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戏剧舞台上听到“伯格曼”、“塔尔科夫斯基”的名字，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2019年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夏季单元中第一出登场剧目，是瑞典皇家剧院的《瑞典夏之夜》。
▲《瑞典夏之夜》海报
作为一个跨越北极圈的国家，瑞典的夏夜很长。太阳迟迟不落，即使落下，寥寥几个小时后也会升起，夏夜因此格外明亮。
相比“长夜漫漫何时旦”，一个永远有阳光照耀的长夜似乎更为难熬。如果，你是一位演员，遇上了一个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拍什么，但是又无法准确表达，只能一再地否认剧组所有的人的努力，不停地重复“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个也不对”的导演，拍摄工作因此而搁浅--这样的夜，只怕才是“迟迟钟鼓初长夜”式的噩梦。
偏偏这位导演，大名叫做“塔尔科夫斯基”。
▲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
“最幽默的追忆”
《瑞典夏之夜》的编剧，是瑞典演员厄兰·约瑟夫森。熟悉伯格曼电影的人对这个名字应该不陌生。1945年，约瑟夫森随伯格曼加盟赫尔辛堡市剧院，走上专业舞台演员的道路，也成为与伯格曼长期合作的“御用”男演员。
在伯格曼电影《呼喊与细语》、《婚姻生活》、《莎拉邦德》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厄兰·约瑟夫森的名字。2000年，伯格曼的缪斯、爱人丽芙·乌曼根据伯格曼剧本拍摄了一部电影《狂情错爱》，厄兰·约瑟夫森在电影中扮演一位名为“伯格曼”的人物。
事实上，在人们心中，约瑟夫森早已成为伯格曼的另一个化身，用他自己的话说：
厄兰·约瑟夫森：
在伯格曼的世界里，我代表某种多疑、反讽的知识分子式人物，非常冷淡、失意。我出国后，在意大利和其他地方拍电影，我的戏路大不一样，经常演疯子之类的角色。……我觉得这可能改变了伯格曼对我的看法。我在他的世界里突然变得更加魔幻了，开始演幻想多变的人，比如艺术家。
厄兰·约瑟夫森所说的在“意大利拍电影”，所指的正是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在流亡意大利时，选择了他来传递自己的苦涩《乡愁》。1986年，两人又再次合作《牺牲》。
《瑞典夏之夜》讲述的故事，正是发生在电影《牺牲》的拍摄过程中。那一天，导演塔尔科夫斯基力图拍摄到黑夜到晨曦的光线变化，演员们与翻译、制片人一起等待着导演的号令，一再被拖延的拍摄进度使得大家都疲惫不堪。
演员们在等待开机的间隙开始探讨电影的含义，对游戏、生活、语言和艺术的看法，以及瑞典演员和俄国导演之间不同的价值观。于是，原本的和谐被打破，人与人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碰撞。
这段故事的现实版本，其实在很多关于塔尔科夫斯基的研究书籍中都可以看到。厄兰曾在一次访谈中提到，《牺牲》在瑞典哥特兰岛上拍摄时，曾连续几天下雨，导致预设的场景无法拍摄，终于一天转晴，而且天空出现异常奇谲的光和云霞，和哥特兰的独特自然风物交融，美得窒息。
厄兰提议，我们现在开始拍吧；然而老塔只是看着远处的天空，说，不，这太美了，上帝创造了这样的神秘之美，我们不可以和上帝抗争。一众演员皆无语。
《瑞典夏之夜》被誉为，对塔尔科夫斯基“最幽默的追忆”。作为戏剧作品，故事情节自然与当年片场实际发生的情况有所出入，只能被称为是“半纪实性回忆”。
然而，伯格曼和塔尔科夫斯基的影迷们，却完全可以通过这部作品，领略瑞典与俄罗斯两种文明的碰撞，看到伯格曼与塔尔科夫斯基两位世界级导演之间的相互影响与惺惺相惜。
“瑞典式忧郁”
事实上，不了解塔尔科夫斯基，不知道伯格曼，不知道电影《牺牲》的观众，也完全不影响观看这出戏剧。
有过戏剧创作经历的人，都懂得“台上一出戏，台下一出戏”。有时候，台下的戏甚至比台上的戏还要热闹。
《瑞典夏之夜》就是这样一出“台下的戏”。
删除掉背景，在一个戏剧小白眼中，这出戏的故事完全可以概括成为：在一个静谧的瑞典夏夜，一位来到瑞典拍摄电影的俄罗斯导演成功引发了全剧组人的diss。唯有女主演表现出了对这位导演的理解与欣赏，甚至告诉自己的丈夫，自己已经爱上了导演。
事实上，这一版的《瑞典夏之夜》也淡化了“塔尔科夫斯基”的标签。舞美是北欧式的极简，一张办公桌，几把椅子，将观众带入“剧组办公现场”。
观众进场的时候，舞台上已经处于进行时。演员们各就其位，极其自然地在舞台的各个角落看书、看电视、看电脑。随即，男主角离开电视，从舞台的一角走向中央，戏就自然地开始了。
一台电视、一方投影幕布，为舞台提供了多媒体文本互动的可能。那些影像包括纪录片、新闻，最动人的，还是电影《牺牲》的片段。
作为塔尔科夫斯基的最后一部作品，《牺牲》是一则荒原式的寓言。电影虚拟了一个核灾难即将爆发的世界，男主人公亚力山大则希望通过“献祭”来阻止灾难的发生。
作为电影，《牺牲》是非常晦涩又迷人的。大片林地，是最初的时间；风通过草地的声音，纯粹温柔；火裂木质，脆响细索如神谕。六岁的小儿子躺在和父亲一起栽种的枯树下，望着天，问：“开始的时候就是语言，为什么呢，爸爸？”他问的是《创世记》里的“太初有言”。
《牺牲》是塔尔科夫斯基留给这个充斥着核爆与战争的世界“最后的信”。在“信”的结尾，他说：献给我的儿子，希望他拥有希望和信心。
不需要看整部电影，只要看《瑞典夏之夜》里播放出来的，人们在“核爆炸”的消息下惊恐四散，奔走流离的场面，就可以看到老塔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对世界的悲观与不安。
舞台上的那个“老塔”，消瘦，暴躁，头上总有一缕头发是翘起的。他对所有的事都吹毛求疵，气得围读剧本的演员当场离席。没有离席的演员则在私下冷言冷语。
由于演员在演出中使用的是瑞典语，我不得不一边看字幕，一边留心剧情。导致很多绝妙的台词都如走马观花般一掠而过，不能清晰记忆。
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些和伯格曼合作惯了的大牌瑞典演员们，既不能理解导演的悲观、忧郁和暴君式的绝对控制，也打从骨子里瞧不上这个从俄罗斯来的外国人。
比如男主角就讽刺这位导演，“一说到瑞典，对‘混合式经济’不认同，对社会体制也不认同。但是一说到‘瑞典’，就是好的”。
对于导演挂在嘴边的“艺术家应该承担近似上帝的使命”，这群瑞典演员也不以为然。
事实上，观赏这部戏最大的乐趣，就是学习这群“艺术家”如何既不带脏字，又能带着那种足以刺痛神经的尖锐相互鄙视揶揄。他们绅士外表下开挂的毒舌功力让整部戏完全充满了一种智力游戏式的愉悦，以至于我的另外一个朋友非常直白地将这部戏概括为“展示了欧洲人的鄙视链”。
可是偏偏，女主角却理解了导演对艺术那种宗教式的敬畏以及由此引发的焦虑。她告诉自己的丈夫、电影的男主角，自己爱上了导演。瞬间，二人之间的气氛变得微妙，剧场仿佛变成了银幕，正在放映伯格曼的《婚姻生活》。
至少我，是这样感受的。那种伯格曼电影里的温情又疏离，相爱又相互刺痛，就这样在舞台上与我重逢。
事实上，这种感觉有个名字“瑞典式忧郁”。衣食无忧背后的精神苦闷；文明秩序背后的暗涌；礼貌到虚伪、相互尊重又相互疏离的人际关系……在北欧不按常理出牌的太阳的协力下，一天又一天，瑞典人在家里的火炉边、书桌前反复自我拷问：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在对终极问题的思索中，度过平静的一生。
舞台上，当妻子坦诚告诉丈夫自己“精神出轨”后，丈夫勉强表示包容。妻子则回应：我怕你说，我懂；又怕你说，我不懂。那种微妙，让所有成年人为之会心一笑。
你，就是我跋涉的终点
《瑞典夏之夜》并不是一部强情节作品。没有强烈的高潮，没有剧烈的反转。这完全是一出知识分子化的“颅内高潮”戏剧。就比如女主角“精神出轨”导演这么强的梗，最后，两人居然什么都没发生。
女主角对男主角倾诉了半天对导演的爱慕之情后，还是把头放在了男主角、自己老公的肩膀上。
和所有的戏剧一样，最动人的瞬间，就是演员们在台上倾诉自己的爱情：你是我生命中的鸟儿，有了你，夜不觉漫长，如此平静。
或许，所谓的“精神出轨”，也只是女主角一次小小的游戏。毕竟，夜如此明亮，一生如此漫长，没有这样小小的手腕，爱人便体会不到刺痛背后的甜蜜，将身边人视若平常。
当他们彼此靠近，将手握在一起，彼此便是对方跋涉的终点。什么电影，什么导演，都去他的吧。此刻，和对方在一起，便是天堂。
成年人都明白，真正的爱情，是最初的荷尔蒙会被岁月磨蚀，但爱人的手依然无法放弃彼此。在对方的手中，我们感受到宁静。
虽然记忆不够清晰，但舞台上男主角对女主角说的那句台词，十足伯格曼。伯格曼是这样对丽芙·乌曼表达爱意的：“你，就是我的斯特拉迪瓦里”（安东尼奥尼·斯特拉迪瓦里，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小提琴制作家，如今他的琴一把可拍卖到天价，堪称小提琴中的贵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