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此为鉴，政府部门承担着舆情监测预警、依法处置、舆情回应、舆论引导等多方面的职责，需高度重视发生在城市区域内的涉法网络舆情事件，防范处置不当对城市形象造成伤害。
伴随着社交媒体的高速发展，生活在城市空间中的网民群体逐渐主导了大多数网络热点议题的设置，城市话题垄断了公众注意力，尤其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和省会城市自带“热搜体质”，是网络舆情较为集中的地域。从近期发生的一些社会热点事件来看，涉法舆情作为网络舆情的重要类型，同样对城市形象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如日前西安地铁一名女乘客被保安人员拖拽致身体裸露事件激起舆论愤怒，部分网民翻出西安的历次负面舆情，质疑西安的文明程度和法治水平，此事在极短时间内演变成影响城市形象的大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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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涉法舆情的影响因素
近年来，城市区域内涉法舆情多发，主要与以下几方面因素有关：
一是城市网民权利意识的提升。网络舆情背后一种隐含逻辑是网民对个人权利的主张以及对公权力的监督诉求。公众普遍认为，城市的管理水平高于基层地区，一二线城市的精细化管理能力要强于三四线城市。在这种逻辑和心态下，他们对发生在这些城市中的市民权利受损事件比较敏感，容易主动或被动地将当事人的遭遇代入到自身，从而产生共情心理，希望公权力部门能够第一时间介入舆情，充分保障市民的权益。
二是城市社会生活的丰富性。一方面，新经济业态的发展使得一些舆情类型在城市生活中更具发酵空间，如网约车司机、外卖员、互联网企业员工、网络主播等职业群体，频频成为网络热点话题的“主角”，如“996”工作制、“加班文化”引发的关于劳动权益保障的广泛讨论。另一方面，涉及到女性安全、消费维权、校园安全、隐私保护、动物保护等舆情事件，则体现城市生活的多元性和丰富性，以及公众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的关切。
三是城市自媒体发达。一些地域性的同城自媒体影响力比政务官微还要大，他们最先在网上获得网民投稿，并在短时间内获得更多当地自媒体账号的推送，成为区域热点事件，最终吸引网络媒体或都市媒体的介入，使得网络爆料具备了引爆舆论场的潜质。此外，在舆情发酵后，如果官方没有及时占领舆论场，自媒体就有了发挥余地，特别是涉法舆情一般带有超高流量，自媒体很容易出现为追逐流量而故意炒作话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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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涉法舆情的共性特征
从西安地铁保安拖拽女乘客事件舆情发酵及演变过程来看，城市涉法舆情的共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三种效应上。
一是标签效应。一般表现为对涉事地域贴上“污名化”的标签。此次地铁拖拽乘客事件中，部分网民将地铁保安的个人行为称作“扒衣执法”，将西安称为“扒朝古都”，给舆论造成了严重误导。标签效应一般还附带外溢效应，即参与事件的主体都被卷入到舆论负面情绪中。本事件中部分网民不但将地铁运营公司的保安人员与政府部门的执法人员混淆，将保安、城管等群体都贴上“暴力执法”等负面标签，连西安警方宣布介入调查也遭到网民调侃和嘲讽，有网民重提洛阳民警在西安见义勇为抓小偷被留置等事件，质疑警方工作的公平公正性。扩散的情绪还影响到舆论对警方调查结论的认可度。
二是漂移效应。该现象表现为公众讨论经常从小事件转移到整个城市管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之上。西安地铁保安人员拖拽乘客事件发生后，舆论场上大量关于西安的负面事件被翻出，比如西安地铁“问题电缆”、秦岭违建别墅、环卫工“以克论净”等事件，并将之汇总在“#西安全新城市形象大片#”“#全运会西安城市形象片#”等话题下，矛头直指当地政府部门，引起大量网民转发。个别网民还利用政府部门对网络舆情的重视，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向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的使用方法，并提供举报文案供人复制粘贴。
三是共情效应。这是刺激舆情发酵、调动公众传播动力的一种策略。城市涉法舆情多与政务部门有关，或是涉及公权力行使，网民通常将自身代入到事件中的弱势一方，主动参与到事件讨论中，或是经过自媒体的迎合、煽动产生焦虑恐慌的情绪。西安地铁事件中一些热门评论“当别人被打你觉得事不关己，当你被打也不会有人相助”“只要找到理由，保安之类就可以名正言顺当众扒女性衣服”“保安扒掉的是全体中国女性的尊严”“普通乘客乘地铁的安危如何保证”，目的都是为了唤起网民对自身安全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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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涉法舆情的治理思路
涉法舆情如果处置不当，容易衍生“群体记忆”，一旦舆情事件的负面影响通过网络名词、段子以及“热梗”等形式留存在网络舆论场中，当其他城市发生类似事件时，这些承载相应情绪的“群体记忆”就会被唤醒，产生强烈的舆论能量。而且，随着负面情绪的沉淀累积，舆论更容易受到同类事件刺激反弹，使得公共话题成为部分群体泄愤的对象。这一现象需要引起城市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具体来说，城市管理部门在处理涉法舆情时需在事前、事中、事后环节中将以下因素纳入考虑：
一是城市的定位。一线城市具有人口密集、经济发达、产业集中等各种客观因素，舆情压力处于高位运行态势，舆论对政府部门的网络舆情工作提出高要求。比如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经济金融中心的上海，任何小事在发展的过程中都可能引发全国舆论的关注，突发公共舆情的处置更是面临严峻挑战；深圳、杭州互联网企业和科技型企业较为集中，涉及企业的舆情较为敏感；重庆、西安等在短视频平台上异军突起，成为人们熟知的“明星网红城市”，更需注重在市民人身安全、财产纠纷、情感伦理等事件中塑造正向的舆论认知。此外，西安事件还提了一个醒，网络舆情管理需警惕将“地域黑”作为营销手段的舆情炒作模式，即个别网民专门针对某些城市或地域，收集其处置不力的负面案例进行突出呈现或者集纳式传播，长此以往必将给城市形象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二是城市的历史文化。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沉渣泛起，网上编造谣言抹黑英烈的现象不时出现，导致具有特殊历史背景的城市频繁进入公众视线，如有网红穿着日本风格服饰在大连旅顺博物馆门口跳日系舞蹈，“精日”分子穿着侵华日军军服在上海、南京的爱国教育基地和抗战遗址前拍照，引起社会公愤。相关部门在舆情发酵后迅速介入、依法处置，有力地震慑了违法犯罪行为。富含类似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的城市有很多，因此，城市管理者在收集、研判涉法舆情风险时，需将城市的历史文化背景纳入考量，以免在信息发布和处置引导过程中“踩雷中招”，诱发次生舆情。
三是城市的国际联系。针对国内城市涉法网络的研究，还不能忽视国际舆论博弈的宏观背景，从中美贸易战到新冠肺炎疫情溯源，国际舆论斗争形势日益尖锐和复杂，国外力量也一直加紧在网络舆论场中借机干扰和破坏。如上海、广州设有美国领事馆的城市，如再叠加高校、NGO组织等因素，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随之集聚。相关政府部门需提高政治敏感性，特别是涉及民生、弱势群体等事件，容易成为舆情的导火索，需在舆情管控和舆论引导上多下功夫，防止发生重大网络意识形态风险。
四是城市的人文关怀。共情效应是城市涉法舆情发酵的重要推手，相对应地，政府部门在执法司法工作及舆情应对时需表现出足够的温情与关怀，满足个体的权益和需求。这在突发公共事件中较为凸显，例如自疫情暴发以来，疫情防控成为评估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的一杆标尺，被当作“模范作业”的城市，其共同做法包括以民生为本、采取精准防控、把对市民生产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等。有关疫情防控的正反两面事例也一再证明，人性化、精细化、规范化的做法会使舆论对该城市的好感度再上一个层次，“一刀切”、粗暴野蛮的做法必定会引起舆论反感，损害城市形象。
作者/彭晓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