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缺乏系统监管制度的情况下，大量网络互助平台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2018年，互联网巨头的纷至踏入使得网络互助平台产生革新，平台数量得以稳定到两位数。
2020年9月7日，银保监会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局发布理论研究文章《非法商业保险活动分析及对策建议研究》，文章指出：网络互助平台本质上具有商业保险行为的特征，但却由于缺乏监管主体与标准，现已成为民众投诉的重灾区。
此文出台，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网络互助平台纷纷发声，积极回应，表示将顺应监管。那么，网络互助的定性究竟是什么，为何会缺乏监管主体与标准，本文将尝试分析一二，以供读者参考。
网络互助平台
网络互助平台的沿革
网络互助是依托于互联网产生的一种新兴金融模式。公众可通过向网络互助平台支付少量费用而加入互助的项目，当被救助的条件成立时，同项目的其他会员以支付的费用为其提供经济上的帮助。
2011年，后更为“康爱公社”的“抗癌公社”是我国第一家网络互助平台，但由于那时的规模与影响较小，并未吸引到充分的社会关注。直至2016年，超过300家的平台数量使得该行业在风光无限的同时不断滋生乱象。
在缺乏系统监管制度的情况下，大量网络互助平台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2018年，互联网巨头的纷至踏入使得网络互助平台产生革新，平台数量得以稳定到两位数。
事实上，这种互助的模式在古埃及时期便已存在，因危险建筑工程的需要，工匠们不得不成立互助组织，成为互助组织成员的条件是缴纳少量费用。当有成员因建造工作而死亡时，互助组织会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支付死亡成员的丧葬费用。这种抱团平摊风险的方式正是商业保险的原始形态。
互助模式在古埃及时期便已存在；网络互助的性质
在网络互助平台成立之初，有观点认为，当事故出现时成员之间的相互帮助是对弱者的帮扶，具有明显的慈善性质。但是，少量的公益性质无法掩盖网络互助平台的盈利性，成员之间的相互帮助是一种合同义务而非纯粹的捐赠。
正如沿革中提到的保险原始形态，我们认为，网络互助的性质是保险。且不论防范道德风险的类似，就其功能与表现而言：一方面，网络互助与保险的主要功能都在于分担风险，并由特定主体经营管理各方为分担风险而支出的资金；另一方面，无论是网络互助还是保险，希望分担风险的个体需要与特定主体签订双务合同，并为此支付少量的对价。
由此看来，虽然很多网络互助平台打着中介服务与公益性质的旗号，其本质上仍属于一种保险行为。但却因为相关制度的不完善，保监会未将网络互助认定为保险，多数网络互助平台仍试图游离于监管之外，挑战法律，以居间为名，推脱资金链断裂的法律责任。
实践倾向
在去年福建莆田的个人与网络互助平台之间的合同纠纷中，平台方反复强调自身作为中介机构的特性，不应当承担支付互助金的义务。
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形成的是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关系，被告经营特定互助计划，需要在统一收取资金后，将相应金额发放给申请互助并符合互助条件的成员。因此，被告网络互助平台应当作为给付互助金的主体。
类似的，在今年广东的一起合同纠纷中，二审法院纠正了一审法院认定的多边法律关系，认为会员之间不存在法律关系，会员仅与平台存在法律关系，平台是互助金的支付主体。
由此可见，虽然银保监会在此前未将网络互助认定为保险，但在司法实践之中，法院通过分析网络互助的行业特征与资金控制情况，都较为一致得将互助金的支付责任交给了平台方，其实质是否认了合同中约定的平台信息中介的地位。
银保监会在本文开头的文章或许正视了这一实践情况，我们对此不妨合理推测：网络互助行为或许将被纳入保险或者参照保险予以监管。
写在最后
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各大网络互助平台应当量力发行互助计划与产品，以严格的要求审查参与人的进入资质，做好承担支付互助金的准备，切勿与法律规制对立。
当然，网络互助平台的从业朋友们也不必因此悲观，从现有法律规定来看，引导其良性发展是较为明显的态势。伴随法律层面定性的明确，现有互助计划的模式将被纳入监管范畴，从而解决迄今互助计划暴露出来的赔付问题与治理问题。
作者/肖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