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行业里，“错过一个亿”的故事常有，实际案例却极少发生。
4个月前，米律创始人郑明龙迎来自己的人生命题：有一个大好的ICO机会，只需押注个人信誉，整出一份白皮书，便可至少募资6000万元。根据币圈的规则，发币不稀释股权，无需股东会决议，均由创始团队支配。
如此机会，郑明龙却选择主动错过：一位追求理性至上的律师，究竟是吃错了什么“药”，才让自己作出一个如此反常决定？
人生命题
郑明龙抽出一张A4废旧纸，背面朝上，手握着钢笔往上涂抹，一行写问题，一行写答案，累计罗列了7~8个问题，每一个问题都带着问号，每一个问号后面都没有（说服自己的）答案。
大约1小时前，他开着产品会议，一连接到两个电话。电话中，一位海归朋友向他发出邀约：
“我帮你ICO吧。”
“你以个人的信誉背书，再去整一个白皮书，后续的事情我来搞定，你都不用管了。”
就是这个邀约，给郑明龙的人生下了一道很大的命题。发出邀约的是一位横跨币圈链圈的老人，他非常确信，朋友言出必行。
“至少募资6000万元。”
“我确实考虑过研发一个区块链+法律产品，但还在调研中，更没考虑过发币，这样也能募资？”
“可以的，我来处理，你放心。”
“可是，我还不确定这个项目能否落地。”
“到时候再说呗，可以转做其它产品。”
郑明龙计算了一下，倘若6000万元募资成功，扣除交易所等中间商服务费后（约30%），至少还剩4000万元。且根据币圈的规则，发币行为（面上）与公司没有关系，募资不会稀释公司股权，（ETH）可由创始团队自己支配，处置自由度更大。
“这样啊。我们再聊聊看。”结尾处，郑明龙以半开玩笑的口吻结束对话。
实际的抉择，远没有说起来那么轻松。大多数人的做法，重大决策前为了追寻内心的极致宁静，总会留下些强仪式感的一幕。对于郑明龙而言，他的仪式感就是用一支钢笔记下所有想法，写在废旧A4纸上，思考完毕，纸便扔去。
6000万，值否，不值否
面对这道命题也是一样，让他犹豫的、让他心动的都跃然纸上。
“区块链的本职是什么？”、“为什么要用区块链？”、“现有的技术是否已经能提供解决方案？”、“你要提供什么产品？”“产品给谁用？” … …许多问题，他没有答案。
而最大的诱惑在于，即便没有答案，他只需付出“郑明龙”三个字的个人信誉，便能换来6000万元募资——值吗，不值吗？他没那么快给出答案
2015年冬天，郑明龙曾遇到一个莱特币（一年曾暴涨90倍）代理商，他心直口快，“庞氏骗局”四个字脱口而出。而今的局面，不太可能那么快有答案，至少需要斟酌数日。
2017年，他还曾遇到一个命题，数额只及此十分之一，但也足够让他翻江倒海。
当年3月，P2P现金贷野蛮生长，郑明龙看到一个商机。“有位P2P客户一年千万级订单，按照最理想3%~5%的逾期率，意味着每年要（给用户）发送几十万封律师函，而市面上每封律师函的成本3000元起。”
他已经研发了一个解决方案，能让律师函的发送成本降至1元以下，且能迅速列入失信名单。照此下去，每年只需服务5个客户，营业额轻轻松松过百万——不触红线，无法律风险。
“黑名单”俗称“老赖”，成为老赖后，出行只能乘坐火车二等座，更不用谈飞机。小孩若要上贵族学校，也会受影响。
但他最终并没有做。“一个原因是，一封律师函的后果有时是不可逆的，平台拿着你的律师函到处发，若是有人（学生）接到律师函后自杀怎么办？再或者，因为欠个千八百就列入黑名单，会影响他一生的信用，对贷款、小孩上学都可能有影响。”
“良心不安，不干了吧。”
心安否，不安否
但这一次，他面对的不是500万，而是5000万，让他心安的、不安的都跃然纸上。
币圈不成文共识，游走在法律边缘，都需转移至境外。时值2017年11月，尽管2个月前，七部委已发文禁止ICO，但国外渠道依然畅通。朋友告诉他：赶在新政落锤之前（2018年1月），ICO可以完成。
果不其然，1月25日，公安部再次专题会议，打击非法集资、网络传销等犯罪行为。
6000万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对于郑明龙来说，的确可以做很多事情。
2015年年底，郑明龙第一次心动区块链。他看到同行一篇文章，说区块链能去中心化，重新构建了一种强信任关系。读完后，郑明龙不禁大赞：“天啊，这场景太好了，再没有第三方折损你的信任成本。”
他脑洞过很多想法：区块链在法律有什么应用场景，如股权登记、版权保护等——发Token只是应用之一。但都只停留在想法阶段，技术方面并没有多深研究，也从来没想过有朝一日能轻易实现。
而一旦募资完成，一切想法都有了验证的可能。“刚好可以帮我很快组建起技术团队，进行产品试验迭代。”
募资否，不募否
他迟疑过，动摇过，一切跃然纸上。纸面的具体内容已经无法记清，除去大一堆问号。大约1小时后，他从办公桌起身，内心细微波澜，整体平静。
起身后，他第一个商量对象是自己的合伙人。
“有这么个事情……”郑明龙娓娓道来。
“哦。这个会不会涉嫌非法集资？咱们还是小心吧。”
“她是业务派，比我更理性。”郑明龙说道。
当晚，回到家中，待小孩睡后，他与太太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又刻意聊起此事——这已成为他每日的习惯，睡前都会与太太在聊天，今天做了什么、有些什么感悟……
有时他深思熟虑许久的问题，在太太面前几分钟就可能迎刃而解。
北上创业，海淀黄庄地铁站前的老郑与助理小郑，身后是没有雾霾的中关村
2015年北上创业，他征求太太的意见。“我们可能得去北京。”“哦，非得去吗？”“非得去。”““好吧”
简短的几句对话，背后是一个家庭的巨大取舍。北上之前，郑明龙与太太已在地方工作十余年，选择创业后，他们卖掉了自己的车、出租了自己的房，举家迁移北京。
是否开发P2P律师函产品，他也征求过太太的建议。后来太太反问他：“做这件事，你会觉得良心不安吗？”。郑明龙细想，业务本身无过错，但确实良心不安，所以不做了。
这一次是否ICO，他再次希望听听太太的想法。
“有人邀我发币……”
“发币是什么？” “你们能做什么？”
“可以私募到一笔钱，用户可以拿币购买我们的法律服务。”
“这和现在有什么区别？”
“以前是用人民币支付，现在可以用数字货币支付。理想的情况，币还能不断增值。”
“怎么样才能增值？”
“目前的做法，就是靠各种炒作。”
“这不是骗人吗？”“如果你觉得内心不安，咱们就不要去做，犯不着。”
是否，非否
征求意见目的大约几种，要么期待他人说服自己，要么期待他人赞同自己。而郑明龙不是，他更多的是同步信息。
无庸讳言，有一点100%可以肯定：如若当时没有法律风险，如若他自己不是一名律师，ICO这个事他肯定干。但现实的情况是，他偏偏是一名执业15年的老律师，基于对国内法律的认知，他也深知ICO存在的巨大法律风险。
两点偏偏赶上，尽管利益不小，但这件事他就是做不得。
他是一名律师，暂且不说法律层面，一个基于常识都能看破的问题，怎能放肆？
基于个人的信誉，更不值得。“发币后，投资人能拿你的币做什么？要么能增值，要么给产品，并对这条链终身负责，压上你100%的信用，把你和你的企业100%绑在这里。”
6000万是不是很多？没那么多。郑明龙思考，自己的职业生涯至少30年，累加起来并不止这个数。
静时安之若素，动时勿忘心安。3~5天后，他给朋友去了一通电话，算是正式的回绝。
此时，行业仍然躁动非凡。数月内，他参加的每一次交流、每一个沙龙，区块链都是必谈话题。据估算，与他讨论过该话题的人至少上百。
“未来每一秒都聊区块链”、“在区块链即将到来的日子里，睡觉都是浪费时间”……
整个行业都是泡沫。“就好比很多太监，自己明明不可能有高潮，还去伪装高潮、瞎掺和”。
币圈否，链圈否
郑明龙的观点很明确：币圈不是他想要的，但链圈大有可为。
“有人说ICO是诈骗，但诈骗至少是隐蔽的，要租一些场所，需要招聘人员培训话术。ICO根本不需要，白皮书啥都没有，拉人上来站台鼓吹。”
而链圈则不同。
“他会深深影响法律行业，未来所有财产都能数字化，智能合约能彻底改变行业。以后律师都不是纯粹的律师，都是法律程序员或工程师，不仅仅懂法律，还懂得把法律语言转化为代码，让它自动可执行。”
随着ICO行业的信息透明化，持郑明龙观点的人逐日增多。
2018年2月2日，郑明龙难得陪太太逛街买衣服，途中看到一篇PreAngel创始人王利杰的文章——《忘掉ICO，回归业务本质！》。文中内容让他深有感慨，不由再次联想起自己的经历。于是他“中断”了逛街，走进一家咖啡厅将想法写了下来。
“曾有一个ICO的大好机会摆在我面前，我放弃了。ICO实质上一次性透支了创始人和企业信用。暂且不考虑合法性和监管问题，在没有想清楚为什么用怎么用（区块链）、为谁解决什么问题、创造什么价值之前，盲从ICO就是无味地透支信用，最后获得的不是区块链，而是铁链。”
郑律师幸福一家子。
或许在2017年11月那天，他早已用笔写下了这些答案。尽管谁也无从得知，他在那张废旧A4纸上具体做了什么思想斗争，但答案的种子早在那天就已经深深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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