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结底，父权制的危机是由信息资本主义、女权主义和性认同社会运动的相互作用所引发的（P277）。由此，新的流行的家庭形式不再固定，多元化是其规则。
伴随着技术革命、资本主义转型、国家主义让位，（全球）经历了集体认同强烈表达的漫天烽火。它们（集体认同）的表达是多元的、高度分化的，因每一种文化的轮廓和每一种认同形成的历史根源不同而不同。它们包括了各种主动式的（proactive）、意欲在最根本的层面上转变人类关系的运动，如女权主义。（P2）
在“父权制的终结：信息时代的社会运动、家庭与性”这一章中，卡斯特提出在社会中个人人格因家庭结构和性范式的改变而转型的命题。他认为，家庭构成了基本的社会机制，而性（sexuality）与人格是相关的。这就是结构变迁和社会运动的互动（即网络社会和认同力量的互动）如何转变了人们所作所为的证明（P198）。
一、网络社会中的结构变迁：父权家庭的危机及其根源
父权制（patriarchalism）的特征是在家庭单位中制度性地强化男性对妇女和子女的权威，这种源自父权制与文化的支配性和暴力也在个人人格与人际关系中留下了痕迹（P195）。父权家庭的危机指的是家庭模式的弱化（P198），而这里所说的促使家庭终结的趋势，并非仅仅指向核心家庭（这一现代产品），而且指向几千年以来的父权支配为基础的家庭（P200）。
这种家庭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职业女性的出现。由于妇女大量从事职业劳动、工作、家庭与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大部分妇女的工作都不再是家务劳动了（P215-216）。相应地，她们进入支付薪水的劳动力市场，一方面固然是经济的信息化、网络化与全球化使然，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劳动力市场利用了妇女特殊的社会状况所形成的性别差异（P216）。这种性别差异，主要是指女性的工作被社会性别化--（女性）擅长的人际关系处理技巧，是信息经济所特别需要的。这样一来，劳动的性别分工将会进一步扩大（P229）。
到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劳动力增加的最关键因素应该是女性工人所展现的弹性（P229），而这也正是全球性竞争刺激下的工作性质根本转变--劳动过程中劳动的个性化（individualization）--的结果（《网络社会的崛起》P320）。在女性弹性的工作时间、进出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新经济的需要这三者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切合的关系。这种切合也是与性别相关的（P229）。
将妇女纳入工薪工作与劳动力市场，对家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妇女的经济收入对家庭预算而言显得很重要，因此女性在家中的地位显著提高。但当男性的工资下降且发现女性竟然带着薪水回家时，父权制便无法阻挡双方坐下来平等协商了（P234）。
二、认同在社会运动中建（重）构：女权/同性恋运动中性范式的改变
由于家庭的经济来源与生活维持一向是父权制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一旦有所改变，就会冲击父权制的意识形态（P234）。谈及妇女工作改变以及妇女意识改变过程背后的驱动力，除了信息与全球经济的兴起，人类生育技术的进步，必不可少的还有妇女斗争的极大高涨、妇女运动的全面发展（P196）。同样地，意识的觉醒与改变也会反过来促使着女权（社会）运动的发展。
1.女权运动
卡斯特将“社会运动”定义为一种有意识的集体行动（P3）。世界范围内的女性反抗压迫的大规模反叛运动，虽然由于不同的国家与文化背景，而有不同的强度，但它们都深深影响到了社会制度，并且更根本地影响了妇女的意识。（P196）
在先进工业国，绝大多数妇女认为她们和男性是平等的：妇女不仅有公民权，更有掌控自己身体与生命的权利。当这样的意识迅速扩及全球时，便是重大的革命，因为它触及了社会的根源，以及关于“我们是谁”这样的核心问题（P196）。就此，女性从社会运动中觉醒了的女性意识，转入更深层次的思考，即对女性的认同问题。
卡斯特认为，认同（identity）是人们意义（meaning）与经验的来源。通过涉及社会行动者（social actor）的认同概念，把意义建构的过程放到一种文化属性或一系列相关文化属性的基础上来理解，而这些文化属性相对于意义的其他来源要占有优先地位（P5）。
首先，认同是行动者自身的意义来源，也是自身通过个体化（individuation）过程建构起来的。它尽管能够从支配性的制度中产生，但只有在社会行动者将之内在化，并围绕这种内在化的过程构建其意义的时候，它才能够成为认同（P5）。女权主义在美国的发展，一方面，女性争取平等权，而且不断在工作、社会服务、法律和政治各方面充实壮大自己；另一方面，文化女权主义和女同性恋女权主义则强调女性的特殊性，而建立另类的女性组织（P243）。
其次，认同是更稳固的意义来源（P5），因为认同涉及了不断地自我建构（self-construction）和个体化的全过程。女权主义的身影遍及欧洲各处，不论是在社会机构中，还是在女性群体、妇女组织、创始社团中，她们都相濡以沫，为了妇女的文化、生活处境，不懈地抗争、申诉，就相关事件给社会施加压力（P244）。
除了尖锐的冲突之外，妇女意识与多数社会中社会价值观的转变，对于整体的人类经验，从政治权力到人格结构，都具有显著的影响（P197）。女权主义虽然在各国不断出现，妇女抗争、妇女组织也在全球蓬勃发展，但是不同的文化、机构与政治环境仍然影响了女权运动所能展现的形式与方向（P246）。卡斯特将世界范围内的女权运动，按照图海纳的社会运动分类法，分为六大类（P252）。
然而，即使世界各地的女权运动形式与方向不尽相同，但是这些新的形式、新的表现，增强了与各种反抗力量之间的相互联系，同时也维持着政治制度化与文化自主性之间的张力；而存在于不同的话语与形式之间的女权主义发展脉络，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这场运动。因此，建构各种认同目标与价值的（基本）必要核心，便是渗透在女权主义中的文化上的交响乐（P251）。
通过斗争和话语，运动的基本任务乃是借机去除社会的性别体制，以解构和重构女性的认同（P259）。例如，在政治立场上，意大利的女权主义者顺理成章地回到了家庭--女性之家（House of Women），回到多元而充满活力的女性文化。这是80年代末就已重构的女权主义，它强调差异，也坚持平等（P251）。
通过不同的途径，以不同的形式，女权主义模糊了根植于社会体制与社会实践中的父权制的男女二分法。如此一来，女权主义建构的不只是某种单一的认同，每种认同还借由其自主性存在（autonomous existence），在个人生命经验的全球国际网络中攫取到了微观权力（micpower）（P259）。
2. 同性恋运动
性，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父权主义需要强迫的异性恋，家庭也只与异性恋前提有联系，一旦异性恋前提受到挑战，家庭将会全盘崩溃（P260）。
然而正是社会运动，尤其是女权主义对性别关系的冲击，推动了一股强有力的浪潮：对作为一种范式的异性恋提出挑战（P198）。最近的30年，出现性自由的呼喊以及捍卫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权益的社会运动（P261）。其中，女同性恋运动实际上是女权运动的一部分（P261），除了内部沟通、建立网络与自我表现外，也与男同性恋运动携手推出了许多重要的社会抗议和政治行动（P266）。
对于所有人而言，没有了制度性的限制，性解放就成了自我表现的新领域。是自我肯定，以及对性和爱的尝试（P198）。因此，女同性恋与男同性恋运动不仅是一场争取自由选择恋爱对象和恋爱方式的基本人权的运动，同时也是性认同和性解放的有力表现（P275）。不过，虽然同性恋运动的核心是性解放运动，但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不仅仅是情欲偏好而已，相反的，他们更是根本性的认同（P262），而且这种根本性认同的建构是特殊的政治性过程（P266）。
三、网络社会中的新权力：父权制的衰落及性认同的建构
1.父权制的终结？
父权家庭虽面临着多重危机（P294）。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权力仍旧统治着社会，仍旧塑造着、支配着我们（P416），可见父权制虽然面临危机，却仍然勇健地活跃在世界各地（P295）。
虽然法律的歧视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被禁止，劳动力市场也因妇女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出现较平等的趋势，但是男性个人与集体失去权力的怒气，却使个人层次的暴力和精神虐待较以往更为普遍（P196）。例如，日本之所以能够维持父权结构，恐怕是与他们缺乏显著的妇女运动相关。倘若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也兴起了妇女运动，其特殊性也可能早已被时间冲刷殆尽（P215）。
2.新权力的诞生
从家庭中解放的个人，必须面对自己的负担与压抑（P295）。然而女性共同体，以及性认同自由的空间，通过破坏父权主义，通过在一个新的、平等的基础上重建家庭，来把自身映射到整个社会，依此反对父权制资本主义，反对父权制国家，并且非性别化社会制度（P414）。归根结底，父权制的危机是由信息资本主义、女权主义和性认同社会运动的相互作用所引发的（P277）。由此，新的流行的家庭形式不再固定，多元化是其规则。但必不可少的是，有些因素似乎是新组合的关键：抚养网络、逐渐以女性为中心，以及终其一生为伴侣（P282）。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父权制面临的挑战，父权家庭面临的危机，打乱了世代之间传递符码的整齐序列，动摇了个人安全的基础，从而迫使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去寻找新的生活方式（P411）。此外，运动的网络是文化符码的现实生产者和分配者（P419），而新的权力存在于信息的符码中，存在于再现的影像中，这种权力的部位便是人们的心灵（P416）。
信息化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再结构，使全球进入信息社会（网络社会）时代。职业女性的出现，顺应了这一趋势，同时也冲击了最为根本的以父权制为核心的传统家庭模式。女性意识的崛起在更广大范围内彰显为一种社会运动，而女性对于其自身的认同也在集体运动中不断被构建或重构，与集体认同之间不断地协商，进行符码化调节，最终内化为一种更为稳固的认同。然而，父权制是否在真正意义上终结，“个体内心心灵”的力量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与其相抗衡，对于女性主义来说，集体认同中的社会关系意义又是否会因为这种“心灵”的力量而受到流动性影响？这些都值得在以后的阅读中加以思考和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