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面二孩的推开，网民的关注点已经转移到“生不起、养不起”等生育保障上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计生政策的导向从限制转变为鼓励，顺理成章。
“计生舆情”真的是过时了。
近日，关于全面二孩与放开生育的争论，几年前，可以说就是妥妥的计生舆情，但现在就是没有一点“计生”的影子，在最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中，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取代过去的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似乎也说明了计生的过气。但从内容上看，计生这一话题并没有终结，舆论不过是更喜欢聚焦“人口”罢了。辽宁、天津、湖北、宜昌、仙桃及新疆等地纷纷出台了鼓励生二孩的福利政策，人民日报海外版发文《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也被解读为“鼓励生二胎”。舆论这种偏好的转变，折射了计生舆情的大变化。
首先是网民诉求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全面二孩之前，尤其是单独二孩之前，网民的诉求集中在生育权的满足。在网络舆情方面，主要表现为对计生部门各种管制和限制生育措施的不满。一些地方执法手段之粗暴、缺乏人情等，更是引发了舆论的集中挞伐。随着全面二孩的推开，网民的关注点已经转移到“生不起、养不起”等生育保障上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计生政策的导向从限制转变为鼓励，顺理成章。
其次是舆情事件的载体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严格一胎化政策下，网络舆情的发生大多是以具体事件为载体的，集中在执法领域，比如各种强制引产事件、抚养费征收及使用等。“严格一胎化”的框架下，基本计生国策往往成为舆论的重要质疑点，中央政府与地方计生部门往往一同成为舆论承压的对象。全面二孩政策以来，舆情事件的载体从以往的具体事件转向了地方政府的落实政策。全面二孩政策极大释放了生育权诉求带来的压力，而生育意愿的普遍下降，则使得这种压力更加降低。各地如何通过具体政策落实全面两孩政策，进而达到增进人口以更好地与“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就成为舆论的主要关注点。与此相应的是，地方政府也将随之成为舆论诉求的主要承压主体。
第三是舆论环境的变化。以往的计生舆情事件，局限于计生领域，集中在执法环节。偶有过度发酵的，有可能上升到人权等敏感议题，施压基本计生政策的调整。从公共议题属性看，有从单一事件直达政治事件的特点。当网民生育权的诉求得到满足或者缓解，网民诉求转向，鼓励生育的导向则与生养成本等多个难题、延迟退休、人口结构、养老金不足等诸多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话题的社会属性较为突出，复杂性也较明显。此外，这种舆论环境的变化还表现在，生育价值观的宽容与多元化。从鼓励生育的角度看，独身、不育、少育等，更加注重个人的价值观的流行，对于现有生育政策调整能否达成促进人口稳步健康增长的目标，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挑战。
最后就是网民的变化。在“严格一胎化”框架下的舆情事件中，网民更多扮演着围观的角色，对执法环节进行舆论监督和对生育权的放开成为“一表一里”的两个基本诉求。当生育权的诉求获得满足后，各地的相关政策将直接影响到每个网民，网民随之成为直接的利益攸关方。这种直接性，意味着网民成为无可逃避的责任主体（需要自主决定是否生育子女）。这种责任也是一种压力。多地对生育子女家庭予以奖励引发舆论关注，可以看做是网民对如何承担和分配这一责任的博弈。随着人口形势的变化以及国家对计生政策的调整，国与民的关系也处于微妙的调整中。争取更多的权利成为当前网民奋斗的主要目标。
作者/李向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