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类型片创作的崭新单元，不仅拔高了献礼题材的上限，而且坚守了历史题材的底线。
《革命者》剧照
最近上映的两部献礼片——《1921》与《革命者》，从主旨到形式各有所长，相比之下，由管虎监制、徐展雄执导的电影《革命者》更具突破性，它在讲述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生平的同时，吸取了以往主旋律题材的教训，不再把主人公塑造成“三头六臂、七十二变化和九条命”的超神形象，而是还原李大钊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历尽艰辛与波澜壮阔。
主创管虎表示，团队思考最多的，就是如何提升观众对这一题旨的接受度，“电影首先就是影像，守常先生（李大钊字守常）其实一生当中留下的更多是文字，他写作和开会、演讲，特别的、大的行动几乎很少见，所以从影像角度表达相对有一点艰难”。
但从实际效果来看，《革命者》不仅通过成熟的角色塑造，令一代革命者的光辉形象立体分明，并且依托打破线性叙事的剪辑，竭力呈现出往昔岁月纷繁复杂的时代氛围与人物关系。
这一类型片创作的崭新单元，不仅拔高了献礼题材的上限，而且坚守了历史题材的底线。
《革命者》开篇是讲几个儿子在时过境迁之后给李大钊扫墓，打捞了父亲在晦暗年代里深埋的墓碑。李大钊先生因何殉难，又如何被遮蔽、遗忘，仅此一节，便足以刷新观众认知。
若将所有背景、事件、人物作简化处理，脸谱化先行，便是张作霖与蒋介石南北呼应，分头屠杀革命者。然而理一下时间线：张作霖逮捕李大钊时，是4月6日，国民革命尚处于北伐时期，国共合作也尚未破裂，蒋介石着手“清党”是在12日，到临刑时，是28日，天翻地覆发生在两个节点之间。
如同片中提到“冯玉祥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张作霖要杀李大钊的直接原因，是李大钊代表苏联与国民党，策反直系军阀冯玉祥，以响应蒋介石北伐。于谦饰演的监狱长吴郁文在宣读判决书时，也提到了李大钊是“国共两党的北方领袖”，毕竟李当时是以共产国际代言人的身份，一并料理国共两党的北方党务。
事实上，在1920年代的大多数时段中，苏联人都是国民革命的总设计师，北伐军之所以能够势如破竹地夺取两湖与江西，也有赖于苏联的鼎力帮助。国民革命军的军事总顾问加仑，就是苏联五大开国元帅之一的布柳赫尔，北伐战争开始前，国民革命军军、师一级，都设有直接制定作战计划的苏军参谋。
换句话说，不宜因为国共合作日后破裂，就以倒推的方式叙述历史，否认李大钊先生牺牲于北伐大任上，而将他的就义，简单算到“四一二政变”这一环里。1933年李大钊公葬募捐时，除了蒋梦麟、胡适等作为发起者的北大同人，还有捐了100元的戴季陶和捐了300元的陈公博等南京政要，解囊最多达1000元者，是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
然而，公葬同年的另一件事，却似乎更能反映时代之于李大钊的主流态度。
当李大钊生前友人把《守常全集》拿去商务印书馆出版，随即碰了钉子。远在上海的鲁迅在1933年6月3日《致曹聚仁信》中，也不无哀叹地提到了这件事：“论起理来，李死在清党之前，还是国民党的朋友，给他留一个纪念，原是极应该的，然而中央的检查员，其低能也未必下于邮政检查员，他们已无人情，也不知历史。”
一个在国民革命中牺牲的革命领袖，在他帮助过的国民党执政之后，著作却无法获得出版。可见在历史的当时，大多数人也只是“只讲政治”，以至于讲到了容不下一丝良知的程度，史观端正，似乎从来是少数人的专利。
电影的重头戏之一，是讲李大钊发动群众搞罢工，其中有不少细节同样在呼应史实。
首先，“五卅运动”以及那一时期的反帝爱国运动，集中爆发在英租界，绕过了法租界与日租界，这其实是苏联“抓主要矛盾”的结果。
仅以上海来看，1925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公共租界共居住着3万名外国人，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影响力甚小的日本和俄国侨民，租界政治、经济的命脉，控制在8000名英国人手里。在有选举权的租界公民中，英国人也占据多数，主管上海中心的最高行政当局--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SMC），正是由约2700名英国商业精英推举而成，其董事会甚至不对大英帝国的殖民部和议会负责。
可以这样讲，英国在华势力范围最大，最适合作为点燃民族主义的柴火堆。而20年代崛起的这股民族主义，实际上也是配合北伐战事最好的前期动员。
其次，当时上海的反帝活动中，对外国人打击最大的，既不是学生的标语，也不是商人的罢市，而来自工厂和港口工人。抗议之所以能取得成效，有赖于工、商、学的三方联合--“五卅运动”次日，由富商、银行家、船东和工厂主组成的全国总商会就明确表示，支持一切封锁外国在沪活动为目的的行动。
资本家如此爱国，除了现实萌发的民族主义，在《中国革命：1925年5月30日，上海》一书中，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这样揭示道：“他们也是外商的直接竞争对手，虞洽卿本人的长江船队便是两大英国船运公司的强劲竞争者……上海大资本家们并无意驱逐洋人，而是希望能够成为相互平等而非附庸关系的合作伙伴。这一目标唯有通过削弱外国在华势力才能达到。”
在《革命者》中，有个桥段是张颂文饰演的李大钊请求景岗山饰演的方会长，给他一小时罢工时间，这个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年绅士思考了一下，恭敬地对李大钊说道：“守常先生，我给你三个小时。”
应该说，片中短短的一个抱拳与许诺，已然驳斥了混沌年月将上海总商会斥责为“唯利是图的帝国主义帮凶”的偏颇之论，算是还了时人一个相对公正的历史评价。
除了演员表演的神似之外，《革命者》上述“做对了”的步骤，可以简单归纳为如下两点。
一是在主旋律题材层出不穷、套路陈旧、同质严重的今天，通过剪辑、音效、摄影、美术的电影语言和电影美学，竭力呈现一种不落窠臼的浪漫主义；
二是在主体叙事的间歇，基本遵照史实，且又比以往影视剧里的口径更贴近真实一步。这里的所谓真实，即是严肃，所谓严肃，即是复杂。
对于创作者而言，将史实影像化是一种拿捏的艺术，需要考虑观众的既定认知、舆论环境、学术前沿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平衡，需要在“熟悉-陌生”这组变幻莫测的相对概念中不断游走，不能躺在任意一端盛饭吃--观众过分熟悉，是照本宣科；观众分外陌生，则是离经叛道。
《革命者》在此一节处理得当，这是编剧团队深谙史料之功。无独有偶，早前热播的《觉醒年代》在剧作上也有近似追求，导演张永新谈及它的爆红原因，也曾作如下表述：“今天的年轻人是喜欢真善美的，他们不是不喜欢看主旋律，而是不喜欢虚假的、套路的、糊弄人的作品。”
同一范畴的案例，还可以加上开年引发讨论的《山海情》，虽然不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但也在主旋律的框架里，年轻观众能对这部“扶贫戏”看得下去，和它通篇呈现的丰满写实的质感不无关系。
在戏剧逻辑与视听语言上的求真务实，的确是“新型主旋律”屡屡破圈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从另一个层面看，簇拥者们对于他们簇拥的对象，其实是不掌握标准答案的，年轻观众在感官上率先肯定的，更多是这些主旋律作品的“硬件”，而不是“软件”。
保守地看，是一代新人对于历史本身的疏离，给了国产文艺工作者们“重塑历史”的机会。截至7月7日，《革命者》在中国内地地区累计票房收入已超0.93亿元，预计将给参与投资的欢瑞世纪带来约27.5万元-32.6万元的收入。
在接下来的时代进程中，这是投机者的机会，也是“革命者”的机会。
作者/鲁舒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