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君精选了三位重量级专家学者的精彩演讲，对于2019年中国的经济发展进行了探究与分析。
2月16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在北京举行，年会以“如何实现‘六稳’，保持经济长期向好”为主题（注：稳就业、稳外贸、稳投资、稳金融、稳外资、稳预期）。
魏杰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民营经济发展不是要实惠，而是要公平
过去的2018年是艰辛的一年，结合2018年的状况，2019年有两件非常值得关注的事，一个是保证老百姓的财富安全问题，另一个是要关注民营经济群体。
我们经常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有钱了，项目也批了，可就是不干。为什么？就是因为预期不好，没有安全感。因此，稳预期实际上在“六稳”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全体劳动者都从无产者变成了有产者，但是2018年大家的预期普遍不好。老百姓有了财富后，最大的担心就是财富安全问题，找不到安全性的资产，也不知道什么资产是安全的，就产生了恐慌心理。
因此，要让老百姓有安全感，稳预期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保证老百姓的财富安全。四十年财富积累不容易，一旦出问题很麻烦，财富一定得安全。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发展谁功不可没？民营经济群体。民营经济对我们的经济增长贡献在60%以上，对社会就业贡献在80%以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庞大的群体。某种层面来讲，这个群体的预期好不好直接关系着中国经济的增长。
但实际在过去的2018年，民营经济是预期最不好的一年。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声音？其实民营经济发展不是要优惠，而是要一个公平、平等的市场环境。
那么怎样才能为民营经济的发展营造这种公平、平等的市场环境呢？
第一，理论创新。现在民营经济理论只讲必要性，不讲必然性，反复讲就业增长之类的，好像需要我们是无奈的选择，这种理论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第二，法律必须调整。必须保证法律的公平、公正。如果民营企业、国营企业同样发生一个犯罪行为，但是面对的法律准则却不同，怎么能让大家安心？
因此，2019年稳预期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对民营企业面临的这两个问题做出切实的调整，来虚的是不行的。
综上所述，2019年稳预期必须要解决这两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是保证老百姓的财产安全；另一个民营经济预期一定要提高，理论创新、法律调整必须跟上。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中国要适应低速的增长态势 日本的发展很有借鉴意义
中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在2006、2007年曾达到顶峰，之后就开始下降，预计未来还会进一步下降。现在我们已经告别了出口导向的扩张型增长模式，我们的工业化巅峰时期已经过去了。
中国在新世纪的头十年工业增长相当于之前四十年的增长，这个增长速度是非常惊人的，但是在2010年之后，工业化就调转了，现在已经开始了去工业化。
去工业化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不可否认去工业化会造成经济增长减速、外需增速下降、服务业的技术进步率低。但去工业化也带来了很多的好处，比如使得老百姓劳动收入占比上升，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刺激消费、国内消费比例上升储蓄占比下降。
伴随着去工业化的开始，我国的劳动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在2010年达到顶峰之后也随之开始下降。目前服务业成为了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部门，我们的人口红利进入了消退期。
我国目前的情况并不特殊，无独有偶日本也曾经历过去工业化，日本的转折点是1971年，当时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日本的消费率一度达到最低点52%。
韩国是1988年工业化顶峰基本结束，日本在那个时候被迫转型。1973-1993年，日本增长速度平均只有2.8%，日本在70年代、80年代垄断了世界几乎所有的创新，但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只有不到3%。
中国和日本的情况有着极为相似的地方，因此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什么样，日本的发展很有借鉴意义。我们要适应低速的经济增长态势，我们总说创新能够提高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其实创新是提高不了的。
樊纲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当经济出现波动 要理直气壮采取宏观调控
目前我国投资增长动力不足，各种增长要素都存在很多缺陷，劳动参与率在下降、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更重要的是体制上还存在各种缺陷，因此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体制机制，需要天天讲、年年讲，有些事情可能一时半会儿见不了效，但是现在就得做，这是长期性的措施。十八届三中全会定了那么多改革，这些年落实了多少？体制改革的难处就是需要长期的坚持、长期地进行改革。
那么当长期性改革实现不了时，就需要采取一些短期措施维持稳定发展，而短期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需求侧的，包括财政的支出、货币的供应、利率、税率等等。
我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的宏观调整是并行不悖。要随时随地、时时刻刻推进改革，但是当经济出现波动的时候，也需要理直气壮地采取一些宏观调控措施。
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国家都是这么过来的，他们这几年的宏观调控，就为了稳经济，负利率一下子执行那么多年。宏观调节起来也是毫不含糊的，一个又一个地采取各种措施。
不能供给侧改革迟迟不见效，也不在需求侧实行一些必要的调整、必要的调节措施。这两方面都是需要的，当我们讨论改革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如果没有经济增长，一定的稳定的水平，很多改革也是难以顺利推进的。
但是需求侧的调整一定是要有限度的，不能一说需求侧需要调整就变成“大水漫灌”。
由于中央政府要承担宏观调控的政策，包括要防通货膨胀，防债务率过高，而地方政府不承担此责任，因此，中央政府在调控当中要把握力度，要由中央政府负责，包括把地方债务等关进笼子里，让它起到该起的作用。
地方政府的职责是地方发展、地方建设，宏观调控需要中央政府负起全部的责任，需要在热的时候压、冷的时候托，进行双向、逆向调节，这是中央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参考资料：
1.《魏杰谈稳预期：保证居民财富安全提高民营经济预期》 新浪财经
2.《姚洋：中国经济未来增速怎样？日本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新浪财经
3.《樊纲：当经济出现波动时，要理直气壮采取宏观调控》 新浪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