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运用多模态话语理论、模因理论与社会抗争理论，探讨了网络娱乐式抗争的“武器”与集体行动机制。研究发现，借助网络传播的优势，网民以娱乐逻辑改写网络抗争，用多模态话语做“武器”强化劝服性话语的生产，同时通过拼贴与戏仿，撕裂能指与所指间的关系，提升话语竞争能力。在此基础上，基于话语的模因机制，网络娱乐式抗争以娱乐性吸引网民对能指进行大规模的个性化模仿，从而通过话语协同形成带有狂欢风格的、自组织的集体话语行动，建构了网络娱乐式抗争独特的集体行动机制。
关键词：网络娱乐式抗争 多模态话语 话语竞争 模因
由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日益深入，社会底层的权利意识迅速增强，不同群体的冲突随之加剧，社会抗争事件频发。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化发展，社会权力格局进入深度调整过程中，网络抗争迅速成为重要的抗争类型。从近年来的典型案例来看，基于互联网的抗争行动集结速度愈来愈快，规模愈来愈大，影响也愈来愈广，抗争的形态也随之不断翻新。而在其中，有一种新奇的类型尤其值得关注。例如，在“我爸是李刚”事件（2010）、温州动车事故（2011）、海南校长开房事件（2013）、花千芳微博成语误用风波（2014）、《武媚娘传奇》停播风波（2014-2015）、青岛大虾宰客事件（2015）、《环球时报》雾霾红色预警风波（2015）、雷洋事件中的“打飞机”艺术展（2016）、内涵段子被永久关停（2018）等热点事件中，部分网民大量使用了PS图、网络造句、网络行为艺术、恶搞音视频等方式，通过娱乐化的形式表达不满与抗议，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网络集体行动。根据郭小安（2017）的统计，在多种类型的抗争事件中，恶搞戏谑都是最常见的情感表达手段[1]。
从特质来看，这种戏谑式抗争首先带有鲜明的娱乐属性。这种娱乐性典型体现在网民的表达方式上。如PS图及恶搞视频往往借用大众所熟悉的明星形象、表情或漫画，通过再创作产生出强烈的戏剧张力，生动诙谐，让人忍俊不禁。其次，虽然是戏谑，但却带有直接的抗争功能。在《弱者的武器》一书中，斯科特指出，反抗不仅包括行为方面的，也包括思想和象征方面的。在网络热点事件中，网民们通过多种话语形态的组合应用，不仅可以实施象征性抵抗，而且能够实现行为抗争。例如，某报头版报道“北京拉响雾霾红色预警”后，网民们用集体造句来调侃，一方面是搞笑好玩，但更重要的是表达对某种宣传方式的不满，从而实现“象征性抵抗”；在“校长开房事件”中，众多网民接力上传“开房找我”的照片，则是以直接的行动来表达抗议。由此，娱乐与抗争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在尼尔·波兹曼所痛惜的娱乐至死的时代，娱乐却反身一变，转而成为抗争的“武器”。调侃、讽刺等娱乐性方式一直以来都是个体表达社会不满的重要方式，但却极少上升为集体行动。但在互联网中，却频繁形成大规模的网络集体行动。这种融娱乐与抗议为一体，以娱乐为“武器”的集体行动，在传统线下社会抗争中是极为少见的，我们称之为网络“娱乐式抗争”。从抗争对象来看，这种类型的抗争与传统抗争并无多少不同。但从抗争参与者来看，这种新型抗争通过娱乐化的方式吸引了众多网民参与，既可以形成“全民围观”的新媒体事件，又可能溢出到线下，与传统的社会抗争相结合，形成更有力的社会动员，造成更广泛的社会影响，从而给社会治理带来严峻挑战，值得对此进行深入研究。
01
文献述评
要想对这种新型网络抗争有更为全面深入的了解，需要将其纳入到社会抗争的谱系中去考察。社会抗争方面的相关研究已经是多年来持续的热点，自塔罗（S. Tarrow）、蒂利（C. Tilly）和麦克亚当（D. Mc Adam）等提出了“抗争性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的概念后，国内外已有众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如斯科特（James C. Scott，1985）提出了“弱者的武器”[2]概念，以马来西亚农民为例，深入分析了此前不为人所重视的日常抗争（everyday resistance），认为农民通过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偷盗、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形式，实现了对不平等的抗争。在国内，基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抗争案例，一批海内外学者利用心理怨恨理论、日常抗争理论、政治过程理论等，针对失地农民、下岗工人、城市拆迁、环境污染、项目建设等问题，深入研究了当代中国社会抗争的政治机遇与社会空间、抗争策略、抗争影响因素等问题，形成了资源/条件、关系/结构、情感/意识、角色/性别等四个不同的视角[3]（王金红、黄振辉，2012），并提出了多个解释框架。如通过对中国农民维权抗争实践的考察，李连江和欧博文（L Li, KJ O'Brien，1996）提出了“依法抗争”[4] （rightful resistance）的框架，即抗争者运用官方的法律、政策和其他官方批准的价值来反对不遵守法律的政治经济精英。在此基础上，于建嵘（2004）提出了“以法抗争”框架，即以具有明确政治信仰的农民利益代言人为核心，通过各种方式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动员网络，以县乡政府为抗争对象，是一种旨在宣示和确立农民这一社会群体抽象的“合法权益”或“公民权利”的政治性抗争[5]。此外，其它的解释性框架还包括“依理维权”[6]（于建嵘，2006）、“依弱者身份抗争”[7]（董海军，2008）、“依关系网络抗争”[8]（石发勇，2005）、表演式抗争[9]（黄振辉，2011）等。这些成果深化了对抗争武器的研究，说明了在中国独特政治文化语境下，弱势群体抗争方式的丰富性。不过其中大量的研究，关注重点仍然是现实中的抗争行动，互联网主要是作为一种辅助性影响因素来分析。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网络抗争行动特点愈益鲜明，相应的研究也随之涌现。从研究取向上来看，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将互联网定义为非制度政治参与的渠道，探讨互联网为政治参与和草根阶层的利益表达提供了何种新渠道是其核心问题。第二种取向重视探讨互联网对公共舆论的影响。他们通过典型案例，分析了在线社区、社交网络、微博等互联网应用对于舆论生成与演化的影响，发现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舆论生成和定义的行动者。第三种则是重点考察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互动问题，特别是对线下动员的影响。总之，研究者都赞同互联网提供了抗争动员的新动力、新渠道及新的潜力[10]（黄荣贵，2010）。综合来看，这些研究主要围绕政治机会、资源动员、框架建构等社会运动理论的经典核心概念来展开，深入推进了网络抗争研究。不过除了网上网下相配合的、有组织的网络行动之外，国内互联网上还有大量的抗议多为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的自发行动，传统社会运动理论对于这些行动的动力机制解释力不足。因此，又有学者从情感动员的视角进行了相关研究。如Wettergren对网民利用讽刺漫画等手段制造幽默滑稽的情感效果开展抗议活动进行了研究[11]（Wettergren，2009）。杨国彬更进一步探讨了戏谑与悲情在网络事件中的动员效果，发现网络事件“所依赖的是能够激发网民的嬉笑怒骂、喜怒哀乐等情感的表现形式和内容。网络事件的发生，是一个情感动员的过程”[12]（杨国彬，2009）。情感动员理论表明，戏谑可以作为一种情感动员的方式成为社会抗争的武器，从而解释了网络抗议为何可以吸引动员大规模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的问题，说明了集体行动中的情感不是简单的资源或工具，而是抗争的动力，并且集体行动有其独特的情感逻辑。但这一理论模型仍然没有解释的问题是，在网络抗争中，情感是通过什么方式和机制在大规模的网民中进行动员的？从行为方式上来看，由于除了使用黑客攻击等手段外，网络抗争无法像线下的抗争那样采取丰富多样的具有实际危害性的行动，而主要使用基于网络传播的各种符号系统进行以话语为主要武器的抗争。可以说，网络抗争的核心是话语，网络抗争行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话语表达。作为影响集体行动的三大主要宏观结构因素之一，话语一直以来是切入抗争研究的重要理论维度[13]。因此，不研究网络抗争的话语形态与表达逻辑，就无法全面理解网络抗争的表达方式与行动逻辑，因而也就不能准确把握网络抗争的影响力。而具体到网络娱乐式抗争领域，值得思考的是：这种抗争类型使用哪些话语形式？其表达逻辑又如何影响了抗争的行动机制？因此，考察网络娱乐式抗争中的话语形态，探讨其“武器”的创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其行动机制，对于深入研究网络抗争和互联网的传播规律具有重要价值。
02
多模态话语：网络娱乐式抗争中的“武器”
从目前已有案例来看，在网络娱乐式抗争中，参与者基于网络多媒体传播的优势以及丰富多样的民间话语，利用的“武器”相当丰富。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种：
1.PS图。Photoshop简称“PS”，是一个由Adobe开发的最流行的图像处理软件，其强大的功能可以让使用者便捷地编辑各类图片。在网络抗争中，PS图创意来源丰富，可用于嘲讽或者侮辱抗争对象。例如在温州动车事故中，时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的王勇平的两句名言“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与“这是个奇迹”被网民PS后获得广泛传播。
2.恶搞视频。随着多媒体制作技术的普及化发展，原来只限于专业人士掌握的视频编辑门槛也大大降低。因此，在众多网络抗争事件中，恶搞视频也屡屡出现。这些恶搞视频一般选取热门影视或歌曲MV片段，重新进行剪辑和配音，以达到抗议目的。如2010年左右流行的《草泥马之歌》、《马勒戈壁上的草泥马》等。
3.表情包。从传播特征来看，网络表情是一种融合了文字、图片、动作与情绪等多种因素来传情达意的“网络方言”。最初的网络表情是一种美式ASCII字符，利用计算机键盘上已有的各种符号（标点符号、运算符号、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等）加入创造性的想象和处理，从而模拟人的表情体态。后来发展为利用PS的某些网络红人的夸张表情、漫画，同时配上简短的网络流行语的静态图片。除此之外，还有专门利用包括人、动物或卡通形象等在内的各类身体、脸部的动作制作而成的动态的GIF图片或动画。表情包则是在网络表情基础上制作的主题统一、形象统一的多个网络表情的集合。2016年初的FB表情包大战，使用的主要“武器”就是表情包。
4.网络造句。网络造句是众多网民对网络流行语进行个性化改造的一种话语表达方式，在一些出现“雷人雷语”的抗争性事件中应用较为广泛。在2010年的“我爸是李刚”事件中，某网站发起了名为“我爸是李刚”的造句大赛，大量网友借此改编名言名句，表达对所谓“官二代”的愤怒与嘲讽。如“窗前明月光，我爸是李刚”；“试问卷帘人，却道我爸是李刚”；“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爸是李刚”。
5.藏头诗。又名“藏头格”，是一种古老的文字游戏，将所说之事分藏于诗句之首，每句首字连起来，可以解读作者隐藏的意思。在一些热点事件中，有传统文化爱好的网民喜欢通过藏头诗来风趣、隐晦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例如在2016年初的FB表情包大战中，有网友作诗“台上笙箫沁，海边风波平；一月悬如镜，家和万事兴。”寓意为“台海一家”，以此表达对台独的抗议。近年来，在许多热点事件中还有网友用相关软件打着李白的名义戏作了许多藏头诗。
6.网络行为艺术。相较于绘画、雕塑等传统艺术，行为艺术更强调艺术家的行为过程意义，是典型的具有表演性特征的过程艺术形态，也是一种颇具抗争意味的后现代艺术类型。网络行为艺术强调模仿，一般采取类似冰桶挑战的接力式效仿，以此制造媒体事件，具有浓厚的娱乐性。如2013年5月，海南发生校长与小学生开房事件后，女权工作者叶海燕在事发小学门口举牌抗议。这种抗议掀起效仿热潮，众多网民纷纷举牌，同时拍照后上传网络。
7.跟帖“盖楼”。即以独特的视觉形式把网民的论坛跟帖或新闻评论组织起来，一般能够盖起“高楼”的也多具备强烈的恶搞风格。网易跟帖是国内新闻评论中的典型，在视觉上气势磅礴，而且信息连贯，网友经常在里面联合写连载小说。其中特色尤其明显的是对热点新闻的讽刺批评和恶搞专题。约在2004年到2007年之间，网易新闻曾力推恶搞、反讽类专题，比如《油荒时代的幸福生活》、《全民大搞拷》、《领导下乡送温暖》、《幸福生活2005》、《坚决反对取消户籍制度》等，引发众多网民积极参与，演绎了老衲和师太、小李与局长等有趣的跟贴故事[14]。
8.网络段子。段子一直是中国民间文化重要的类型。互联网自发展初始，就一直为段子提供了流行的温床。但与初期互联网上流传的“黄段子”不同，近年来流行的段子多取材于网络热点舆情事件，并由此进一步促进了事件的传播。例如2016年上半年流传的段子“新人生四大悲：洞房抄党章、接站被嫖娼、久病逢莆田、金榜落他乡！”概括了四个广受关注的热点事件。其实在魏则西事件、雷洋案、山东未冷藏疫苗案等热点中，各自都有众多段子广泛传播。如魏则西事件中，“你百度一下会死啊”？答：“会！”这些段子借助社交媒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播，在全民娱乐之余同时表达了不满与讽刺，带有明显的社会抗议功能。
要想进一步认清这些“武器”的威力，需要从其内部构成上进行分析。从模态属性来看，上述抗争方式普遍具有以视觉模态为主的多模态话语特质。多模态话语是指调用了听觉、视觉、触觉等多种感知模态，或者通过语言、图像、声音、动作等多种手段和符号资源进行表达的话语形式。就性质而言，多模态话语是人类感知通道在交际过程中综合使用的结果（朱永生，2007）[15]。意义的实现是以多模态形式进行的，语言只是这些形式中的一种。但传统的话语分析多局限于语言本身，即把研究重点放在了语言系统和语义结构本身及其与社会文化和心理认知之间的关系上，但却忽视了诸如图象、声音、颜色等其他同样广泛应用的意义表现形式。
网络抗争中大规模采用多模态话语具有深层次的社会动员和认知动因。具体来说，多模态话语具有单一的语言文字所无法比肩的社会动员力量和话语建构能力，对于网络抗争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首先，在当下注意力稀缺的时代，争取社会关注度是社会抗争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而使用以图像为主同时包括了声音、动作等在内的多模态话语，可以有效提升关注度。因为这些话语形态一般诉诸于视觉，在读图时代视觉冲击力无疑具有更佳的吸睛能力。其次，使用多模态话语还可以有效突破主要针对文字的网络审查，更容易得到大范围的传播。综合而言，在有限的版面空间里，使用多模态话语传播的抗争信息更丰富、更生动、更有趣，也更容易规避审查。
此外，使用多模态话语还有助于抗争的视觉形象建构，特别是搭配简洁的抗争口号，可以有力提升媒体或公众对抗争的认知甚至认同。网络抗争的参与者们其实早已意识到这种视觉修辞的效果，所以网络抗争的常用方式均特别强调对视觉模态的利用，以便进行更有效的“劝服性话语”（Persuasive Discourse）生产。同时因为视觉模态的这种优势，在网络舆论传播中，图像表征成为一种更常用的方式。萨兹（Andrew Szasz，1994）指出：“我们有必要寻求一种新的舆论引擎机制，一种更多地依赖图像策略而非文字策略的引擎机制，一种更多地强调视觉性而非话语性的引擎机制，以便于认知内容的‘意义’能够借由高度符号化的视觉构成而得以建构并生产出来。”[16]在盖楼顶贴这种本来以文字为主的表达形态上，网民通过帖子形式上的组合，形成类似盖楼式的视觉效果，突出视觉模态。可以说，以图像为主体的多模态话语已经成为当代社会普通公众最重要的话语形态和政治参与形式。
03
能指的膨胀：网络娱乐式抗争中的话语竞争
从修辞模式来看，网络抗争中的话语形态使用的主要是拼贴或戏仿。所谓拼贴，即是“一种即兴或改编的文化过程，客体、符号或行为由此被移植到不同的意义系统与文化背景之中，从而获得新的意味”[17]。网络抗争中的PS图、网络表情包、恶搞视频等都会大量使用拼贴。这种拼贴表面看来是无厘头式的任性而为，但其实颇有章法可循。以PS图为例，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图文拼贴，即抓取抗争对象的夸张表情，同时配上其引发公愤的名言。如杭州“70码事件”中的“70码”系列图、“7·23”动车追尾事故中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反正我信了”及“这是个奇迹”系列图等。二是通过主体置换实现的图文拼贴或图像拼贴，即将抗争对象的“雷语”拼贴到明星、名人或卡通形象上，如苏州某官员的“警察不打人养来干嘛”、河南某官员的“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被拼贴到众多漫画形象上；或者把抗争对象与某种鄙俗形象拼贴，以达到侮辱效果，如一些国家领导人头像常被拼贴到一些动物上。三是通过场景置换实现的图像拼贴，在不同的场景变换中反讽抗争对象的特别行为。抗争中使用的表情包实质是PS图的系列化，两者手法类似。而恶搞视频因包含的模态更为丰富，拼贴模式较特殊，普遍采用的是声音与图像的拼贴手法，即对经典视频进行重新剪辑，重新配音。如雾霾严重时期，以雾霾为调侃对象的恶搞视频也一时风行。如《爱情买霾》、《再活五百年（雾霾版）》、《相约霾吧》等翻唱恶搞MV在微信朋友圈疯传。由于这些恶搞视频自有一套话语结构，但又嵌套在经典视频之中，所以也因之实现了结构上的拼贴，具有强烈的互文性。
恶搞视频、网络造句与网络行为艺术等形式使用的主要修辞手法是戏仿（parody）。戏仿，又称戏拟，即“戏谑的模仿”，是一种比较古老的修辞手法，古今定义纷纭，但其基本内涵是通过戏谑模仿经典文本、话语，揭示被成规和禁忌遮蔽的另一副面孔，以颠覆传统、嘲弄权威。网络造句是最典型的戏仿。如2015年末，某市发布雾霾红色预警，引发舆论争议。某报刊头版刊发报道《首次拉响最高级别警报，被赞展现治理雾霾决心》。对于这种逻辑，众多网民并不认可，于是新浪微博网民又发起了一场网络造句：“老公打断老婆肋骨，及时送医被赞有爱心”；“老人无人赡养饿死家中，子女大办丧事被赞孝顺”；“抢完钱财留下两元公交车费，被赞史上最有爱心劫匪”等。一些PS图也会采用戏仿的手法，如电视剧《武媚娘传奇》在被重新剪辑播出后，引发众多网民不满，于是设计出“＊＊版”系列世界名画。
网络抗争使用拼贴与戏仿这两种手法，大量借用已有的经典文化符号，并非是向经典致敬，而是以揶揄的、戏谑的、调侃的方式进行话语竞争。索绪尔认为，能指与所指的关系生来不是固定的，任意性约定俗成，规约了人们对语言的使用，符号意义随时都有可能抛却形式的偶然性。既然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对应关系本来就是偶然的、约定俗成的，且处于不断的漂浮之中，这就使得能指呈现出无限性和流动性。在网络抗争中，通过拼贴与戏仿这种后现代常用的修辞手段，切断能指与所指的惯性结合，其意义就在于以戏谑、讽刺的方式颠覆其原本意义，使抗争对象原初的符号系统内部分崩离析，并重新建构一套夸张的能指系统。这恰是互联网中注意力争夺与话语竞争的典型表现。“信息要产生一种新的意义，就需要生成一个尚未被符码预见到并予以包容的信息。其结果是，能指的使用越来越趋于所指的不充分。因为每个信息发出者所感知的或意识到的与他人的信息的差异，使得能指的膨胀成为一种信息竞争的符号学特征。”[18]
通过能指的膨胀来进行的话语竞争，并不是简单的语言游戏或网络亚文化的狂欢，其实质是对互联网话语权的抢夺。因为“符号权力通过陈述某个给予之物来构成它，通过影响世界的表象来影响世界。这种权力并不处于以‘以言行事的力量’为表现形式的‘符号系统’中，而是在一种确定的关系中被这种关系所确定。这种关系创造了人们对言辞的合法性以及说出这种言辞的人的合法性的信念，而且，它正常运作的条件就是那些承受这种权力的人要认可那些施展权力的人。”[19]具体来说，通过颠覆和戏谑式的方法重新确立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不仅可以解构抗争对象的权威性、神圣性，吸引网络注意力，而且还通过劝服性话语的生产制造社会认同，抓住网络舆论中的主动权。
▲FB表情包大战期间，网民使用的表情包体现出典型的拼贴手法
04
话语模因：网络娱乐式抗争中的集体协同
网络抗争话语的力量不仅来自于能指的膨胀，更在于事件中相似话语的集中涌现所带来的舆论压力。在网络热点抗争事件中，众多网民通过各种话语形式自主参与的现象屡见不鲜。对此，Clay Shirky（2009）早就指出，新媒体时代的组织特点是“无组织的组织”，即以传统标准来看，是无组织非理性的，但其实却是一种抛弃了传统组织外壳和动员方式的“自组织”。那么在网络抗争中，网民是如何进行“自组织”的呢？其中的关键机制是利用话语的模因造成话语的模仿风潮，进而制造集体行动。
模因（Meme）是一个文化信息单位，与基因类似，基因通过遗传而繁衍，模因通过模仿而传播。判断“模因”的基本依据是“模仿”，任何一个信息，只要它能够通过广义上称为“模仿”的过程而被“复制”，它就可以称为模因[20]。考察网络抗争话语形态的特点可以发现，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模仿。网络造句是一种典型的围绕某个核心词句而展开的模仿行动；PS恶搞图同样也是一种以某一张照片为母图展开的基于视觉模态的模仿；网络行为艺术更是以“接力”为主要特征。由于这些模仿无一例外的具有搞笑、无厘头等网络亚文化特征，将娱乐寓于参与之中，正合青年群体等网络原住民所好，所以一旦流传开来，便引来众多网民“围观”参与，进而形成声势浩大的网络集体行动。以2016年初的FB表情包大战为例，当事件发生后，首先是基于民族主义的舆论表达被激活，然后通过社交媒体链条式的扩散传播，形成了临时性的网络行动群体。而从碎片化的网络舆论表达上升为统一的网络话语集体行动的关键则在于网民话语的模因机制，其具体表现就是网民通过在《苹果日报》、三立新闻及蔡英文的Facebook粘贴大量类似的表情包，实现刷屏效果，逼迫对方关闭评论。网民所使用的表情包类型主要有三种，网络吵架流行语、中国当代政治话语与风光美食照。这些都是强势模因，因其具有强大的可复制潜力而具有强烈的社会语用效果。从具体的模因机制来看，主要应用的是同构类推，即模仿已有的语言结构而复制出一种具有新内容的模因变体，类似于修辞学上的parody（嘲弄式仿拟）。正是在这种强势模因的主导下，众多网民的个性化复制使之形成一种话语传染的效果，其中的共性形成了一种视觉和思想上的集体话语行动，并由此使碎片化的表达在网民不自觉地参与中上升为一种集体性的话语协同。因此，这种以生动有趣的多模态话语为武器，通过多方自觉参与以形成庞大规模网络行动的手法，实际上已经改写了传统抗争的“语法规则”。
这些创新的网络抗争方式最大的效用在于帮助网络抗争者获得了为传统媒体设置议程的能力，从而建构了舆论统一战线。首先，通过话语模因实现的大规模集体话语行动制造的“奇观”正投媒体所好。凯尔纳将“那些能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体文化现象”定义为“媒体奇观”[21]。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奇观逻辑是支配媒体议程的主要机制。众多网民接力模仿多模态话语形成的话语奇观，是媒体难以忽略的报道素材。把抗争纳入媒体的消费逻辑，以便获得关注。其次，抗争中的网民通过不断创新的网络抗争“武器”，一次次制造了规模庞大的“新媒体事件”（New Media Event），不仅显示了集体的力量和智慧，而且也为成为媒体事件打下了基础。因为网民所使用的这些“武器”以娱乐的面貌出现，这种合法性为新媒体事件进入国内传统媒体的议程提供了一定保障。而即便超出了国内媒体的尺度，却又恰好可以进入部分境外媒体的议程，这在当前的政治文化语境下，又能给抗争对象制造更大的舆论压力。正是因此，有学者称之为“媒介化抗争”[22]。这样，网络抗争不仅有效解决了媒体关注的难题，同时又建构了舆论统一战线，实现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合力制造的舆论压力，这种要远超单一类型媒体的效果，从而提升了抗争的影响力。
这说明，尽管缺乏传统社会抗争的组织形式，但只要明确了抗争对象，拥有共同价值取向和情感倾向的网民便可以超越地域界限集聚在一起，利用话语协同机制，把抗争参与者的规模和社会影响力最大化，实现网络抗争无组织的组织，从而把象征性抵抗变成大规模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由此，这种抗争性话语不仅是底层社会成本最低的一种抗争方式（陈龙，2014）[23]，而且因其规模巨大，也迅速成为最有效的方式之一。这种抗争的屡屡奏效表明，当下的网民已经熟练掌握了互联网时代社会抗争的新规律，通过娱乐的形式，向抗争对象发起了主动攻击，这正是互联网底层赋权和大众书写特质的集中体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网络抗争者通过模因机制而实现的对能指的大规模个性化模仿，并借助话语协同而发起的抗争，其实质是一场符号游击战。这种网络娱乐式抗争以其前所未有的形式和规模昭示，网络集体抗争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政治行动方式和逻辑。
05
结语
曼纽尔·卡斯特认为，网络“将会在社会运动和政治进程中应用，并且将日益得到应用。因特网正在成为行动、告知、招募、组织、占领与反占领的优势工具。”[24]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正如卡斯特所预言的一样，作为全新的虚拟空间，互联网不仅提供了一个信息平台，对线下的社会抗争施加着巨大影响，而且通过前所未有的传播技术，形塑了新的社会抗争场域、抗争形态与抗争行动机制。本文借助话语理论和社会抗争理论对此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这种网络抗争形态因其所使用的娱乐式“武器”而使其成为一种新的抗争类型。
首先，从发生情境来看，网络娱乐式抗争不是一种传统的日常抗争，而是用日常网络行为实现的大规模网络抗争。其次，从抗争方式来看，网络娱乐式抗争不同于传统线下以“法”、“命”、“气”、“理”、“弱者身份”或者“关系网”的抗争，而是用带有鲜明互联网特质的多模态话语进行抗争。第三，从参与主体来看，参加者主要不是利益直接受损者，其号召者一般是拥有广泛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参与主体是作为“围观者”的匿名网民。第四，从表现形态来看，网络娱乐式抗争有表演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网民把娱乐与抗争揉为一体的行为。第五，从行动逻辑看，网络娱乐式抗争也不同于早期互联网上的“象征性抵抗”，而是在娱乐逻辑主导下，用话语协同的方式形成的带有“无组织的组织”特点的网络集体行动。综合而言，这种性质和规模的网络抗争行动表现出了迥异于传统社会抗争的诸多新质素。在中国目前剧烈的社会转型背景下，这种全新的抗争形态又与传统线下的社会抗争及其它类型的互联网抗争互有勾连。它们之间的互动使得当下的社会抗争形态与机制更为复杂，影响也更加难以预料。这无疑会对各利益群体的博弈产生深远影响，并直接影响现代治理体系的构建，同时对政府治理能力带来严峻挑战，其中问题值得继续深入研究。
作者：汤景泰，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 郭小安：《社会抗争中理性与情感的选择方式及动员效果--基于十年120起事件的统计分析（2007-2016）》，《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11期，第107-125页。
[2] James C.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3] 王金红、黄振辉：《社会抗争研究：西方理论与中国视角述评》，《学术研究》2012年第2期，第41-49页。
[4] L Li, KJ O'Brien：Villagers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Modern China，1996，Vol.22,Issue.1，P28-61.
[5] 于建嵘：《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第49-55页。
[6] 于建嵘：《转型期中国的社会冲突：对当代工农维权抗争活动的观察和分析》，《理论参考》2006年第5期，第58-60页。
[7] 董海军：《“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农民维权抗争的底层政治》，《社会》2008年第4期，第34-58页。
[8] 石发勇：《关系网络与当代中国基层社会运动：以一个街区环保运动个案为例》，《学海》2005年第3期，第76-88页。
[9] 黄振辉：《表演式抗争：景观、挑战与发生机理--基于珠江三角洲典型案例研究》，《开放时代》2011年第2期，第71-84页。
[10] 黄荣贵：《互联网与抗争行动：理论模型、中国经验及研究进展》，《社会》2010年第2期，第178-197页。
[11] Wettergren, A?.：Fun and laughter: Culture jamming and the emotional regime of Late Capitalism.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2009-8（1）， P1-15.
[12] 杨国彬：《悲情与戏谑：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年总第9期，第39-66页。
[13]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3页。
[14] 梁剑：《网易跟贴，盖楼十年》，虎嗅网，2013年6月5日，http://www.huxiu.com/article/15417/1.html，2016年8月10日。
[15] 朱永生：《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外语学刊》2007年第5期，第82-86页。
[16] Andrew Szasz，Eco Populism: Toxic Waste and the Movement for Environmental Justice,P57.转引自刘涛：《图像政治：环境议题再现的公共修辞视角》，《当代传播》2012年第2期，第23-26页。
[17] （美）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李彬译注，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1页。
[18] 陈卫星：《从漂浮的能指到符号的资本--论符号学的方法论演变》，《中外文化与文论》2015年第3期，第20-28页。
[19] （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邓正来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96页。
[20] 何自然、何雪林：《模因论与社会语用》，《现代外语》2003年第2期，第200-209页。
[21]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页。
[22] 郑雯：《“媒介化抗争”：变迁、机理与挑战》，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
[23] 陈龙：《对立认同与新媒体空间的对抗性话语再生产》，《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11期，第70-79、126页。
[24] （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星河--对互联网、商业和社会的反思》，郑波、武炜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