利益输送和权力寻租的温床。
疫情之后，大学普遍尝试线上教学，或许能够帮助科技进一步渗透到高等教育的日常之中，加快两者的结合。
教师的线上教学所面临的种种不适，其实是谋求技术更新和完善的良机，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加合理、方便、实用的线上教学平台和功能，高校也需抓住机遇，及时拥抱变化，做好更新设备、引进理念等工作。
02
大学应当促进就业
技术进步对社会的改变越来越显著，大学进化的相对滞后已经越来越明显。
在这次疫情中，很多社会企业能做到随机应变，因应变化，但高校一直因陈旧的思想观念和课程体系而备受批评，这次疫情也反应出高校加强变革观念的迫切性。
在线教育不仅仅是将传统教学转移到网上，它更需要进行基于信息技术的教学范式变革。只有顺应新环境、适应新变化，才能进一步实现自身发展。
另外，疫情之后，全球都会进入一个波动期--中美贸易战、疫情带来的全球经济萧条危机、慢全球化、单边主义兴起，大学需要强化自己的变革观念，应对国际局势变化对大学的影响。
经济的发展需要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倚赖大学。然而一直以来，大学的课程设置与社会需要严重脱节。
在大多数国家，大学经常不能教给学生雇主想要的技能，导致许多学生在毕业后面临就业困难的尴尬局面。
一面是大学毕业生年年攀升，一面是许多企业找不到合适的人才，特别是新兴产业的企业。
在疫情中，这种情况被加剧了。新冠疫情给毕业生的就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王辉介绍，2020届高校毕业生874万人，同比增加40万人，毕业生人数再创新高。
然而受新冠肺炎疫情、经济下行压力等多种因素影响，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许多企业处于停滞或者半停滞状态，招聘需求大幅缩减。
面对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的经济低靡、就业困难，高校应该抓住机会推进课程变革。根据社会发展、社会需求调整专业课程设置，让学生毕业后更掌握更多雇主需要的技能。
中国教育学会副秘书长高书国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应该）建立企业大师与高校名师相互结合、融合，共同参与课程开发。让最先进的知识、技术、工艺体现在高等学校课程体系中，进入高校课堂。”
比如英国，计划将于2021年成立伦敦跨学科学院，将摒弃传统的学科，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标，围绕持刀犯罪、儿童肥胖、棕榈油供应链、塑料污染等跨学科问题来设置课程。
我国高校也应多方面探索课程改革，调整不合理的课程结构。
为了能让学生毕业后顺利就业，大学必须拥抱最新的知识、技术、工艺，让学生了解最新的行业发展状况，比如开设新兴课程、新兴专业等等；
为了面对快速的技术更迭、市场变化，也必须保证学生拥有足够的底层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创新能力、自主学习能力。
另外，为了辅助教师开设新兴学科，高书国建议，“成立专门的新兴学科课程开发与课件汇集统筹专家小组，通过网络在大学间建立教师分享教学课件内容激励机制，构建理论库和案例池。”
从这方面来说，疫情是一个打通大学课程与社会需求的好机会。
03
大学应该当好师生的避风港
疫情给高校的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疫情期间，由于医院床位不足，武汉部分高校被临时征用来收治确诊新冠的轻症患者。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学生反映，宿舍被征用后，桌面和柜子中的物品被清空，学生的私人物品被乱丢在地上。
虽然该校随后发文称，被丢掉的东西是一些看起来没用的东西，并承诺可以赔偿学生的损失。
但实际上学校并没有权力替学生决定什么物品可以扔、什么不可以，这一不尊重学生私人财产安全的举动，暴露出高校管理能力的不足。
尊重和保护自己的学生、教师和员工，是高校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的一个突出体现。
在疫情初期，高校纷纷推迟了复课时间，避免学生返校发生聚集性传染。
2月1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两名学生因提前返校被学校予以警告处分。
学生心里也有苦衷，有该校的同学评论说：学生很有可能是因为有毕业论文的实验要做，才不得不冒险返校。
因学生提前返校而处分学生的事件不是孤例，中南大学、湘潭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学校，都有同学相继表示有校友因为提前返校被处分。
这其实是学校与学生之间缺乏信任和沟通导致的。
如果学校能够提升自己服务学生的能力，想学生所想，为学生解决实际困难，与学生建立起信任感，那么学生在遇到问题时就会想到先与学校商量，寻求学校的帮助，而不是在疫情期间冒着生命危险偷偷返回学校。
而现实情况是，大多数学校的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依然十分不足。学校的行政人员大多擅长踢皮球和下命令，缺乏变通，更谈不上有服务精神。
学生和老师的实际问题常常被忽视，疫情带来了时代的龙卷风，而学校却当不了替学生和老师遮风挡雨的保护伞。
疫情对于高校来说无疑是一场大考。在疫情中，高校如何面对疫情严重地区来的学生？是否只是被动地收集师生的体温数据，有没有给予自己的师生实质性的便利和保护？高校为需要继续工作研究的教师和学生提供了什么服务？这些都是能够帮助高校提升自己的服务能力和管理能力的思考题。
04
大学和知识分子应重新成为“社会的良心”
大学是由追求真知的学生和老师共同组成的，是知识分子的聚集地。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中智识最为卓越的一群人，有义务承担起为社会发展摆正方向的责任。
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启蒙者、先行者、引路人，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深刻的批判意识，能够为社会公义大声疾呼，勇于批判和挑战一切愚昧、无知、落后、不合理、不公正。
然而疫情这个极端事件暴露了问题。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警示灯和引路人的作用失效了。
最初前往武汉的一批专家学者被质疑只顾着发表论文，并未向民众预警。
疫情爆发之后初期，中国学者在国内外权威期刊上发表了十多篇论文。这些论文中提到的研究数据和信息有些甚至早于官方对外通报的时间。
一时间，一些专家学者只顾发论文，将民众的生死置之不顾的讨论甚嚣尘上。
2020年1月29日，科技部发文强调，专家学者当下应当将防疫作为重中之重，不该把精力放在论文发表上。
在灾难来临之前警示民众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更是知识分子应当承担的责任。
在重大社会事件中，知识分子应当冲破阻碍、坚持发声，充当意见领袖的角色，起到引导社会舆论、启发民智的作用。
但近年来，民众观点和声音产生巨大的撕裂，在这次疫情中亦然。面对网络舆论愈发两极化，知识分子的声音十分微弱，远没有形成知识分子声音的群体共振，而公民社会亦是十分遥远。
另外，高校在疫情中没有起到组织社会援助的作用。
武汉爆发疫情初期，由于相关机构和部门物资调配效率低下等问题，很长一段时间，武汉各大医院都处于物资短缺的绝望之中。
主动承担起募捐和分发物资，为医院解燃眉之急的是各大高校的校友会。
例如，华中科技大学校友会迅速行动，将50个校友会、3万余名校友的5亿元的物资与捐款，投入到了抗疫一线。
实际上，高校完全有能力承担起这一责任。
高校的社会影响非常大，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和声望，它所能调集的资源大大超过学生自发组织的校友会。
高校完全拥有服务社会，筹集防疫捐款的能力。
但高校在疫情中并未充分调动其潜能，很多学校校方仅仅做了公关工作，比如发表公开信，说“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等等。
无力组织或者没能组织如此高效的募捐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暴露了高校组织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的不足。
最后，也是对于全球解决疫情危机最重要的一点，大学应在全球重大公共健康问题上主动担当、发挥积极作用。要善于把研究成果推向学生、业界和社会大众。
疫苗的研发需要依靠大学强大的科研机构和学者的研究。根据BBC在5月8日的报道，世界卫生组织网站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有超过120个正在研发的新冠病毒疫苗项目，有8个已经进入临床试验。
能否带领人类顺利走出新冠疫情的阴影，大学正在作出自己的努力。
席卷全球的疫情给高校出了几道并不容易的考题，高校能否及时反应、合理接纳新技术、改革课程设计、促进教育与产业结合、促进学生就业、提升管理能力和服务能力、承担社会责任这几个方面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还需要所有人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