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岛核泄漏事件后，美国媒体使用了怎样的话语框架？美国公众又是如何恢复对核能发展的信心的？
2011年3月11日，日本本州岛东部海域发生9.0级大地震。受地震冲击，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能泄露事故。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特大核泄漏事件之一，福岛核泄漏事件吸引了多国媒体报道。近日，日本政府决定将十年前福岛核泄露事件中的核废水排入太平洋，这一决定一经宣布，随即遭到了多国抨击和质疑。但美国媒体却对日方决定隐晦地表示支持和默许。如历史重演一般，十年前，欧洲媒体对福岛核泄漏事件的报道采用了负面框架以表达对核能的担忧，而常年支持核能发展的美国媒体则借助技术科学框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国内公众原有的核能支持态度。
今天小羊给大家介绍的是Jonathan Tollefson在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上发表的Post-Fukushima discourse in the US press: Quantified knowledge, the technical object, and a panicked public一文。
研究人员从批评性话语分析出发，认为福岛核泄露事件即为一个批评话语时刻（CDM）。事故发生后，公众对核能原有的普遍理解受到了冲击，产生了对核能发展的信任危机。而美国媒体通过应用特定的话语框架--技术科学框架（The technoscience frame），努力重建了人们对核能发展的信任。考虑到美国公众对核能的了解程度不同，研究者决定将美国媒体划分为全国性媒体和地方性媒体（主要指那些靠近核电站且经常发生核能争议的和反核运动的地区）两类，通过比较两类媒体话语框架的异同，分析美国媒体对福岛核泄漏事件所使用的话语框架。该研究具体提出以下三个研究问题：
Q1：全国性媒体是如何报道福岛核泄漏事件的？
Q2: 位于核争议地区的地方性媒体是如何报道福岛核泄露事件的？
Q3：通过比较以上两类媒体，研究揭示了美国媒体是如何应对福岛核泄露事件这一危机话语时刻带来的核能信任危机？
注1：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是一种将话语和语言作为社会和政治现象来研究的方法。它是用语言学理论，主要是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作为工具，通过分析大众语篇，来揭示语篇中所隐含的意识形态或权力关系。
该项研究主要采取内容分析法。以“福岛”（Fukushima）和“核”（nuclear）为关键词，研究者从LexisNexis数据库中选取了2011年3月11日至2014年3月11日期间美国媒体的120篇报道进行样本抽取。这些报道主要以全国性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TMI（三岛事件）地区和 Vermont Yankee地区的地方性媒体《伯克郡鹰报》《伯瑞特波罗的改革者报》《哨兵与企业报》《新纪元报》《爱国者的报》《约克快报》共九家报纸为研究对象。随后研究者采用开放编码和手工编码，整理出27个报道主题。
注2：开放式编码通常是对所收集的定性资料进行初次分析时采用的方法。研究者通过阅读内容并通过记录自己对内容的初步概念为样本标上记号以确立初步标题。
通过统计27个主题在国家性报纸和地方性报纸上的报道频率，该研究揭示了美国全国性媒体和地方性媒体在福岛核泄漏事件框架上的差异和相同点。
首先，美国全国性媒体和地方性媒体在福岛核泄漏事件的话语框架上的存在一定差异。地方性报纸中“it could happen here and control”这一主题使用频率较高。“here”这一单词，使得福岛核泄漏事件成为一个参考点，通过这个参考点，媒体对当地核灾难发生的可能性和处理措施与进行了思考。而全国性媒体的话题中使用“here”这一单词的频率则较小，这表明全国性媒体没有将福岛核泄漏事件与本地区核能产业联想起来，也没有阐发对美国本地核污染预防和解决措施的思考。
其次，全国性媒体和地方性媒体在福岛核泄漏事件的报道中具有一定的共同点。这些共同点主要体现在双方共同使用的一种话语框架--技术科学框架（ Technoscience Frame）上。这类框架主要谈论了核污染的诱发之因和相应的应对措施，主要经由以下三个步骤建构：
1.用数据量化灾难。研究表示，福岛核泄露事件后的前四周样本中，量化数据在灾难报道中占主导地位。媒体通过“将不确定性转化为更可计算的概率”的方式对灾难进行量化并分类（如灾难的严重程度、范围、影响等），将混乱的事故现场转换为干净、固定、可知的数字，以此构建一幅清晰的数字福岛图景。
2.通过科学认识和技术对象构建专家语境。专家们对测量的数据进行一定的转化后，将核灾难归因于具体零件的故障（如“泵和发电机是否故障？”）。由于理解这些技术细节需要一定的科技认识和实践经历，核政策和核灾难逐渐被媒体塑造为公众无法理解的专家领域。
3.使用“恐慌的公众”修辞以消解公众声音的合法性。在媒体报道中，非专业人士声音出现的频率远低于技术或政策专家。当非专业人士对灾难发表评论时，他们的解释、情绪和经历有时会被媒体描述为恐慌的非理性。媒体通过报道，将公众在灾难面前描述为“恐慌的公众”，暗示公众理性的决策和分析对他们是遥不可及的。
注3：斯奈德将这些“恐慌的大众”的修辞定义为“公众羞辱”，这是一种“将注意力从机构和行业责任转移开”的话语纪律，使得非专家的公众没有资格在灾难反应和核决策中权衡。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通过比较地方性和国家性媒体对福岛核泄漏事件报道的异同，揭示了美国媒体在报道福岛核泄漏事件时所使用的技术科学框架。该框架通过量化灾难 、建立专家语境和消解当地公众声音的合法性，构建了一个核污染是可以被核专家们解决和预防的后福岛话语体系。这一研究能够加深我们对媒体如何借助构建话语框架影响公众态度的理解，同时技术科学框架也可能为2011年福岛核泄漏遗留问题的未来研究提供学术参考。
作者/辛孟璇
参考文献：
Tollefson, J. （2020）。 Post-fukushima discourse in the us press: quantified knowledge, the technical object, and a panicked public.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9 （1）， 670-6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