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判断已反映到新闻传播院系的新媒体教学改革上，例如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格外重视融合新闻的业务教学，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则专门与计算机学院合作开设了数据分析的研究生项目。
随着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及其对媒体行业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新闻传播院系的新媒体教育转型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之中。新媒体教育本身没有统一模式，如果研究一下国际上各大高校的新媒体专业，就发现其归属的院系、学科和名称五花八门：有的在新闻传播学院（其内部传统本身就很多元），有的在艺术学院，有的在计算机学院，有的甚至是跨学科组成的新学院；有的以新媒体命名，有的则渗透进原来的专业之中。
这既反映了新媒体教育不定于一尊、而应结合各个学校的现实情况和优势特色进行改革创新；也体现了“新媒体”本身横跨人文、社会、技术、艺术不同领域的跨学科特征。就新闻传播背景的新媒体教育来说，应当教些什么？又怎么教？本期全媒派（qq_qmp）独家约稿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新媒体传播专业硕士项目主任周葆华先生，结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新媒体传播专业硕士项目的探索，谈谈对新媒体教育的实践和理解。
教什么：文理交叉融合，创新课程体系
回答教什么的问题首先要明确所培养的新媒体人才需要怎样的素养。传统的新闻教育除培养学生基本的新闻职业理念和专业伦理外，在业务训练上以采写编评为核心。新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则带来了对新技术和新能力的要求，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Tow研究中心在2012年发布的《后工业时代的新闻业》报告中，提出新技术环境下新闻从业者应具备九项基本素养，其中除了“建立良好公众形象”、“会讲故事”和“专家型记者”三项为传统强调的“经典技能”外，其余六项均为适应新技术革命和媒体生态变化所提出的新技能，包括：成为网络化的个体、熟悉数据和统计知识、了解受众/用户分析、熟悉编码知识、具有企业家精神、以及项目管理。香港城市大学祝建华教授则更简洁地强调要掌握统计、编程和英语（代表国际化）三门语言。
这些判断已反映到新闻传播院系的新媒体教学改革上，例如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格外重视融合新闻的业务教学，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则专门与计算机学院合作开设了数据分析的研究生项目。
复旦大学新媒体专硕在课程设置上也进行了全新尝试，注重文理融合，致力于培养复合型人才。不仅开设单个的技术类课程，更注重能力导向的课程体系整体建设。项目的课程体系分为基础、前沿、内容、商业和数据五大板块，在坚持传统新闻教育注重内容生产的同时，强化了对技术、数据、产品和运营能力的培养。其中约八成课程为在新闻学院首次开设，四成课程打破新闻学院的单一学科界限，而与其他院系合作开展教学。
例如，由信息学院和计算机学院联合教授的《新媒体技术导论》，主讲计算机网络和多媒体的基础知识；由计算机学院教授的《新媒体应用编程》，介绍新媒体领域常用的编程语言，特别是与内容生产和数据分析密切相关的HTML5、R和Python；由管理学院教授的《新媒体商业模式》，主讲新媒体商业运营和创新创业；而《新媒体数据挖掘》、《数据新闻与可视化》、《计算新闻传播学》等系列课程则聚焦大数据挖掘分析，是国内最早一批开设的实验性课程。新媒体专硕致力于培养文理兼通的人才，让文科生能够懂技术，让理科生可以谈情怀，崭新的课程体系与世界前沿同步。
这里的“通”很重要，“通”代表着“沟通”、“搭桥”与“对话”的能力，新媒体时代所需要的素养和技能是全方位的，每个人很难全部掌握，但应当做到了解、懂得彼此的语言，避免“鸡同鸭讲”。如同媒介转型一样，跨学科学习亦需转型。记得我们新媒体研究生一开始上编程课时，不少文科出身的同学很不适应，但经过逐步的练习，就不再对技术、对数据心存恐惧，而他们毕业后从事的工作都与技术、数据很有关联。挑战自己的知识“盲区”、迈出心理“舒适区”对新媒体学生帮助甚大。与此同时，“通”并不代表平均用力，相反，我们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基础发挥某一方面的独特能力——如内容生产、营销创意或是数据分析，并将之做到极致。
怎么教：产学联合培养，鼓励“产品化”实践
新闻传播教学历来讲究实践性、强调与业界的结合，新媒体业界变化迅猛，跟踪和互动更为重要，尤其对实践导向的教学项目更是如此。以往的产学结合可能更多局限于两方面：一是专业实习，二是少量讲座。复旦新媒体专硕在探索过程中逐步通过系统的机制建设，建立“链条式”而非“碎片化”的产学研联动。
链条包括如下七个环节：第一环是前沿讲座，不同于一般的“碎片化”操作，讲座设计注重围绕学生的能力培养有针对性地展开，强调连续性和系列化；第二环是业界参访，曾参访腾讯、阿里、网易、澎湃新闻、浙报集团等多家新媒体，身临其境进行学习，获得直观体验和现场交流；第三环是学术沙龙与工作坊，与前沿讲座和业界参访侧重“听”和“看”不同，学术沙龙与工作坊则强调“说”和“做”，由业界老师带领同学就新媒体前沿问题与产品研发展开研讨与动手实践，例如VR/AR内容制作、新媒体产品创意、可视化编程等；第四环是案例教学，在亲身体验、搜集资料、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剖析研究新媒体产品案例；第五环是“产品化”实践，鼓励学生个人或小组将课堂作业、业余爱好、参赛项目等变成可落地的新媒体产品，在实际操作中加强对新媒体内容生产与运营能力的理解；第六环是海外参访，赴美国进行为期两周的暑期研修，不但完成20多次课程，还实地参访纽约时报新媒体部、Facebook等世界一流新媒体机构，极大地拓宽了国际视野；最后一环则是进入新媒体机构进行为期半年的专业实习。
通过这样的“七环之歌”，我们希望与业界的合作不是偶尔为之的“蜻蜓点水”，而是持之以恒的“静水深流”；不是单向的跟随和汲取，而是双向的反馈和互惠（通过案例分析、实证调查、产品创意等方式为业界贡献智慧）；更重要的，希望通过新媒体的“产品化”，不仅鼓励实实在在的产品落地和价值实现，更强调在此过程中感悟和学习新媒体工作所特别需要的创业精神、创新意识、团队合作精神和项目管理意识。
“技”与“道”的互相激荡
前面谈得较多的似乎是侧重“技”层面的问题，好像忘了“道”，其实不然。从技术哲学的角度看，技术绝不是单纯为内容服务的“工具”，而是有其自身内在的逻辑，新媒体的发展也不是简单的工具与手段改变，而是对人类存在方式和社会关系形态的改变，是从“大众传播社会”向“网络化关系社会”的整体转变。
在此背景下，新闻的核心价值和传播的美好理想如何实践？“道”之追问应渗透在对“技”的学习和理解中。恰如技术和算法背后都有人，算法如何设定、程序如何运作，关乎价值和思想。而最近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也已进入伦理层面：如何使得人工智能彰显人性光辉而非人性幽暗？再比如，现在争先恐后追求“10万+”，但享受这红利的弄潮儿“六神磊磊”也曾冷静反思：如果未来回顾当下这个“内容创业的黄金时代”，发现只留下了“一堆情绪的垃圾、文理的次品、思想的腐尸”，情何以堪？他说的是技术娴熟、运营到位、粉丝如云，但思想与文化贫瘠的困境。
因此，在新媒体教育中，技术与理念并非彼此排斥的关系，而是相互激荡的过程。即便复旦新媒体专硕是一个实践取向的专业硕士项目，我们也注重通过《新媒体传播理论》、《新媒体前沿讲座》等课程，倡导阅读、反思与追问，夯实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知识基础，培养批判性思维。
但这样的理念不是“以不变应万变”的“白头宫女”，而恰是与对新技术的强调、理解、分析和实践结合在一起，诸如“今日头条”算法模式给新闻业和公共舆论带来的利与弊、微信“用完即走”理念及其实施路径、平台社会的传播模式与平台责任等看似与实操较远的话题，在我们新媒体的课堂上得到充分的讨论，提醒同学们仔细分析新媒体与政治、商业、文化、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思考其如何促进社会平等与公正、民主与透明、美好与良善，叩问如何通过新技术实现社会理想。而在《数据新闻与可视化》一类实践型课程中，强调炫技本身并非目的，更重要的是如何将数据挖掘和视觉表达与新闻叙事很好地结合起来，报道真相和推动进步。我们认为新媒体教学不仅是职业媒体人训练的一部分，更是新媒体时代公民素养培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希望我们的学生不是只会夸夸其谈、而具有扎扎实实的技术与能力，但同时有底线、有坚持、有追求、有理想。正如吴予敏所说，“成为真正具有博大的仁爱关怀、独立的反思批判精神、知识与艺术创新能力的人，而非简单的没有头脑和良心的传播工具，或技术迷信者”，新媒体教育应当始终怀有人文理想与批判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