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先行启动600个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2020年底基本实现全国全覆盖。
自去年8月21日“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作为一个重要议题浮出水面以来，媒体融合的第二战场异常热闹。
回首2018年，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在年末堪称遍地开花。据媒通社不完全统计，仅在12月份一个月内，全国各地就至少有60余家县级融媒体中心揭牌亮相，密度之高，行动之迅，前所未有。
（一）
先上统计名单（随时更新）：
（二）
2018年的数据显示，全国共有县级行政区划单位2851个，如此庞大的基数下诞生百余家县级融媒体中心，比重不到10%。即便抛开一些肉眼可见缺乏条件的地方，新兴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扩张空间依然很大。
短短4个月时间，超百个融媒体中心揭牌成立，这股浪潮也助推长兴传媒集团被树立为典型。
而刚刚过去的这个12月更是创造了不大不小的奇迹，一个月60多家，即意味着中国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在以平均每天两家的速度扩张。如此密集的动作，似乎顺应了“县级融媒体中心是2019年媒体的最后红利”这个预判。
这让人想起中宣部此前发布的一个要求：
2018年先行启动600个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2020年底基本实现全国全覆盖。
如今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工作如火如荼的铺展，全社会有目共睹，但还是任重道远。大屏幕几乎成为新时代县级媒体单位的标配，在某些场合，挂在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这块屏幕甚至和挂在云南县级中学的那块屏幕一样，被寄予了改变命运的厚望。
与融媒体中心扎堆成立的现象有所呼应的是，去年11月份，近200批媒体人到长兴传媒集团参观学习，大家身体力行参与到一场传媒业的革命事业中。
如果不考虑长兴传媒的接待压力，学习当然是天大的好事。列宁说过，只要愿意学习，就一定能够学会。
但陈国权在《长兴传媒你学不会》中指出，人们学不会或者说不会学的，第一条是企业化管理，第二条是彻底的体制改革。
换言之，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不仅要学基础设施，还得学理念。人们大可将一块屏幕视作县级融媒体的外在核心标识，然而革新和转型的理念作为内核，值得被更认真地对待。
否则，揭牌的象征性意义将大于实际意义，一场关于创新和下沉的革命最终只是在加速旧秩序的瓦解，而缺乏真正可靠的建设性作用。
（三）
媒通社认为，既然在很多人看来，这块屏幕的确可能改变某些媒体和人的命运，那么只有充分缜密的调研和规划，进行严谨的顶层设计，才能避免资源浪费、低效和自欺自人的伪融合，才能牢牢守住地方意识形态主阵地，成为地方社情民意的传播高地。
我们也曾总结过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四种模式：
（1）省级以上媒体融合与县级媒体融合汇流。后者依托前者的人力资源、政策资源、体制资源“借船出海”，建设融媒体中心。就像当年党报办地方版一样，县级融媒体中心成为省级媒体的附属机构。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县级融媒中心建设立竿见影，成本少，见效快；坏处则在于，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地”属性不强，主体性旁落，考验着两个主体的良性互动。
（2）县（区）与高校、研究机构联姻，借助“外脑”推进融媒中心建设。与省级媒体“帮扶”或者“托管”模式不同，这种模式能够保障县（区）在媒体融合道路上的主导权，但理想照进现实，仍然面临着实践层面的诸多失调。毕竟，外脑再有智慧，也得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地走。
（3）县（区）与市场化传播机构的合作。这种模式因输入更多市场力量而更具活力，但缺点在于政策上存在不确定性，主导权容易被变相剥夺。在实际运营中，也会有重重风险。
（4）县（区）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建设融媒体中心。这种模式从根本上保证了县级媒体的独立性，但自力更生的难度可想而知。
以上四种，均能在如今的县级媒体融合中找到样本或局部特征。
藉由这些想表达的是，首先，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乃时代使命，大势所趋。尽管有多重任务，但真正实践起来，必然要回归专业和规律。
其次，坐拥强大资源和政策背书的省级媒体融合尚且艰难如此，早已空心化的县域媒体融合之路又岂会轻松加愉快？相比稀缺的成功，更普遍的失败往往容易被忽视。
最后，总而言之，“一切笔直都是骗人的”，一切闻风而动都可能异化成随波逐流，一切跳跃式增涨都值得警惕。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而改变也有好坏之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