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个“老人徒步千里走到浙江打工”的网络视频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如果站在新闻传播的角度，又如何看待此次的事件呢？
事件梳理
这条视频声称，老人因为没有手机，无法提供健康码，多次乘车被拒，无奈只能从亳州徒步半个月走到浙江台州。
视频一时点燃了众多网友的同情和愤怒，许多媒体也借机讨论起“被时代抛弃的老年人”。
然而，在随后的调查之中，这被证实是一条假新闻。
据民警介绍，老人并不是从安徽一路徒步到浙江的，中途坐过3次火车，这一点可以从公安、铁路等部门的监控视频得到证实。
许多人表示，新闻真真假假的反转让人疲惫；也有的人表示，许多无良自媒体账号为了骗取关注和流量，枉顾事实，消费公众的同情；还有的人表示，很多老人没有手机，不会上网确实是当前存在的一个问题。
专业分析
后真相时代与新闻真实
2016年“后真相”被牛津词典官方认定为年度词，用来解释这一年发生的诸如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等富于争议的事件。“后真相”意指情绪超过事实成为影响公共舆论乃至政治社会的因素，真相本身变得不再重要。
社交媒体让我们走上了一条“去真相化”的道路---进入“后真相”时代。在社交媒体成为信息传播的主流通道之后，新闻呈现假象而非真相的频次越来越多了。甚至，每当社交媒体传出一个热点事件之后，网友不着急下结论，反而用一句“坐等真相”来掩饰后真相时代的无奈和尴尬。
可以看到，“后真相”造成了社会的“深层次危机”，“无论是对良性社会的建构、共识的形成，还是公信力的提升以及政权的稳定，都是不利的。”
当下中国的网络舆论场体现出“后真相”的特征：成见在前、事实在后，情绪在前、客观在后，话语在前、真相在后，态度在前、认知在后。
于是，公共事件每每成为群体、派系对立的话语载体，“话语政治”不断撕裂着社会。“反转新闻”“舆情反转”反映了信息无比丰富的社交媒体时代真相的稀缺。这是由于新媒体信息生产与传播的现实，即为一条信息做深度调查的人越来越少，而评论、解构的人越来越多。
正如白岩松所说，如今新闻界的一大隐忧是“炒菜的人越来越多，而种地产好粮食的却在减少”。
传统媒体在生存压力之下丢掉自己“产好粮”的核心竞争力，而新媒体又因没有采访权无法“种地产粮”，只能想法设法“炒菜”以满足、迎合受众，“但不种地就不知珍惜粮食，情绪性事实与想象性事实层出不穷”。
“后真相时代”的出现，一是由于“信息茧房”“回声室效应”等不断加剧。“信息茧房”是2008年美国学者桑德斯坦在他的《信息乌托邦》中提出的。他指出，人们只会选择他们所想了解、所感兴趣和能够取悦自己的信息，对于其他信息都会拒之门外。久而久之，人们的理性逐渐减弱，情绪不断加强，容易出现群体极化等现象。
二是由于审核证实环节的缺失。在主流化媒体时代，新闻或信息由专业人员把控，很大程度上能够确保新闻的真实性。在如今“人人都是麦克风”的时代，以往充当“把关人”角色的审核机制和专业人员作用不断被消减，乃至缺位，任何消息都可以在未被证实的情况下传播。正如此次的老人徒步事件，未经证实就在网上大范围传播，而且因为很好地迎合了人们渴望弥合网络“知识鸿沟”、追求平等的心理，才引发了这么大的影响力。
三是由于用户的媒介素养水平与信息量之间产生“鸿沟”。社交媒体时代，一方面信息量暴增，另一方面，用户对于信息的鉴别能力却没有提升，媒介素养水平不高，导致了大量虚假、歪曲的信息得到广泛传播。如果媒介素养教育跟不上，这种“鸿沟”会不断增大，届时将会进一步加重虚假信息的传播。
近几年，为了应对后真相时代，保证新闻的真实性，在西方，事实核查新闻（fact-checkingnews）作为一种新的新闻样式，日渐成为辨识虚假新闻（fakenews）和监督公众人物的有力手段。
核实由一些观念和规则构成：“不得随意添加不存在的东西；不得欺骗受众；尽可能使你的方法和动机透明公开；依赖你自己的报道；谦虚谨慎。”虽然2016年美国大选将“后真相”推向了顶峰，但“多家新闻机构及时跟进事实核查，流量和合作需求翻倍，堪称该领域发展的历史性时刻。”
尼葛洛庞帝和其他数字乐观主义者坚信，计算机与互联网将使所有人的生活都变得更好。当然，对这些眼里只有“闪闪发亮的比特?个国家和地区，而其中有一半多都是2010年以后成立的。如覵unstein）就认为，尼葛洛庞帝的技术乌托邦主义疏于考虑新技术应该被置于历史、政治和文化现实之中加以看待。
虽然无法保证眼下每一条信息都是真实可靠的，也不能使原有的审核环节完美地融入当今的信息流动环节中，但是我们应该保证的是，让类似于“把关人”的审核证实机制回归传播渠道，做到完全能够证实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信息、尽力证实所触及的信息。
另外，要加强媒介素质教育，提高传受双方“媒商”。普通民众虽然能代替专业新闻机构及时到达新闻现场，但是他们无法保证信息的真实可靠，并且常常在没有证实的情况下便昭告天下。因此，提高民众的媒介素养必须提上日程，刻不容缓。
此外，还要注重舆论引导。如果无法及时发现虚假或者情绪主导信息，就可能带来巨大的负面社会影响。对于专业媒体，应该主动承担起引导舆论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义务。在此次的事件中，如果没有专业媒体的查证，那么舆论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可能更大。因此，安抚民众情绪、带领理性回归事件本身，是专业媒体在舆论引导中必须做的重要工作。
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对“后真相时代”的新闻真实性进行再思考。从哲学观点来看，任何事物都有多面性，也具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1843年，马克思根据报刊工作的运动规律，论证了报刊实现报道真实是一个有机运动的过程。即报刊的某一篇新闻报道由于侧重面的不同，单独看起来可能是片面的和有偏差的，但只要报刊连续不间断地报道，全部事实就会逐步清晰地揭示出来。
如今，“后真相”的“后”字，恰恰表明了新闻真实的过程性特征。从最初自媒体或网友发布新闻或信息引发热议，到网友提出质疑，再到记者深入调查、揭示真相这一过程中，记者经过各方努力，最终将事实呈现在公众面前，实现了新闻真实。当人们意识到情感判断出现偏差，不符合事件真相的时候，会回归到依靠理性分析和逻辑判断上来，这是认识发展的必然阶段，也是新闻传播过程的必然要求。
数字鸿沟还是人口红利
数字鸿沟，是指在全球数字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地区、行业、企业、社区之间，由于对信息、网络技术的拥有程度、应用程度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而造成的信息落差及贫富进一步两极分化的趋势。
该词源于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于1990年出版的《权力的转移》一书，该书提出了信息富人、信息穷人、信息沟壑和数字鸿沟等概念，认为数字鸿沟是信息和电子技术方面的鸿沟，信息和电子技术造成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化。
数字鸿沟是信息时代的全球问题。不仅是一个国家内部不同人群对信息、技术拥有程度、应用程度和创新能力差异造成的社会分化问题，而且更为尖锐的是全球数字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因信息产业、信息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所造成的信息时代的南北问题，其实质是信息时代的社会公正问题。它涉及当今世界经济平等、对穷国扶贫和减免债务、打破垄断和无条件转让技术等诸多重大问题。
在传统上，数字鸿沟首先被认为是一个拥有或不拥有访问权限的二元问题，即关于“物”（基础设施与准入）的第一道数字鸿沟。截至2018年，根据世界银行（Worldbank.org）的统计，互联网在多个国家的传播率高达95%。
当中国互联网从上半场的信息科技时代走向了下半场的数字科技时代，硬件连接已经普及，互联网物理接入类型的一级数字鸿沟基本解决，但互联网技能和使用类型的二级数字鸿沟继续扩大，换言之，“数字鸿沟”问题已经从过去的“接入机会差异”转化为“使用差异”，这将导致城乡之间“数字鸿沟”进一步拉长。
目前，中国已经拥有超过8亿的网民和超过60%的网民普及率。CNNIC数据显示，尽管中国网民数量十年复合增长率高达8.9%，但是，通过城镇与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之间数据上的比较，其差异则更加显著。
在此次老人徒步事件中，之所以能够迅速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和共鸣，缺乏对事情本身的质疑，在于人们确实能感到知识鸿沟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
防疫期间“停课不停学”的通知出来后，网课成了全国各地学校的选择，但也暴露出城乡之间存在已久的“数字鸿沟”。
内蒙古，草原上的一家牧民为了女儿上网课，带齐全部家当，四处游走找网；在西藏那曲，一名大学生爬上海拔4800米的山顶，蹲在雪地举着手机找信号；在陕西省镇安县阳山村，多名村民因村中无网络信号，选择在离家5公里的野外为孩子搭帐篷、上网课，十几个孩子坐着小板凳读书，家长站立看顾，当地气温一度降到零下……
表面上看，数字鸿沟的存在和扩大化会使得中国互联网在地域上呈现出一、二线与三、四线差异，城市与农村差异，东中西部差异等，实质上数字鸿沟已成为导致这些地区经济发展存在差距的重要因素。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提出：“我们应该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增强数字经济可及性，消弭数字鸿沟，让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成员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要提升数字经济包容性，弥合数字鸿沟”。
值得注意的是，腾讯发布的《2019-2020中国互联网趋势报告》提出了十六个趋势，其中与人口红利直接相关的有三条：一、二线城市的中青年用户红利正在减少；广大五线城市及乡村中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把时间花在网络中；数量庞大的中小学生对移动网络的依赖性在变强。
如果能在二级数字鸿沟上突破，在数字科技时代，更多地运用数字技术来解决数字鸿沟问题，更多地推进数字技术在农业的应用，更多地让年轻人回归农村，城里人下乡，协助农民在实际生产销售中运用数字技术，感受数字技术，学会数字技术，比如快手、抖音的直播带货，都可以尝试新的思路。
比如一提到网红，大家很容易联想到俊男靓女、新奇搞笑这些关键词。但近年来，以农村日常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三农网红在网络上悄然走红，自媒体“乡村小乔”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乡村小乔以“分享农村人和事，记录感动瞬间”为宗旨，推出一系列反映乡村日常生活的视频，比如买手机砍价、学驾照等，大受欢迎，在今日头条上斩获323万粉丝，如果再能和带货结合起来，想必会有不错的效果。
结语：数字化生存会让生活更好吗？
读过《数字化生存》的读者也许记得此书的结语，标题叫作“乐观的年代”。尼葛洛庞帝自称天性乐观，他说 ：“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
尼葛洛庞帝和其他数字乐观主义者坚信，计算机与互联网将使所有人的生活都变得更好。当然，对这些眼里只有“闪闪发亮的比特”的人，从来也不缺乏批评者。政治学家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就认为，尼葛洛庞帝的技术乌托邦主义疏于考虑新技术应该被置于历史、政治和文化现实之中加以看待。
互联网一度被宣扬为民主参与和社会发展的工具，尤其给予边缘群体全新助力，帮助他们成为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充分参与者；同时，人们也期待它可以对威权体制形成强大压力，促进开放和民主。然而，在今天，许多研究者发现，政治权力有能力迫使互联网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并经由新技术极大地增强“老大哥”的监控能力。同样，互联网也会加剧早已存在的贫富差距，年轻的技术精英掌握编程技巧，熟稔代码，致使整个社会弥漫“后喻”文化。
互联网的解放性正在被替换为压制性吗？互联网正在从“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网络”走向四分五裂的巴尔干化吗？互联网上的“旧大陆”和“新大陆”会产生重大对抗吗？这些是尼葛洛庞帝忧心忡忡的互联网“实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