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学校与所在社区的围墙，将实验室等教学功能的场所植入社区，达到社区反哺学校的目的。学院认为社区是城市创新的重要源头，而社区居民则是社会重要的创新力量。
2019年，在英国教育组织Quacquarelli Symonds所发表的年度世界大学排名中，一所来自中国的设计学院引起人们的关注。这所于2009年才创立的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以下简称“设创学院”），在仅仅成立十年后就在该榜单“艺术与设计”学科排名中名列第14位，在亚洲排名最高。
而这个学院的野心还不仅仅如此，它试图通过内部改革影响设计教育，并培养出同时具备专业知识与实践能力的设计学学生——这两者恰恰也是国内设计学院长期以来所缺乏的，这意味着与当下市场的衔接，以及对于未来人类生活的预判。因此，它也可被视为一个21世纪初期以来的设计学院教育转型样本。
设创学院某种意义上是同济大学从工科大学向新工科大学转型的产物。2008年，同济大学前校长裴钢决定将原隶属于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艺术设计系独立出来，创建一个全新的设计学院，这个学院就是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他认为设计是能解决中国快速城市化之后的创新和转型升级问题的“未来学科”，但在国内教育体系中未受到足够重视。与设创学院一同建立的，还有知识产权学院与生命科学学院。
2008年，原隶属于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艺术设计系独立成为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
独立之后，设创学院设立在同济大学校门一街之隔的原“巴士一汽”园区内，而其与同济大学的分隔不仅仅在物理空间上，教学和制度也拥有更大空间。成立一年后，同济大学与芬兰阿尔托大学共同建立“同济大学中芬中心”跨学科开放创新平台。2014年，学院开始全面在大一第一学期普及“开源硬件与编程”课程；2015年，与Elsevier合作创立英文设计学报《SHEJI（设计、经济与创新学报）》，同年创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同济大学上海国际设计创新学院”，2016年，创办同济黄埔设计创意中学；2017年，与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联合建设的实验室建成。
变化背后的推动者是设创学院现任院长娄永琪。他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曾经是一名建筑师，现在，他要建的不是楼房，而是一套全新的教育体系。2013年，娄永琪接任后的第一件事是为学院拟了一条院训：“为人生的意义和世界的未来而学习和创造”，随后便主导了学院一系列的改革。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院长娄永琪。
“设计正在从以造物为核心的活动升级为处理复杂关系的活动。社会、经济、政治、民生等相关的大规模复杂问题，深深根植于社会技术和经济背景中，蕴含丰富的关联性。要应对这样的问题，势必对设计知识在广度、深度和复杂度上提出更高的要求。设计教育，特别是设计基础教育是否为此做好了准备，这一点广受质疑。”娄永琪在论文《基于设计四秩序框架的设计基础教学改革》中指出。
2014年，娄永琪和《SHEJI》学报出版平台运营主编马谨共同开发了以理查德？布坎南“设计四秩序”为理论框架的全新“设计基础2”课程，与此同时，由孙效华副院长带头开发的“开源硬件与编程课”开始投入教学。在此之前，国内还没有任何一所设计学院将之作为本科一年级的设计基础课。“开源课当时很大争议，是学院‘自上而下’强推下来的。因为作为这门课核心的‘编程知识和能力’，是在绝大多数老师的安全区之外。”娄永琪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说。此外，学生在大一还要学习设计思维课，以建立思维模式。
与计算机专业学习编程的方式不同，设创学院的编程课更多是一种工具，让设计和创意能够实现。在接受为期一年的设计通识和开源硬件与编程教育后，学生才开始选专业，进入围绕一个个具体项目的学习中。
大一上学期学习编程时，郑雄每周都要完成一份作业，他是环境设计专业大三的学生。“整个学院都是边做边学，不是为了技术而技术，技术只是一种手段。有些人用很简单的程序能做出很有意思的东西。”郑雄说。为了完成课程收尾时的作业，他熬夜解决bug，虽然学习过程有一定难度，但这门课也确实为他以后的学习带来好处，“学完不会害怕技术了，对很多事情也开阔了思路。”
在郑雄眼中整个学院最有能量的地方是麦汀咖啡馆，这是一家开在设创学院教学楼一楼的咖啡厅。而了解这个学院与其他学院不同的方法，就是在这里呆上一天。
教学楼大厅和一侧的麦汀咖啡馆。
“它提供免费饮水，任何人都可以在里面停留汇聚。”老师和学生可以在这里讨论课题、招待客人，或者仅仅是吃顿简餐、喝杯咖啡，偶尔周边的居民也会来这里坐坐。郑雄已经习惯跟来自学院内外的人处在一个空间里，并逐渐喜欢上学院开放的环境。教学楼更像是一个实验空间，一楼除了咖啡馆，还有展厅、图书馆、各个老师的实验室和一个暗房报告厅——和咖啡馆一样，这个教室的课也对所有人开放，哪怕你不是同济的学生。
暗房报告厅常用于公开课、讲座以及答辩。
本科就读于武汉理工大学，如今设创学院交互设计专业的研究生范光瑞也明显感受到两所学校教学方式的不同。相对来说，他认为同济提供了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的学习平台。“学院能给不同类型的人都提供舞台。如果擅长理论但不会建模，在别的地方可能会被认为不会做设计，但在这里就能找到合适的位置。”范光瑞说。在设创学院，更加注重设计思维而非技法，很少有人仅仅因为建模工具用的好就被封为大神。
多元化的另一方面体现为人员构成。范光瑞的同学中有一半来自国外，部分课程由外籍老师全英文教授。
与芬兰阿尔托大学合作办学后，设创学院有机会在体制内做新的尝试，比如在既定的大学老师评级制度下建立自己的标准。过去大学老师评级通常看论文和科研项目，但设创学院看到了这套标准的局限性。“许多设计大师都没有博士学位，也很少写文章，按中国大学的一般标准就评不成我们的教授，但他们却可以成为很多国外一流大学的教授，”娄永琪说，“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多元的师资评价系统，然后让这些不同背景、学科、类型和思维，但同样优秀的老师在一起工作和创新。”目前，学院约有20%的老师来自海外。
范光瑞最喜欢上的一门课是“商业模式”，老师来自设计公司Continuum。其中的真实商业世界案例让他觉得有趣。在设创学院，类似的课程还有很多。聘请设计界知名人士担任客座教授也是设创学院的一项传统。“设计是经世致用之学，从来不是在象牙塔里论道，而要行知。所以我们和业界的沟通本身也是很重要的环节，”娄永琪说，“业内人有很强的学术背景，又在做真实世界的创新，很多最新鲜的思考、案例带进学校。这有点像商学院，让大量公司进入到课堂。”
小猴科技创始人刘力丹、创意营销数据智能公司特赞创始人范凌都在设创学院的教授名单上。刘力丹开设的课程名为创意江湖，这个课程邀请的都是刘力丹在业界的朋友作为嘉宾来为学生做分享，最近一次课程，她请来了日本设计师青山周平。很早，听到消息的学生们就开始兴奋激动。
范凌则与学院共建了设计人工智能实验室，探索设计与人工智能的关系，每年，特赞还会发布一份《设计人工智能报告》，探讨人工智能和设计领域的新趋势。在范凌看来，同济大学的工科背景也造就了它在设计学院中的优势。“全国能做设计，讲设计思维的设计学院有很多，但能把设计和人工智能、可持续结合的很少。同济长期关注建筑与城市，这是它的最大优势。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做设计，但在这里能做设计人工智能。”范凌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说。
但刘力丹和范凌都不负责具体的教学事务。对此，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工业设计学科带头人刘震元认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贡献，设计江湖这门课其他人开不了，请不同的人来也能让学生看到多维视角。这是只有业界老师能带来的。”他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说。
在QS排名的评比标准中，有两个主要指标，分别是学术领域的同行评价和全球雇主评价。而这两者也是设创学院成立之初的方向。
在设创学院之前，较少有设计学院如此紧密地与企业合作，这种合作不仅仅体现在教师聘任制度上，还包括其他概念产品阶段的合作。这意味着，从本科开始，学生就能接触到大大小小与企业合作的项目，超过50%的学生设计课题来自于企业的真题。而研究生和博士则有机会参与到与英特尔、戴尔、微软、阿里巴巴等企业建立的联合实验室中，开展联合科学研究。
“尊重商业，面向真实的世界，面向企业真实的需求，这很重要。但我们有自己的主张，与产业的合作并不只是服务于商业，更多是想能够跟商业一起带来正向发展。”刘震元说，“我们跟商业的合作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具有实验性和开拓性的，产出未必是马上就可以量产的产品，而更多是未来产品甚至是产业的研发方向和新的机会，这也正是很多顶尖企业愿意与我们合作的原因。”
而企业角度来说，无力承担自有研发部分的学校实验室也可以为他们提供创新能力以及缩减研发成本。三年前，特赞与学院联合设立设计人工智能实验室，建立设计人工智能学科，培养的第一批人工智能和数据设计研究生和博士将于明年毕业。与此同时，该实验室某种意义上也是特赞的研发部门。范凌将部分无法在短期内带来收益的技术研究放在学校实验室，比如探索设计与人工智能的关系，以及建立人工智能设计的数据集DesignNet，教会机器如何理解设计。“学校有非常宽容的研究环境，设计与人工智能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课题，学校也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在商业社会里产生效益，因此做了大量投入。”范凌说。参与该项目的研究生和博士生既是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也是实验室的成果之一——设计人工智能学科每年培养10个左右研究生和2个左右博士。
如何处理教学与商业的关系，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学院是如何定义“教育”。在传统意义上的传道授业之外，设创学院希望创造更多学习方式和场景。“教学是一种实践方式。跟设计杯子一样，如果只想设计杯子，永远设计不好，还要想与杯子相关的水、人、环境。教学也是一样，把学科放到社会发展、国家战略和社区，做的事情就不一样了。但这还是在教学，甚至是一种更潜移默化的教学。”刘震元说。
因此，也就有了关注乡村问题的项目“设计丰收”、试图营造社区校园的四平街道改造以及社区实验室NICE2035先后启动。设计丰收是设创学院发起的设计下乡项目。2008年，娄永琪带领团队在上海市崇明岛仙桥村建立实验基地，联合学院和社会力量改造乡村，并试图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连接城市与乡村，思考如何把中国的乡村从一个“消费终端”，转变成“创新源头”。而四平街道改造和NICE2035则是学院对社区型校园的探索实践。打破学校与所在社区的围墙，将实验室等教学功能的场所植入社区，达到社区反哺学校的目的。学院认为社区是城市创新的重要源头，而社区居民则是社会重要的创新力量。
设创学院试图将社区与校园融合。
从2012年开始，学院开始组织学生参与周边社区改造。郑雄在大二时就参与了四平社区的微更新项目。他的任务是改造小区内的楼道，这让他有机会与真实的“用户”接触。在他看来，社区与学院互相成就，“社区环境得到改善，同时为学院提供实验场所。”也是通过这个项目，郑雄认识到自己真的很喜欢跟人打交道，确定了做社区营造的方向。
改造后的四平街道。
如果说四平空间营造是一次城市微更新，那么NICE2035更像是社区实验室的集合。把学院的研发实验室、教育空间搬到社区，同时具备店铺、众创中心和孵化器功能。目前已入住的实验室包括Sound Lab声音实验室、Neuni新材料实验室、Fab-O创客教育实验室、阿斯顿马丁创意实验室、海尔共享厨房实验室等。2017年，设创学院还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合作成立“同济-麻省理工设计科学实验室（City Science Lab）”，其中一个项目就是将从学院门口到同济大学地铁站的一段道路改造成可供居民娱乐锻炼的口袋花园，而实验室本身则是由一个垃圾房改造而来。
同时，设创学院的设计教育改革不再局限于大学，而是延伸到了中学。2017年，同济黄埔设计创意中学开始招收第一批学生。学校将常规应试课程压缩到60%，余下的40%则是设计思维和创意课程，由设创学院的老师任教。在国内，这样的尝试颇为大胆。“这群孩子以后不一定是设计师，但具备设计思维和创新意识，能够更加有野心有创见地想一些更大的事情，更多成为社会的积极改变者，而不是被动的考试机器。”娄永琪说。
学生就业率也是一所新学院的教育是否成功的标准之一。而在这一点上，设创学院面临和其他大学的设计专业一样的挑战。
在设创学院，将近1/3的本科毕业生会选择出国读研，1/3的毕业生会选择在国内读研，剩下的1/3学生会选择直接参加工作。刚刚拿到交互设计硕士学位的范光瑞准备去美国读博，他有一些同学进入了国内顶尖的互联网公司，但他仍然觉得惋惜。“有时候在想，我们学院如果不在中国，而是在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可能他们选择会多元一些。”
设创学院2018届部分毕业设计作品。
事实上，由于国内设计教育的差距和国外设计学院的品牌影响力，选择出国深造的设计专业学生在近年越来越多。而显然，设创学院目前还不能弥补这样的差距和达到这样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学校教育是设计产业的上游部分，而中国设计产业在不断发生变化，如何确保学生毕业后能适应这种变化，也是学校需要面临的挑战。除此之外，如何解决学生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毕竟除一线城市以外的其他城市，并非每个高中生都能拥有像黄埔设计创意中学那样的教学条件与设计学基础。当然，更重要的是如何塑造学生全面的设计学观念，这意味着从设计出发进入更大的人文、艺术综合门类学习及社会大环境的理解与思考，而非仅仅是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
“设计丰收”项目成立十年，尝试通过民居改造、课题研究、艺术下乡等方式建立城乡联系，但目前还没有找到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今年项目重新启动，资金则由众筹方式获得。学院与社区融合后，社区究竟能带来多大的驱动力也仍是未知数。
而这背后则有着设计教育长期存在的问题，如何在开展设计理论教育的同时，也借助商业的力量让学生得到更多实践机会？ 学校教育与商业项目之间该如何平衡？
范光瑞认为学院项目多少带有一些乌托邦情怀。“可持续议题在欧洲很受欢迎，但这些问题是不是当下中国真正需要的，可能就需要进一步思考了。”范光瑞期待学院多开放一些与美国、日本设计学院的交流，以带来更多观点的碰撞。至于学院排名，范光瑞没有太在意。“排名能反映一种进步，但不用太当回事，需要做的是认清差距然后努力。”范光瑞说。从另外的角度看，这个学院允许他这样的声音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今年暑假，郑雄打算进入企业实习，去看看真实的商业项目是如何运作的。他拿到了创邑公司的实习offer，在被问到想做商业地产项目还是愚园路改造时，郑雄选择了后者。他在参与四平路社区微更新项目中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但对于未来，他也有迷茫。“社区营造到现在为止也还处于萌芽状态，市场上也没有哪家公司找到商业模式。”因为就业前景不明确，社区营造方向的不少学生最后会转向建筑或者室内设计。
就像郑雄和范光瑞毕业后的道路充满着不确定性，同济设计创意学院作为一个刚满十岁的年轻学院，还有许多事情等待被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