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办发行改为邮局发行,为曾经红火一时的报社自办发行网敲响了警钟。在式微背景下,报社选择壮士断腕,甩开人员密集型的自办发行队伍,重返邮发,似乎亦属正常。
9月5日,北京青年报社发布公告:“为适应媒体发展形势,覆盖更广泛的读者群体,本报决定调整2019年报纸发行方式。自8月30日起,《北京青年报》由小红帽公司收订发行改为邮局发行。”
《北京青年报》从自办发行改为邮局发行,为曾经红火一时的报社自办发行网敲响了警钟。
上世纪八十年代,报刊出版单位市场化改革浪潮激荡着传统的邮发报刊领域,从1985年《洛阳日报》率先发难,脱离邮局自建发行网络,将报刊投送给订阅者或出售,取得了较好成效。
随后各地纷纷效仿,截止1991年,省地市党报采用自办发行方法的已达139家,省级党报最早自办发行的有《天津日报》、《吉林日报》等。这之后,自办发行的各报社成立了全国性组织“全国报纸自办发行联合会”。
事实上,当时报社揭竿而起纯属忍无可忍,邮局收的发行费高,服务却差,早报晚送,读者意见大,而且返款慢,邮局年底大收订收的全年报款,却如挤牙膏似的与报社按月结算。
相比之下,自办发行首先在发行地域集中城市与经济发达的省份开花,比如广东省最先自办发行的报纸为《广州日报》,随后《羊城晚报》与《南方日报》跟进。都市报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兴起,发行量大,多采用自办发行方式,自办发行队伍基本上成为每个报社的标配。
1997年,我组建了《南方都市报》最早的发行队伍,翌年参与了《南方日报》的自办发行,2001年进京发行《京华时报》,后来在多家报社主管发行,2008年创办《东莞时报》并新建东莞报业的自办发行队伍,见证了国内报刊自办发行队伍兴盛与衰落。
《北京青年报》的自办发行队伍叫“小红帽”,属于国内自办发行队伍的先锋模范,当年前去学习取经者络绎不绝。我在北京组建“小蓝帽”时与其掌门人刘涵相熟。
但是,伴随着世界性传统报纸经营的下挫,国内报刊自办发行队伍面临囧境。例如阅报者流失,造成发行量锐减难以支撑运营成本;许多队伍尝试转型做物流缺乏专业度,效益不佳,且专业物流渠道十分强大;一般的报刊自办发行队伍受制于体制,发展前景堪忧,成为雪上加霜的鸡肋,尤其建立在都市报之上的发行队伍,日子更为艰难。
在此背景下,报社选择壮士断腕,甩开人员密集型的自办发行队伍,重返邮发,似乎亦属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