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人对我或者委婉或者直率的讲，消费者喜欢什么你就给什么的互联网思维是先进的，媒体思维其实是自以为是，很过时。
我今年做了一期封面故事《制造偶像，谁决定TA站在舞台中央》，立项之前，主编李鸿谷、副主编吴琪，还有参与这期封面的记者一起开了好几次会，操作周期也很长，正式进入采访和写稿之后差不多有一个月。我在《三联生活周刊》工作这么多年，给如此充裕时间只干一个活儿的这种情况并不多。
有意思的地方是，我们花了这么多精力和时间，并不是要打造一个爆款选题，恰恰相反，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这个选题并不是三联纸刊的读者会感兴趣的，在后期销售上，卖得不会好。如今是一个多么现实的世界，连找明星做形象代言人，明明是个品牌活动，都有带货任务了，我们这一群人干嘛要做这种违背商业常识的事情？
因为，我们是新闻媒体，对选题价值的判断，不能只根据销量，或者说只迎合三联纸刊读者的喜好。还记得移动互联网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稍有起色的创业者互称“大佬”，互联网思维被奉为圭臬，经常有人对我或者委婉或者直率的讲，消费者喜欢什么你就给什么的互联网思维是先进的，媒体思维其实是自以为是，很过时。
大数据发展到今天，技术完全能够根据消费者过往的浏览和购买记录推送跟这个喜好相关的产品。可对于信息和文化产品，我受到的新闻学和传播学教育，以及多年的工作经验，让我对这项“财源滚滚的法则”持保留态度。算法推送犹如蚕丝，如果只接收自己喜好的新闻和内容，最后就被牢牢地包裹在信息茧洞里，视野变得狭窄而偏狭。
我有一个做社交媒体营销的采访对象，他的一项工作就是对网上的信息茧洞进行分析，他对于这种束缚很敏感，有意识地破除自己的信息茧洞。他订阅《三联生活周刊》很多年，说，杂志的好处是信息很丰富，观点也多样化。
因为这些前情提要，选题立项了。
我们留意到一些游戏公司、有卡通频道的娱乐平台在制作虚拟偶像。机器换人在很多行业里都正在发生，并不奇怪，可替代的都是一些简单重复可标注的工作，偶像关乎艺术和情感，这通常被认为是人类对抗人工智能最后的堡垒，这件事可能发生吗？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人类的情感最终将归于何处？
我和吴琪先去几家制作虚拟偶像的公司做前期采访，到上海看了B站举办的虚拟偶像演唱会。采访一圈下来，我们感觉还远未到达讨论终极问题的时机，虚拟偶像在中国还在一个很初级的阶段，粉丝也垂直在二次元圈里，要不要出圈到一个公众层面，连虚拟偶像的制作公司也在观望。日本的初音未来虽然有十几年的历史，可研究下来，日本御宅族产生和发展有它独有的历史和社会原因，照搬到中国来，国情不符合。
可我们依旧觉得这个选题值得探索。当时爆发了周杰伦粉丝和蔡徐坤粉丝的超话大战，很多人看来这是80、90后和95后的代际之争，如果去看b站，那里有更年轻的人群，他们围绕着全息投影的虚拟偶像摇摆欢呼，同时也是吐槽蔡徐坤比较多的地方。会不会是一直存在着偶像的迭代，从出专辑的周杰伦们，到没作品有流量的蔡徐坤们，以及下一代变成虚拟偶像？
除了这些观察，在我前期采访虚拟偶像的公司和娱乐经纪公司时，他们不约而同的提到虚拟偶像的一个优势，就是比真人偶像听话，好控制。我觉得虚拟偶像出现的动力，不是在讨论人类情感归依这样抽象的层面，而是接地气的“供给侧改革”，娱乐产业链条前面的流程已经十分工业化了，可面向消费者的下游虽然有巨大的利益，却不可控，这增加了产业的风险。虚拟偶像是呼应娱乐行业生产端的痛点产生的。
能不能写出一篇文章，进入到偶像制造的生产车间，把每一代偶像的产品逻辑，迭代理由，变现方式、市场环境写清楚，以及虚拟偶像这种新产品是否有市场。毕竟，我们最初感兴趣的那些关乎情感、关乎人类未来命运的抽象话题，基础是有虚拟偶像这种产品实际存在，并且被市场印证受到欢迎。
把这个选题的草图想清楚，我就知道它不好卖。现在每年还会订阅，购买纸质刊物的人，《三联生活周刊》的读者，简单粗暴地来贴个标签，如果是讨论“人类对抗人工智能最后的堡垒，是否被攻破”，它是个潜在的爆款选题，可如果像很多媒体一样用流量明星做封面，三联读者大概率是社会上那批不认识流量明星，不关心娱乐八卦的人群。去掉偏见，这是一个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力的行业，并且每年制造出巨大的商业价值，还通向了我们模模糊糊看得到的一个未来的影子。它值得花时间探究一下啊。
具体操作下来，这个稿子对我来讲，难度在于，没有一本参考书、一篇论文，或者哪位专家已经对这个许多因素绞缠在一起的复杂现象有判断，甚至提供一个认识框架让我借助。中国变化太剧烈了，每天都有新事物在产生，也每天都有旧事物被淘汰，身在其中的人可能都没办法看清楚它的面貌。
比如说，我跟经济人讨论同样是小鲜肉明星，为什么A带货，B不带货？经纪人会说，A是流量，B是演员。我会很困惑：“A明明也演戏。”谁是流量，谁是演员，谁能带货，谁不能带货，谁能一直带货，谁只能带这一季的货，每个在这个行业里深耕多年的采访对象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讲自己的观点，而不是行业共识。这种新闻选题，经常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没办法讲一个故事，一个现象，然后采访若干个专家讲观点和引经据典，就能成为一个新闻产品。
我需要自己动手搭一个认识框架，给出判断。我不是跑文化娱乐线的记者，对这个行业不了解也不认识人，但我做了很多年的社会新闻，采写不同的题材让我形成了一种解剖新闻事件的方法论，它就像我站在一起凶杀案的现场，要用支离破碎的信息，复原杀人过程和作案动机。那就得大量采访最接近事件真相的核心人物，凶手、目击者、法医、刑警，死者和凶手周边的知情人。
想弄清楚偶像产业这件事。我采访了偶像的制造者，经济公司和经纪人，他们从前是如何选拔、培养艺人，捧红明星，现在是如何操作的，捧红歌手和演员又有哪些不同的门道。我采访了捧红偶像的载体，为什么同样是当红明星，却有流量和非流量之分，有带货和不带货的之分？恐怕跟他们红起来的土壤不同强烈相关。我采访了偶像衡量的硬核标准，花钱和时间去听演唱会，当红明星的粉丝分析、带货能力等的操作人。
对我来讲，跟这些采访对象打交道是一种乐趣。我喜欢找在行业里深耕多年的业务骨干，他们耕得深，能够提供这个行业里最扎实的经验和资料，他们也站得高，通常已经是行业里头部的成员，格局比普通从业者大。我把他们对于行业的这些“深”和“高”写到稿子里，让读者跟我一起，用最短的时间尽可能多的了解这个行业。
比如，我采访的季声珊是孙燕姿从新人开始时就带她的经纪人，长期或者短期合作过的歌手还包括郭富城、郑秀文、蔡琴、张惠妹、那英等等，几乎串起了整个90年代的华语乐坛。纪翔和聂心远现在都涉足了偶像业务，他们是娱乐圈资深的经纪人。纪翔跟李冰冰合作了十年，聂心远跟尚雯婕一路并肩携手。我会好奇，这些既有成功经验，又有人脉资源的经纪人们，签约艺人的标准是什么，捧红的方式是什么，又如何长期的经营。
比如，从去年到今年最耀眼的几个流量明星，蔡徐坤、陈立农、范丞丞等都来自于同一个节目《偶像练习生》。那么，这个节目的奥秘是什么？我采访了《偶像练习生》的制作人姜滨和总导演陈刚。这其实又是另外一个行业了，他们的核心目的不是捧红哪些艺人，而是在互联网上制造出爆款节目。强调互联网属性，是因为它跟传统的电视节目有区别，它其实是个流量池，每一个练习生都承担着吸引流量的作用，而最为出色的那一个，他出道本身就是流量汇聚最多的结果。蔡徐坤为什么红，姜滨和陈刚的团队在背后利用他们对不同媒介传播规律的经验，做了大量的尝试和摸索，他们讲得清楚。
比如，如何衡量明星红的程度？张翊明在北京做了十几年的演唱会，他的心里有个账本，哪些明星能在多大的场地卖出去多少票，是对明星市场号召力的硬核标准。他认为能容纳10万人的鸟巢，就是歌手红不红的巅峰，华语乐坛开得起来鸟巢演唱会，并且真正花钱买票而爆满的歌手，屈指可数。
闻泰麟的公司是做大数据分析的，客户有综艺节目，也有明星工作室，分析受众、粉丝的画像。他们利用社交媒体上的蛛丝马迹，按照价值观、文化品位等把粉丝分成七种类型，综艺节目的嘉宾、品牌代言和明星们应该如何组合才是匹配的，他们正在做这种工作。
了解了真人明星的选择、制造和经营机制，再去看虚拟偶像，如果是按照娱乐圈的模式去制造，是否只是模仿了它的外在形式，而并不清楚这个产业深层次的经验，判断，甚至是直觉？或者，虚拟偶像摸索出另辟蹊径的方法。越是了解的多，越是对虚拟偶像的未来没办法轻易下结论。我觉得对于娱乐行业和虚拟偶像行业，看起来相似又相关，可都只在自己的领域里，这篇文章努力想开一扇窗，能窥视到对方。也因为采访了资深的经纪人和制作人，他们讲了多年的心得和经验，这些内容值得被同行们学习，有人在社交媒体上推荐经纪人们走机场的时候买一本看。
而我想做的是，这些信息的采访和使用，如果能够在专业内转播，那也就为三联的普通读者朋友们快速简单了解这个领域提供了工具。比如，社交场合谈论蔡徐坤的时候，能够讲清楚他红起来的来龙去脉。
虚拟偶像是今年一个投资上的关注点。有位投资人朋友说，三联是要做孵化器吗？你们写的，跟我们看的项目同步了。也有人说，三联是一个老媒体，做了一个00后的选题。其实这种反差并不奇怪，作为一本新闻杂志，我们日常的工作就是与时代同行，为读者每周提供最新的、丰富的信息和观点。这种基因决定了我们反倒是不固步自封在某个标签里，是破信息茧洞的。
作者/杨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