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的定义和特点：“并非阶级的划分”，而是“自我满足”。大众“一再强调自己的平庸，还声称平庸是一种权利”“不服从任何权威”、“懒惰而安于现状”、“以为文明的成果就是在那，从不思考文明的成果哪里来，自己能为发展文明而做什么努力，他们就是一味的攫取现成”。
（一）
需要警惕的“大多数”
作者：唐山
本书很早就译介到国内，就我们所知，大概已经出了3种版本。很遗憾的是，它一直没能引起公众的足够注意，事实上，本书的震撼力较《乌合之众》更大。
《乌合之众》是一种描述性、经验性的写作，它揭示出人一旦成为群体，就会放弃责任感，从而使智商、情商空前降低，在众人的纷扰下，会做出种种可怕的事来。
本书《大众的反叛》则从哲思的角度，将全部人类史串联了起来，在奥尔特加？加塞特看来，人类文明正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即：大众的反叛。
不错，每个大众都是以个体的形式出现的，但他们却秉持着大众的名义与特色--他们不再坚持独特性，而是都在以别人为标尺，主动地改变着自己的行为。如果说，人类曾有的思想、文化、娱乐带有鲜明的贵族特色的话，如今太多的人挤了进来，他们并不明白其中的乐趣，他们闯入，仅仅是因为“别人也如此”。
以音乐为例，太多的家长责令孩子们从小学习，带着他们报这个班、那个班，可家长们真的喜欢音乐吗？真的了解音乐对生命的意义吗？事实上，他们中很多人是标准的音乐盲，他们这么做并不出于对音乐的热爱，而是对未知事物的恐惧--既然别的孩子都在学习，那么，我的孩子也不能落后。
大众在旅游，但他们并不明白旅游的意义，他们感受到的只是脱离工作的休闲；大众在写作，但他们不喜欢温文尔雅，他们更喜欢“带劲儿的”；大众在思考，但他们不会为此去阅读和学习，他们把争论变成一次自我的认同的机会，他们血脉勃张，可却没发现，他们讨论的是一个伪问题……
文化原本是人类社会中少数人的事，所以它缓慢、美好、凝固且休闲，它本身具有反社会、反发展的一面。然而，大众闯入了，他们做出一副欣赏的样子，然后便动手加以裁剪--他们认为“有用的”，就统统被弘扬，而认为“没用的”，就统统被砸烂。当文化也被裁剪成流行时装，则它的创造力事实上已经被阉割掉了。
人类越进步，则大众越僭越。当大家都在同一水平线时，一个社会的张力何在？还有什么推动我们进步呢？如果一个社会没有来自文化、阶层、理性的压力，这个社会又怎样来防止腐败、防止停滞呢？
事实上，大众的反叛并不仅仅出现在狭义的文化领域，而是出现在几乎所有领域，现代社会很容易走入这样的错觉中：精英即压迫。于是，当一切精英都被消灭之后，则我们还有进步的必要吗？还有追求更美好生活的目标吗？我们会不会因此而走向迷茫、封闭和自欺？
以大众的名义伤害大众，以文化的名义灭绝文化，奥尔特加？加塞特为我们展示了人类文明的一种可能。
（二）
贵族创造 大众毁灭
作者：大道隐于市
大众的定义和特点：“并非阶级的划分”，而是“自我满足”。“一再强调自己的平庸，还声称平庸是一种权利”“不服从任何权威”、“懒惰而安于现状”、“以为文明的成果就是在那，从不思考文明的成果哪里来，自己能为发展文明而做什么努力，他们就是一味的攫取现成”。
与之对应概念是“贵族”--精英，这一概念不是具体是传统社会阶层意义上的贵族，作者更趋向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贵族是“勤奋的”“竭力追求高超与己，优越与己的准则，并欣然接受秩序与法律的权威”。
“随心所欲是平民的生活方式，高贵的人追求秩序与法律”（歌德语）
“对贵族的误解：贵族意味着世袭的高贵血统，这样他就沦为？？？？？一种静止的、消极的身份与资格，不需要付出艰辛努力就可以获得与转移。但是，贵族一词是动态的，贵族名号暗含了一种为了赢得声誉而作出的巨大努力。世袭如一面镜子，只能反射出他、已经去世的父辈们月色般的高贵 。它激励着他的后裔努力保持一种与其祖先持平的成就？？？？在中国古代，传统次序恰好相反，但这也更合乎逻辑：子不因其父而贵，而祖先因其子嗣获得贵族身份而沾濡荣耀，他个人的努力使他低微的祖先得以彰显。”
这段话精妙论述了中西贵族文化的差异，洞见中国贵族文化“光宗耀祖”这一特性，反映了作者深厚学识和功力。
大众的反叛：“大众开始占据最高的社会权力”“最近发生的政治变革全然意味着大众对政治生活的支配？？？然而，今天我们正在目睹一场超级民主的胜利（hyper democracy），在这种民主当中，大众无视一切法律，直接采取行动，借助物质上的力量把自己的欲望和喜爱直接强加给社会”。
这是文章开篇是做的一个总体概括，也是全书的主题，我认为第八章“为什么大众要干涉一切，为什么他们的干涉总要诉诸暴力”是本书的精髓所在。
“大众根本不愿意诉诸理性或者试图表明自己是正当的，他们仅仅是要决意推行自己的意见？？？？社会沟通的最高形式就是对话（thedialogue）？？？？欧洲正在与讨论和对话绝缘，对各种形式的社会沟通与交流（议会辩论、科学探讨）的反感？？？？这表明欧洲人正在绝弃一种建立在文化基础上的公共生活，也就是服从于标准的公共生活，而向野蛮蒙昧的公共生活蜕变，为了直接实现他们（大众）渴望强制推行的措施，他们公然抑制一切规范的程序。心灵冥顽与封闭促使大众干预公共生活的一切方面，同时也不可避免导致他们采用一种单一的干预方式，那就是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
“暴力是被激怒的理性，也应该是最后的理性？？？？？文明不过是试图把武力变成最后手段而已。但对于直接行动，我们现在已经清楚看到，它正准备颠覆一切秩序，并宣称暴力是首要理性，甚至是唯一理性，要求废除所有规范，取消介于我们目的和效果之间的一切中间过程（谈判讨论协商）”。
“大众参与公共生活，直接行动是大众屡试不爽的管用伎俩”。
“直接行动”的概念是作者对于大众反叛严重后果的精确概括，这一概念解释了很多暴动和所谓革命的恶果，它们除了破坏一切，造成恐怖和杀戮，把文明打退回野蛮之外，不能带来任何进步。中国历史的农民战争就是“直接行动”很好例证，一次次农民战争伴随着王朝更替，农民战争打垮了旧政权，却建不起真正的新秩序，只能为新的王朝提供短暂的警示作用而已。
太平天国和捻军等部的起义和清朝的镇压发生在中国人口已经达到空前的4.3亿的时候，最剧烈的战争和破坏恰恰是在中国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进行的"，"1851年至1865年这14年间总人口减少了1.12亿，下降了26.05%。（"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251、25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
农民战争的目标很多只是幼稚而低水平的平均主义经济，分配土地的主张都流于口号了，农民战争实际作为往往是劫富不济贫，抢夺金银、地盘和女人，然后再算计摸爬滚打成为最大的特权者压迫者——皇帝，根本不会考虑怎么能保证天下农民不再受压迫，有没有打破地主农民世代仇恨的可能，有没有比吃饱穿暖更富裕的生活。
农民战争对于中国历史的进步毫无作用，甚至有阻碍作用，农民这个“大众”追求的低水平性和表达诉求方式的野蛮性，造成中国统治者为了安抚这些危险的“大众”，不断加强“重农抑商”，自我封闭，加重残酷刑律，相反富裕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平协商的民主制度，人人平等的法律精神和中国就渐行渐远了。农民战争再爆发一万年也发不出中国的富强。毛的战争就是变相的农民战争，因而他的思想只能实现“改朝换代”后的短暂的“大治”局面，但不能使中国真正富强。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恐怖，法西斯主义，巴黎公社，当然还有主张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共产主义等等，他们都曾喧嚣一时，可历史证明这类“大众反叛”是不会有真正作为的。这类行动都违背文明的前提。
“文明要求都有一个根本前提，那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关心他人，替他人着想。文明的第一要义在于共同生活的意愿。一个未开化的野蛮人是不会考虑他人的，野蛮就是离群索居的倾向。因此，野蛮时代就是人类分散而居，老死不相往来的时代；是各个小群体滋生繁殖，相互隔绝、彼此敌对的时代”。
作者是从全球史观的高度来表述近代文明新特征--博爱精神普及化。博爱精神是西方近代重要思想，在诞生以来尽管受到各种非难和曲折，特别是二战的种族灭绝最为丑陋，但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博爱精神也在升华和扩散，逐渐得到全人类认同。在全球范围内种族歧视的消减，黑人、犹太人的权利逐渐被保障，大小国家平等友好相处，赤裸的吞并和侵略遭会到全世界的抵抗。
原来只对本国人、本族人的特定“关心”普及到他国、他族上去，对人的关心还远远不够，对大自然的关心早就也成为全球共识，不仅保护生态，西方先锋者在为保护动物权利和尊严，禁止皮毛生意和动物实验而斗争，所有显示出人类普遍文明的进步--关心他人。“大众”是缺乏这种关心他人的理念的，“直接行动”使用暴力目标不是恢复良好秩序，而是没有秩序；不是再造共同和平，而是你死我亡的零和游戏，生存权的单一化。
“自由民主政体是间接行动的典型，公共权威尽管强有力，但自我限制。自由主义是宽容的最高形式，它是多数人承认少数人的权利。它宣告了一种与敌人--哪怕 是孱弱的敌人--共存的决心。”
作者精辟分析了自由民主政体的核心价值，政治选票、生活自由之类都是表象，宽容才是自由民主的内在性格，也是自由民主政体长盛不衰的要诀。中国历史是及其缺乏宽容精神的，长期的专制文化传统的荆棘中长不出允许异端的、不顺从的、新鲜的事物生长的绿草坪。
作者认为是今日欧洲之“志得意满的时代”造就了“大众人”，大众成为了时代的“被宠坏的孩子”，大众不求上进，安于现状，对“纯粹科学”（理论科学和尖端科学）热情消减，满足于重实用、重经济效益的“经验科学”（具体技术）。
“自由主义必须被超越？？？欧洲需要保留基本的自由主义，这是超越自由主义的必要条件。”针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自由主义已经“衰亡”，要有新的理念（比如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取而代之的看法，作者提出 “保留超越”，看到自由主义仍有强大生命力，但改革也势在必行。
All life is the struggle, the effort to be itself. 一切生活意味着为实现自我而奋斗。
作者发出警言，欧洲人安于享受现成的文明成果而不思进取，让作者痛心，“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安乐是欧洲的毒药，可能使欧洲“大众化”--普遍的平庸化，最终导致欧洲不但失去文明的优势地位甚至蜕化为“野蛮人”。
对于自由主义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作者开始大谈“the truth of destiny”（命运的真理）。作为历史学家，将问题的解决和动力归咎于“命运”，我觉得很荒诞。命运这类说法和马克思的“客观规律”一样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属性，近似宗教的神之意志，把人的地位和作用渺小化和无力化，我十分反感。
学者论点如果带有这类宗教式绝对化倾向，我认为这种学者思维和论证及其轻浮和狂妄，难以取信于人。作者奥特加不算是纯历史学家，若算是政治学家，“命运真理”即使出自政治学家之口，那么作者更像是煽动家而非杰出政治学家。
科学分科越来越细化和专门化，科学家只专注于自己研究范围内的小领域，而对其他重大文明成果，比如政治学、艺术、社会学知之甚少，这些人的社会责任感蜕化，科研单一化，在他狭小天地里他是“专家”，相对其他问题上这位专家又是个冷漠、愚昧、顽固的“野蛮人”，有成为“专业化的野蛮人”。作者呼吁警惕科学界的“大众化”，今天21世纪科学更加细化和分工，这一警告不无启发和前瞻性。
“大众相信自己就是国家，他们越来越倾向于寻找各种借口发动国家机器以压垮那些富有创造力的少数人。墨索里尼叫嚣：一切为了国家，国家之外一无所有，没有什么事物可以反对国家足以证明法西斯主义是典型的大众行动”。
大众参与社会活动更加积极，国家政治被大众有可能以民主的名义绑架，事无巨细，动辄以“国家利益”名义歪曲是非，强占个人生存空间，打压个人意志和创造力，而执行这类行动的人往往是“大众化”的平庸人，或暴民或无知官僚或贪婪政客。
文革中疯狂迫害知识分子，数量巨大的“无知者”们（工人学生农民等等）以折磨文明传播者“知识分子”为乐趣，国家为他们的变态行动撑腰，社会形成以暴力为唯一交流方式，以无知愚昧为最高荣誉，以个人崇拜为信仰，当时的全中国“大众化”程度之深，使国家文明倒退到野蛮社会之剧，足以证明以国家名义进行“大众运动”最为可怕。作者警告：最大的危险--国家。
“统治（RULE）是指人与人之间那种稳定、正常的关系，它决不依赖于强力。统治是权威的正常行使，并且常常以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为基础。没有什么人能够依靠雇佣兵进行统治。拿破仑从未真正统治过西班牙。”
“塔列朗对拿破仑说：陛下，您可以借助刺刀做一切事情，但您无法靠它们安坐。”“统治不是攫取权力，而是平静地行使权力。统治是安然稳坐。国家是一种意见的状态（the state of opinion），即各种意见的一种平衡状态。”
这些关于国家治理的分析点出了现代国家现实政治中治理的有效方式--权威和意见的安稳平衡。
“一两个蕞尔小邦，在地球上某个不起眼的角落里踮着脚尖，声嘶力竭地指斥欧洲，并宣称欧洲在世界历史中已经失去了霸权地位。”
“这些大众民族却认定，欧洲文明所蕴含的那套标准体系已经破产；但是，他们却没有能力创造出一套新规则”。
作者的两个预言——
（1）当时“西方的没落”“欧洲的衰弱”各种消极悲观情绪弥漫，其中一些看法有着理论和实践的依据，作者也跟着做了预测。“倘若有谁能够取代欧洲的话，纽约也好，莫斯科也好，相对于欧洲来说，都是没有新奇之处。它们同是欧洲秩序的一部分；一旦同其部分相分离，它们就会失去其意义”。
（2）真正有效阻止欧洲衰落，维持欧洲的“权威”，能对抗“大众民族”“新兴民族”（NEW PEOPLE）的方式是欧洲突破历史的隔阂，民族的分歧，形式的困扰，地理的阻碍，打破“民族国家这一最大障碍”，利用欧洲共同文化共同诉求这一强大基础产生“超国家的欧洲（the supranational Europe）”。
“如果我们列出一份当代西方人精神储存的清单，包括意见、准则、愿望等，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很大部分都来自欧洲共同遗产，而不是法国得自法国，西班牙得自西班牙，我们起码有五分之四精神财产属于欧洲的共同财产”，“欧洲变为一种国家观念时刻已经如期而至”。
“一旦有一天‘欧洲合众国’诞生了，那么欧洲的多样性形式上大一统所取代”。当时欧洲（1930年）形势复杂不明朗，各种势力轮番上阵表演，最后演化为人类历史最丑恶最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立和仇恨主导了欧洲人们的大脑，迷惘和失望占据了欧洲人们的心灵。作者在那个特殊年代敢表达“欧洲合众国”的想法一定会被人讥讽为“痴人说梦”，法国德国彼此世仇如何化解，英国孤立主义怎能放弃，哪种语言法语德语英语拉丁语才算欧洲国家语言？种种疑问，仲裁者只有一个--历史。
作者当时并不认同美俄会取代欧洲成为“世界权威”，作者说类似看贬美俄的话时是带着醋意的，又留恋于昨日欧洲的权威地位和荣光。遗憾的是，在作者说这话20年后，人类历史上许久未见的“世界帝国形态”重新出现--美苏全球争霸，（上个“世界帝国”是18世纪中期1763的英国，拿破仑的暴力帝国和二战的德日一样不算数）欧洲衰落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帝国形态”消失上，即对全球控制力的减弱，而非真实的精神、物质文明的衰退、落后。
与作者对美俄误解和低估形成有趣对比的是，作者给欧洲指的路--“欧洲合众国”，看似超前、宏大、又富于幻想，后来欧盟的发展历史和现状证明作者的预见是天才的杰作，欧洲在二战后废墟上反思，在美苏争霸的夹缝中求生，思索了自己“重生”的方式，终于走上“超国家形态的欧洲”道路——欧盟，基于地理临近和文化交融、经济合作的欧洲联盟，再次成为世界文明的执牛耳者之一，不论在外交、经济、科技、文化领域，都有着重大操作权和与新老强国谈判的话语权。
上面预言的一反一正结果的表现了历史学意义中“预见性”的特质是不能低估也不能高估。真正历史学家不是宗教先知或是煽动家，动辄开口狂妄预测未来，历史学家需要求证和理性思考，然后才能做谨慎推测。过于精确和肯定的对未来的预测做的像一副栩栩如生图画那样，往往是荒诞小说。
历史学价值在于努力趋近真理，这种努力过程值得钦佩也必定有收获，但动辄扬言获得了“真理”的人，最终被伟大的历史嘲笑。历史学是排斥“真理”“命运”“客观规律”这类绝对化概念，这种概念是文化独裁主义表现。历史学可以借助数据、模型来论证，但不能机械化、模式化，更不能把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的精确性生硬等同起来。因此，我很欣赏波普尔说的科学的可证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