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纪实》发表了那新的一组文章《邻里人家》，细腻，流畅，形象，生动，刻画出一群栩栩如生的上海邻居。如临其境，如在眼前，仿佛一幅精细素描。难怪班里有同学称他是“男版程乃珊
我们这个小区过去被叫作“外国弄堂”，从主弄堂进去，右边是两层楼的花园洋房，左边是配备的汽车间。新中国成立后，车间都改成了住宅，直到1980年代初，车间被拆除，改建成了设施齐全的六层楼工房。老住户们由此改善了居住条件，同时又搬来了不少新邻居。
我们家是在1950年代中期住进这个小区的，直到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开始，被置换搬离，我们在此已经居住了55年。闲时回首以往，蓦然发现，不少老邻居已然风零云散，不知踪往了，直让人不由地唏嘘感叹：时代的风雨，不可避免地浇注过我们这些普通的或不那么普通的人家。
（一）辛亥元老
我家的紧邻是R先生家，据说R先生是个科学家，太太则是搞文学的。他家从来不和邻居们搭讪，可我家刚搬来那会，R先生就奉太太之命登门，要求祖母将“靠近他家窗户”的鸡棚拆除，以免惊扰他家太太的清梦。至于费用嘛，他家可以全部负担。
原来，我祖母忝为教授夫人，一生节俭成性，守着偌大的花园，总觉得不生产些鸡鸭瓜果的出来就于心不安。只是R先生的话也未免有些不中听，祖母客气地将他请出客厅，带到厨房，让他看，那些鸡们晚上原本是宿在厨房后面的堆煤间里的，离他家的窗户隔了整整一座房子的距离。R先生满面惭色，匆匆作别而去。
居民小组长也向祖母抱怨过。小组长的先生也是大学教授，她身为高知家属，为人自是十二分地谦和，并恪守礼节。计划供应时期，每家所需的油票、粮票都是由居民小组长挨家挨户地送上门去的。小组长知道R家不喜欢与人打交道，女主人的性情又不甚佳，所以每次去送票总是小心翼翼的，轻轻地敲门，连电铃也不敢按。就这样，R太太还是大光其火，说：“烦煞唻，一日到夜来拷（敲）门！”小组长赔着小心说是来送油票的，R太太仍然雷霆震怒道：“断命个油票，弗要伊！”从此，他们家就真的不要这“断命个油票”了。我们听说了都十分吃惊，不要油票到哪里去买油呢？那时又没有议价油可买的。
他家那位说着苏北话的老保姆，却和我们家上下都说得上话。她告诉我们，主人家规矩很大，对R先生要称老爷，对R太太要称太太，对他们的女儿要叫小姐，女婿则是先生。当时我们这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小孩子在一旁听了，都以为大人们又在“忆苦思甜”，讲旧社会的故事了。
刚搬去那会，我才三五岁，对R先生的造访并无印象，后来只知道他很忙的，每天我们上学时，家门口总停着一辆黑色轿车，等着他出来。等他回来时，我们通常已经吃过晚饭，准备做功课或者看书了。所以，我很遗憾地对R先生的形象没有一点记忆。1960年代初，R先生就去世了，记得开来了一辆小卡车，卸下了五只巨大的鲜花做的花圈。其中顶大的那只的挽带上，署名竟是“周恩来”，四只小一点的，有一只的署名是“陈毅”。于是我们这些小学生们便十分惊讶，他们家这么“资产阶级”，为什么国家领导人还会送花圈？
那五只花圈在他家的绿草坪上摆成了一个巨大的五角形，经过了不知多少个风吹日晒的日日夜夜，直到鲜花全部枯萎了才不见了踪影。而我们也直到成年以后才知道，R先生竟然是辛亥革命的元老，早年留学回来，为我国的科学普及做过很多奠基性的重要工作。
R太太很少露面，偶尔兴至，会见她裹着浴巾，匆匆走进花园，拿着放大镜急急忙忙地在几棵花树上照一照，又匆匆忙忙地回屋去了，连个面目也看不清。
经常能看到的是R小姐与她的夫婿。凡出门，两人必定手拉手，表现出令人不敢正视的恩爱样子。R小姐是大学里的外语教师，极瘦的高条个儿，比夫婿似乎还高了一公分。每次走出家门，她总是周身笔挺，走起路来从脖子到腰杆都不会颤一下；两只深深凹下去的黑眼睛，总是远远地、幽幽地望着天尽头，视线从来不会落在邻居们的任何哪个人的身上。那夫婿是个眉目秀气的白面书生，很温和的样子，据说原来是泰山大人的学生。也许是囿于他家的规矩，他出门总是紧随夫人，低顺着眉眼，像个听话的小媳妇。
他家的草坪原是弄堂里最可夸耀的，又绿又厚，像条绿绒毯。R小姐夫妇常会在黄昏时分来到花园，她坐在藤椅上，夫婿依偎在她腿旁，很浪漫的样子。可是，有一次被来我家开小组的同学看到了，大家明明知道这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小孩子们不该看，可是仍然忍不住溜到阳台上去偷看。男同学看过了，吟吟一笑跑进屋，女同学却还要羞答答地骂一句：“触气！”大约同学们跑进跑出太忙了，抑制不住的笑声惊动了他们，他们夫妇终于发现了，怏怏地拖了藤椅回屋，后来就不大能再看到这个浪漫样子了。
当文革灾难降临时，他们家自然是在劫难逃。一个傍晚，他家传来争嚷声，从院墙上看出去，三四个青工模样的人堵在他家的家门口，那个温顺的女婿一反常态地大声嚷着：“我们不是资本家，你们不可以来抄家！”
“你有什么证据？”领头的那个阴阴地问。
“我是科研所的研究员，我可以给你们看我的工作证！”女婿说着跑上楼，拿来他的工作证。
那几个青工大约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说“科研所”“研究员”这些名词，领头的那个一边翻看工作证，一边故作老练地问：“研究员？你是私方还是公方？”
女婿苦笑着解释道：“科研所是国家办的科学研究机关，和公私合营的工厂不一样，那里没有什么私方的。”
那几个人不知是不是因为路子不正——至少他们都没戴造反派的红袖章，嘀嘀咕咕了一阵后终于走掉了。
这对我们来说，也是惊心动魄的一幕，祖母慌忙找来一些竹片绳子，带着我一起去加固花园的篱笆墙。R小姐夫妇也过来了，他们也来查看篱笆墙。她猛烈地咳着，深深的黑眼睛却诚恳地看着祖母，忽然指了一下我说：“弟弟都长这么高了。”
祖母应酬着，关心地问起刚才的事。R小姐猛烈地咳着说：“真是冤天下之大枉，硬说我们是资产阶级，硬要来抄家！ 今天躲过了初一，不知道还躲不躲得过十五。”
“你咳得太厉害了。”祖母说。
她的夫婿一边轻轻地给她拍着背，一边告诉我们，连日来因为情绪紧张，R小姐的咳嗽已经转变成神经性的了。
终于有一天，气昂昂地来了一大帮戴红袖章的造反队。那女婿凄凄惶惶地跑来我家求援，可是父亲叔父们都没回来，只有我和祖母两个在厨房里。看着我们这一老一小的，他知道也没什么用，就又急急忙忙地赶回去。于是不一会儿，他们家的沙发、冰箱都被搬出来，装上黄鱼车拖走了，他们家的楼下从此也再不是他们家的了。可怜的R太太，在那段日子里真不知是怎么忍受过来的。
就在“清理阶级队伍”“政治审查”风快要刮过去时，那个和顺的女婿却被单位隔离起来了。我们都十分不解，因为他是解放初期毕业的大学生，那时不过四十岁刚出头的样子，会有什么了不起的政历问题呢？过了不多久又得知，那和顺的女婿竟然在隔离室里触电自杀了。
他家保姆来串门时谈起，竟然说：“还是死了好，活着也是受罪！”
原来R小姐的脾气和母亲一样古怪、暴躁，又特别地好洁如癖。夫婿在单位参加了劳动什么的，回家不管有多晚，有多累，天有多冷，都不能先进她的闺房，而要把所有衣服全脱在门外，洗过澡后才可以进去歇息。
老保姆还讲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故事：也许R太太也觉得R小姐多有欠缺，竟然开导女婿“何不去找个情人”。女婿不知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忠贞还是自己的不俗，又把岳母的话告诉了妻子。于是R小姐便越发神经了似的，夫婿没回来时会心神不定地坐在楼梯口，痴痴地等他，可回来了又常常无缘无故地朝他发脾气，吵架。
老保姆叹气道：“作也给她作死了，活着还有什么趣。”
也是到了成年后我们才知道，老保姆说的固然是一个原因，但真正的原因却是，女婿家的一个亲戚是旧上海电影圈的，知道蓝苹的一些往事。于是终于没能逃过“旗手”的黑手，同时又连累了他。
R太太一直活到80多岁高龄，有点遗憾的是，只差半年多十年动乱就结束了，她没能看到这个结果。R小姐从此一个人住了二楼的一个楼面。造反队撤退后，底楼搬来了三户人家。随着各家孩子的长成，各家的住房面积便日感短缺，对公用部位的兴趣也日益增大。终于有一天，三家人家打成一团，把厨房外的篱笆墙也打倒了。事后房管处派人来修好了篱笆墙，但不多久又因打架打倒了。如此三番后，那撑着篱笆墙的水泥柱子也一起倒了，于是那篱笆墙就从此被取消了。
让我们一直想不明白的是，他们家过去连敲门声都嫌吵，如今坐在汹汹涌涌如一锅沸水般的三家人家之上，这家翻宅乱的惊吓却又是如何打熬过来的？R小姐对夫婿如此病态般地依恋，此后又是如何度过这二十多年孤灯寒衾的孀居岁月的？
R小姐孀居十多年后去海外兄弟处探亲，二楼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了。母亲见到老保姆时问她：“R老师（即R小姐）出国怕不会回来了吧？”
“哪里，”老保姆说，“她说她爱国，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国家。”
哦，这可真是又没想到的。只是天不假年，R小姐毕竟年衰体弱了，后来不幸染恙，竟至一病不起，终未能魂归故里。嗟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