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3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的文章，其中不仅充满种族歧视的论调，而且大肆诋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努力。
更可怕的是，这样的文章不是个例。
（华尔街日报称中国为亚洲病夫 图源图解新闻）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我国，在我国举全国之力抗击疫情时，以反华为政治正确的西方诸国利用其辐射全球的话筒在国际平台掀起了一场反华、辱华的狂欢。疫情污名化、疫情政治化、歧视华人的恶意言论在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等国际网络平台层出不穷。国际话语权的缺失使我们面对这一系列毫无底线的指责有些时候只能“有口难言”……在网络舆论的交锋中，西方为何声音响亮？中国的声音又如何更加强大？
概念明晰
国际话语权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也是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抓手。如今国家声音的传播依托于网络，掌握了网络话语权就意味着在全球治理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发言权和影响力。
话语霸权指表达某个观点时，用居高临下的态势、坚决的语气、绝对权威的结论，向受众灌输某种意念。
污名一词最早源于希腊，用于指代身体记号，以表示携带者具有不光彩的道德地位。污名化与权利不平等、心理恐惧、种族文化差异等因素相关。“污名政治学”，是与国家、阶层、种族相关的一种恶意政治修辞。
对中国的污名化是指某些西方大国及其盟友，为了既得利益，蓄意将莫须有的负面特征利用其媒体宣传，以“贴标签”等形式，强加于中国名下。造成了国际社会与广大民众对中国的误读和印象刻板化。
了解以上概念后，笔者在下文将深入剖析疫情期间某些西方国家利用国际话语权攻击我国的表现、我国面临的话语权困境和西方话语霸权背后的传播学原理，并寻找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构建与发展之路。
表现：疫情期间的西方话语霸权
疫情初始阶段：
关注、讽刺与污名化的开始
此阶段中国疫情爆发但迅速控制，疫情并没有快速向世界传播。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真假消息模糊宣传，大肆讽刺挖苦我国。自主隔离是“不尊重自由”、武汉封城是“不尊重人权”、中国也被与新冠强势关联。
2020年初 时任美国总统的唐纳德·川普称“疫情是骗局” 图源网络
疫情蔓延阶段：
抹黑、侮辱、污名化的高潮
中国疫情逐渐控制得当，某些西方国家在短时间内疫情爆发，表现为高传染率、高确诊率、高死亡率。这时西方媒体为了给自身延误抗疫时机找借口，一再抹黑侮辱中国，炮制各种谎言。中国武汉和意大利同样因为疫情封城，《纽约时报》以 “侵犯自由和人权” 批判中国，而意大利却怀着“英雄和牺牲的精神”。
常态化防控阶段：
疫情污名化、政治化延续
中国疫情控制较好，经济恢复增长，一些西方国家疫情却完全失控。此阶段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抛出“病毒溯源论”、“中国隐瞒论”、“中国赔偿论”等充满恶意的污名化言论，不遗余力地侮辱着中国的国际形象。随着疫情常态化发展与西方各国国内问题的出现，目前舆论攻势减弱，但与我国的交锋不会停止。
中国虽然各方面发展迅速，但在对外传播中显得薄弱。下面笔者将从美国学者拉斯维尔提出的构成传播的五种基本要素出发，来讨论其中的原因。
困境：中国对外传播不利因素
传播者：中国的相对被动
在国际传播中，我国的媒体与人民多处于被动状态。面对攻击我国的不利言论，往往以反驳解释为主。部分媒体工作者和人民也在国际交流中缺乏足够的信心，对国家对外宣传不够重视。
讯息：中外语言体系的差异
中国的国际话语权缺失一方面受到语言的限制。“语言是一种典型的象征符体系。”汉语和英语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象征符，这导致在国际交流中西方往往不理解我国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我国的对外传播方式常采取宏大的叙事和严肃的语言，在“百花齐放”的海外媒体中存在“水土不服”的情况。
媒介：我国媒体对外传播能力较弱
我国媒介形式齐全，种类繁多，但缺少对外传播媒体，且此类媒体实力普遍较弱，更多的时候我们充当着“受传者”的角色。此外，很多中国媒体的直接信息来源是国外的通讯社，视角上的劣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对外传播的发展。
受传者：西方对中国长期存在偏见
长期以来，不同的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等都使得西方用“有色眼镜”看待中国。“中国威胁论”“修昔底德陷阱”等假说使得中国被众多西方国家孤立、抹黑、遏制。长久以来，海外受众一直接受着中国的负面信息，对中国较为排斥。
传播效果：信息传播影响力不足
中国此前对外传播的新闻阅读量普遍较低，精确传播的信息到达率不够。疫情期间我国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国将继续努力提升影响力。
美国学者诺姆·乔姆斯基提出过以下观点：“在西方，为政治和意识形态利益而老谋深算地操纵公众舆论是被精心隐蔽的，……它不是控制我们想什么，而是控制我们想的是什么。”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动用各种宣传方式操纵着新闻与信息传播，利用媒体潜移默化地发送、传递信息，操纵着大众意识。下面，笔者将从传播学角度出发，分析“操纵新闻与信息传播”的机制。
探索：传播学下的西方话语霸权
01
话语权力·赋权与差序格局
从话语权力的角度来看，社会化媒体带来了一个重新赋权的过程。这使得西方媒体国际话语权更加强大，通过话语权辐射全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西方主流媒体作为意见领袖的个体权力被强化。尽管我们常常声称这是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但在国际社会化媒体平台上，BBC、CNN等媒体与中国媒体（CGTN、People's Daily, China）的“麦克风”音量显然不在同一量级。
②“麦克风”代表着话语权。今天人们说到的“话语”这个词，更多是指表达与传播。在这个语境下的话语权表现为两个侧面：一是话语权利，即表达个人意见的权利；另一个是话语权力，即凭借对话语渠道的控制或通过话语本身影响他人或社会的能力。从后者的角度看，目前国际话语权中存在着权力的差序格局，话语权力中心明显存在。
目前西方国家，正是话语权力的中心，垄断性掌控话语渠道，传播他们所想，从而深刻的影响着全球。疫情舆论战中，CGTN等中国媒体的声音完全消失在了BBC的“阴间滤镜”和CNN、纽约时报等唱衰中国的声音中。网络空间的权力差序格局，正是中国所要面临的挑战。
02
“议程设置”·赋予议题
“议程设置”假说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即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赋予了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salience），从而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事件及其重要性的判断。媒体对外部世界的报道成为一种有目的的取舍选择活动。
西方国家的传播活动受到意识形态、价值观等因素的巨大影响。美国媒体在“美国新冠疫情日增30万”和“中国防疫不尊重人权”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结果不言而喻。西方国家通过“议程设置”而使其话语权力发挥更大的作用，引导世界的议程。
03
意见领袖·引导话题
意见领袖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现实社会中的社会资本与社会阶层权力。媒体平台上，意见领袖话语权力产生影响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作为强势内容源向他人提供信息；二是作为调节阀影响信息的流量与流向；三是作为意见气候的营造者影响舆论的形成。这里面既有话语本身的影响力，也有对话语渠道的控制力。意见领袖不仅会影响他人的情绪与态度，更会影响网络的关注焦点及信息流动的方向。
疫情中，诸多西方国家使用以上三种方式影响了全球媒体用户的观念、情绪、关注点。作为意见领袖引导全球反华情绪高涨，“黄祸论”观念盛行，而本该集中于本国防疫的各国人民也被转移视线，将目光集中在了中国。
04
“后真相”·情绪煽动
“后真相”（Post-truth）这个词里，“Post”表示的是“超越”，也就是“真相”不再重要。即在每个人都参与的传播机制中，诉诸情感的内容通常比诉诸理性的内容更容易得到传播。
疫情期间，西方媒体、记者等不断在各大社交平台发布中国的负面消息，制造恐怖气氛。多数民众在焦急、愤怒、恐慌下，无法进行理性的思考和判断，在社交媒体上盲目表达意见，甚至制造针对中国人民的暴力事件。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发表了今年6月16日至7月14日之间对1003名美国成年人进行的调查：2020年，他们中对中国持负面观点的人高达73%，与2018年相比，同期增加了26%，数据充分体现了西方国家疫情期间“反华”情绪煽动取得了成功。
库兹马曾在其一篇文章中指出：“大约70%的亚洲国际政府并未利用社交媒体的参与和互动功能，只是将其作为一个单向的大众传播平台传播信息。”目前，我国虽然对社交媒体的潜力还未充分挖掘，但已经充分意识到了社交媒体建设对国际传播话语权建设的重要性。
展望：中国争取世界话语权之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传播全球共同体理念。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我国也采取了积极的态度面对全球质疑、回应世界关切。
我国通过抗疫主题纪录片《武汉战疫纪》引起世界人民的情感共鸣；以修建两山医院的慢直播等纪实性报道改变世界对中国的刻板认识；总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不断地向世界分享防疫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传递“全球抗疫”理念……
我国不断探索着新的传播路径，通过多种传播形式，将继续构建全球基于人类共同价值的共通情感空间和信任关系。
打破文化传播壁垒，使用图画、视频、动画等形式打破文字产生的传播隔阂，使世界舞台听见中国声音。
如画家乌合麒麟，通过发布的作品《和平之师》引起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的关注，在国际上引起轰动。他的画作充满视觉冲击力，越过了语言的障碍。让我们认识到，不仅能通过新闻的形式发出自己的声音，还可以通过艺术创新的表达方式向世界揭露事实真相、表达中国态度。
此外，还需要政府、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等积极利用互联网发声，在网络传播中延续此前的“战狼外交”的作风，以强硬的态度应对无理的指责与侮辱。
媒体精准了解受众的使用习惯、媒介属性等，适应国际话语体系，按照传播对象的需求设计叙事方式，主动传播我国声音。
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话语霸权对中国的污名化是“中国威胁论”的具象存在，是以“民主灯塔”自居的优越感驱使的恶劣行径，是单边主义、冷战思维作祟的后果，是转移国内矛盾（疫情防控、种族歧视、选举丑闻等）的无耻手段。
作为正在成长中的未来媒体从业者，在未来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维护国家形象，加强新媒体时代我国的国际传播的参与和互动能力，促进国家发展，是我们新一代媒体人的使命与追求。
为此，我们将不懈努力。
作者/徐玉洁
[1]李琪 污名化中国在中亚地区的舆情成因与化解路径[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49（05）
[2]吴炜华 特朗普政府“污名政治学” 的智识逻辑与策略演进[J]当代世界。 2020,（11）
[3]唐晓宇 疫情污名化操作及应对策略探究[J] 新闻研究导刊。 2021,12（01）
[4]马陈静 后真相时代网络意识形态话语分析[J] 青年记者2020, （14）
[5]“Asian government usage of web 2.0 social media” Kuzma, J., European Journal of e Practice, IX （2010）
[6] 病毒污名化：隐喻、意识操纵与应对 舒绍福[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 （22）
[7]王博鹏、王秀峰 网络空间主流媒体的话语权提升路径研究 新闻爱好者2018,（1）
[8]毕延玲 华夏文明话语权的缺失--从传播学的角度考察华夏文明话语权缺失的原因[J]安徽文学（文教研究）2006, （9）
[9]董关鹏、赵璐、于凡 后疫情时代的对外传播与全球舆论[J]青年记者。 2021,（06）
[10]卜敏 新媒体语境下公众人物污名化形成机理研究[D]郑州大学河南省211工程院校 2017-05-01
[11]肖珺，张帆。 2020年中国跨文化传播创新实践研究[C]. //单波。传播创新研究，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65-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