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之后，人们不光卸下了文化的警戒，还开始视这种文化为宣传的成功、为媒介融合的成功，甚至开始成为正统的一部分。
中国人在精神上数千年来一直都是清白如玉、独善其身的。因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真理基本掌握在儒家学者群体的手里，而皇帝及其官员掌握着唯一和最高的解释权，所以大家只能埋头阅读圣贤书，通过苦读“子曰诗云”来净化自己的精神，否则考试肯定通不过，想当官那更是没门。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诗言志”，人们写诗，主要是为了表达忧国忧民情怀，却不好用来写情。欧阳修的“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让当时和后世的人们目瞪口呆，很多人考证，欧大哥是不会写这种文字的。如何释放并表达情感？人们发明了写词。词又叫“诗余”，是诗人们在立德、立言、立功、写诗之外茶余饭后的消遣工具，也是当年的流行歌曲。词的出现，其实是中国文人集团曾经集体精神出gui的历史明证。
但当年词写得最好的柳永，不过是那个时代的网红，想入仕、想进军主流，那是不行的。如果不是后来的辛弃疾、苏轼将自己的豪迈情怀作为正能量注入了词的领域，大大提高了词的政治地位和文学地位，词留给今天的文化印象，怕不过就是当年社会的“亚文化”。
“亚文化”就是经常和主流文化并行不悖，但是一直不被正统社会接纳或者认可的一种民间文化。正统文化通过刻意保持距离、居高临下地轻蔑，保持了自己的清高和正统地位。他们不光不屑于这种民间文化，也鄙视人性。“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才是知识分子应有的样子。
人性一直不能被写入正史、被历史承认，鲁迅看到了“吃人”，其实里面根本就看不到人，只有皇帝、神性和圣贤。但是一旦物质生活足够丰富，这种被圣贤精神遮蔽的人性就会冒出来。在知识分子地位最高、经济社会文化事业大繁荣的宋明时代，人性就出现了各种苗头。宋代出现了词创作的大爆发，而明代出现了大量的言情小说。当时就为正统文化所不容，圣上和圣贤们就很恼火，利用特权把这些冒出头的东西全部禁止了。
我们知道，宋明理学作为新儒学，其实是在外来的佛学、一直被压制的道学的竞争压力之下，为了自救并巩固主流地位而融合后二者建立的学说。不过理学面临的更为严峻的挑战，就是宋明时代人性的大爆发，宋代青楼文学的崛起，明代小说的泛滥，都让老儒学和新儒学左支右绌，招架不住。洪水猛兽一般的《金瓶梅》，不过是当时社会思潮的集大成者，和对当时社会风土人情的社会学记录。所以理学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法，就是在正统遭遇人性挑战的紧急时刻而推出的危机应对理论。
正统和人性的这种博弈，随着清军入关，告一段落。清人严刑峻法，知识分子忙着救亡图存，挽救正统，民间也要反清复明，人性就被遗忘了。精神被阉割，人性已麻木。我们今天看到老照片里那些拖着鞭子的麻木的国人形象，几乎就是那个时代人们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1872年来到中国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在游记里说中国人看起来“缺乏神经”，估计说的是面部神经匮乏，面无表情。爱因斯坦也说中国人“迟钝、无精打采”。
中国人的人性再次抬头，是在清末民初期间。国家分裂，礼崩乐坏，人心四散，主义遍地，反倒让社会人性活泛了起来。尤其在民国时候，我们今天眼里的革命家、学术大师很多都在忙着逛窑子，富家小姐嚷着要冲出封建家庭，正好被众多逆袭成功、留学归来的穷学生们迎头赶上，结果，成就了很多佳偶怨偶。军阀各种打仗，在城外忙着对轰，他们中的很多人却出奇地重视教育、尊重知识分子，营造了民国宽松而开放的时代氛围，在今人看来真是文化盛世，“林徽因小姐的客厅”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对于民国的吹捧铸就了一个文化情节，很多人希望“梦回唐朝”、梦回民国。民国文化的走红，其实是今人对某种自由的向往。
但这是古典时代留给今天的最后的繁华。因为接下来就是漫长的战乱时期，直到解放战争胜利，新中国成立。历史翻开新篇章。
数千年来的正统思想，在解放后遭遇了普遍的质疑。因为新的正统文化和意识形态已经确立，并取代了旧的正统。土地革命打破了数千年来皇权不下乡的历史传统，最后一点封建宗法制度也被消灭了。
但是宗法制度的瓦解，乡绅作为“土豪劣绅”被打倒，也造成文化空洞，维持农村基层稳定的东西消失了。这在今天，在青年打工和儿童留守之际，又突然成为了一个大问题。今天社会开始呼唤“新乡绅”，希望他们下乡，其实也是用一种新的制度来重建基层。
革命时代的中国人，思想整齐划一，加之生产落后，所以人们没有私生活，人性也被改造，人们普遍地穿着蓝上衣、的确良裤子，忧郁的蓝色是那个时代的色调，外国人将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称为“蓝色蚂蚁”。但是那个时代的生产生活，打下了扎实的物质基础。我们还干翻了美帝，让美帝和苏联都不禁肃然起敬，接受了中国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真正崛起。这是另外话题。
革命时代的唯一娱乐就是用电影和戏曲的形式，进行革命思想的宣传。但是革命的故事里，被那些知识分子成分的导演们通过剧本的形式，暗暗植入了男女情感的戏份，结果如同春风吹过冻土。这方面的典型是《庐山恋》，里面男女主人公炽热的恋爱，让当年的国人沸腾了。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国内第一部吻戏，堪称惊世一吻。
我们要感谢改革开放后，央视推出的春晚。也正是春晚作为新民俗，让中国人开始大大方方地开始了娱乐，拥有了制度化的快乐。马季的相声，让人们放心大胆又安全地大笑起来。这种笑，发自内心，不是出于文化的需要，是纯粹的快乐，所以是人性化的。
我们需要重新评价陈佩斯和朱时茂的经典组合带来的世俗意义。马季的很多相声，其实依然是在正统思想的故事逻辑中，进行一些幽默语言的点缀，营造“抖包袱”的效果。但是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小品，则完全打破了正统的常规，没有说教，甚至没有一点正形，纯粹通过对世俗生活和市井小民的细节夸张，以滑稽逗人发笑。可以说，正是二者的组合，冲破了让中国人精神的禁忌，人们获得了真正的身心解放，这是一种社会学上的意义。
但是赵本山小品的时代，却是一个挑战正统与试探底线的阶段。正如我们所知，二人转充斥着不少地方文化特色的乡村文化和乡俗色彩，而且，通过他的大力弘扬，东北二人转和东北段子开始大行其道，成为国内的流行。这种小品，其实不知不觉降低了人们的文化道德警戒心理，人们开始接受了低俗文化的社会正当性，甚至认为只要达到搞笑的效果，可以恶搞、忽悠，而这些行为在此前的道德领域是被抨击的对象，如今却披着文化的外衣，开始进行正当的营生。这让很多人放下了文化的警觉。
尤其在经济不景气的时代，东北加紧了小品文化的输出，人们希望以网红、直播的方式出名。很多人并没有注意到，东北虽然经济落后，但其文化影响力和流行话语权却是国内的高地之一。
但是将人们从正统的精神生活的神坛上拉下来的责任，归结为东北地域文化的扩散，显然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公平的。实际上，人们选择追逐人性的文化潮流和精神生活，也是一种和正统观念互动的结果。它也是一种社会博弈的结果。如果正统文化过于强势，也会导致一种娱乐心态和游戏心理的潜滋暗长。
比如，近年来娱乐时代的来临，以及各种无节操现象的爆发，并不仅仅是人性化潮流的结果，也是在网络化时代来临之后，正统对于门户网站、论坛、博客、微博等网络产品维持了较大压力的后果之一。犬儒主义出现了：玩世不恭，以及虚无主义流行。更多人遁入了文化的空门，那就是彻底地跳进了娱乐的温柔乡。因为只有娱乐是完全安全的、正统文化可以放任不管的。甚至有的地方有意无意地将百姓的注意力和媒体的关注力向娱乐领域驱赶，营造了一个娱乐话题的“安全池”。很多媒体开始整版整版地做起了娱乐报道。“追剧”成为一种群体注意力的分配机制。追剧的结果就是娱乐占据了社会舆论的头版。人们在这个娱乐领域里可以甩开膀子游泳，而无需有任何的担忧。娱乐时代的到来，其实是正统、人性、商业、民间文化共谋的结果。
当然，娱乐业爆发也是网络时代的产品。网络时代泥沙俱下。网络的围观机制，诞生了第一代网红，比如芙蓉姐姐、凤姐等一批被骂出名的背后有推手的网络产品。第一批网红带给中国网民的感受是异常复杂的。人们带着复杂、无语的心态围观他们，内心会疑惑：他们怎么不怕人骂呢？咋这么皮厚呢？但网络总是能见到他们，也就慢慢接受了。这种容忍度的提升，文化弹性的增强，其实背后是人们从审美到学会了“审丑”，为接下来更多的网络“牛鬼蛇神”的出台做好了社会心理的准备。
网络时代的激励机制是以流量为标准的。我们反复说过，流量是人性的下水道。底线、擦边球、暴力、好奇等都会吸引海量的流量。流量策略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人们对于正统的东西变得不耐烦和软抗拒。娱乐的话语权大张旗鼓，而宣传的影响力慢慢边缘化。
人们不再视娱乐为正统生活的调剂品，而视为必需品。流量成了中性甚至积极的东西。网络文章，无论是出于什么内容和手段吸引阅读点击，一旦达到10万+，就成为优质产品的标志、是努力的结果，成为一个积极的标杆。结果为了追求10万+，无数的编辑们目的不择手段，视每一次点击为正向的激励，将10万+作为一种价值观，引领了一种全社会舆论导向。
网民的阅读兴趣和审美倾向就这样被培养出来了。人们开始把无聊当有趣、认认真真地看段子、把黑色幽默当幽默，并将对现实生活的不满，通过段子和笑话进行影射。很多段子充满了隐喻，构成了当下一个文化现象，却并未获得足够的关注。
如果我们用这个观点来解读马保国走红现象，是非常有趣的。
一个七十岁的练拳的老人，因为不甘寂寞而成为网络红人，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是由于社会对于传统武术的认知愈来愈污名，人们一开始对于马保国是充满讽刺的、嘲笑的。但是就在最近，随着B站将马保国作为素材库进行了创作，导致了流量的洪水滔天，马保国就这样被动再度出山了，人们对他的认知突然发生了逆转。流量价值观产生了作用，人们通过流量现象，突然觉得马保国很可爱，是个话题人物、吸引力人物、公众人物，审美的天平终于倾斜了。最新的消息是马保国被邀请参演电影。这种网络情境下的正负面评价的演变机制，是当下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网络现象。
文化审美情趣的走低、低俗暗示文化的升格，不光是在娱乐领域成为显著现象，更重要的是，它获得了某些地方的加冕，为主流所接受。比如，多年前，“宜春，一座叫chun的城市”突然在国内爆红，被认为是融合了广告、公关、策划、旅游等因素的成功范例。不光创意者洋洋自得，而且地方官方也开始揭秘这个宣传语出台的始末。这个打着擦边球的广告语，就通过这种官方大开便利之门的方式，昂然挺进了主流宣传话语之中。从此之后，人们不光卸下了文化的警戒，还开始视这种文化为宣传的成功、为媒介融合的成功，甚至开始成为正统的一部分。
所以，当最近某个地方县政府通过发文来成立“武则天她M在Q州”工作组的新闻爆出后，我们惊讶于这种无节操文化被官方认可的速度之快、程度之深，让人感觉语言的腐败和庸俗也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虽然让人欣慰的是，网民对此依然有所不接受，通过网络舆情进行了抗议，迫使地方政府就此事件致歉，并表示将整改。但不能不说的是，一个地方政府承认了这种原本是“亚文化”的正统地位，背后肯定是有更多的地方官方已经在文化心理上进行了接受，也将鼓励更多的类似创作出现在网络上，创作者也将引以为荣。
网络时代这种精神文化滑坡的现象，堪称是一部低俗小说史。
作者/燕志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