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剖析事件的舆情生成过程及特征，并就政法机关如何开展此类正面宣传作出总结。
2021年12月6日，“打拐题材”电影《亲爱的》原型人物孙海洋苦寻14年终于找到被拐儿子孙卓，公安机关为其举行认亲仪式。网络舆情瞬间被引爆，并随着孙卓的去留选择、买卖同罪的话题讨论以及非法落户等问题持续升温。
舆情事件
1. 公安机关直播孙海洋认亲仪式引爆舆论场
2021年12月6日，公安部在深圳市组织开展“团圆”行动认亲仪式，共有3个离散十余年的家庭实现了团圆，其中包括“打拐题材”电影《亲爱的》的原型人物孙海洋一家。当日10时起，央视“@CCTV等着我”栏目陆续发布多条微博，称公安干警及家人苦寻14年，知名“寻子家长”孙海洋终于在山东阳谷找到被拐儿子孙卓，并推出认亲现场的独家直播视频，吸引超10万网民观看。
此事很快在社交媒体刷屏，《人民日报》《新京报》《齐鲁晚报》等媒体进行报道。媒体称，为深入推进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团圆”行动，公安部近日组织指挥广东、山东、湖北省公安机关成功侦破3起部督拐卖儿童案件，抓获9名犯罪嫌疑人，找回孙卓、符建涛以及被拐17年的杨某弟3人。拐卖孙卓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吴某龙已被检察院批捕，除正在生病的孙卓养父，孙卓养母与另一名被拐孩子符建涛的养父母也被采取强制措施取保候审，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网民称赞公安机关举措有力，呼吁严惩人贩子和买家，“#拐卖案件中买家应该入刑吗#”等话题出现在网络中，当日阅读量超过5800万。
2. 案件情理纠葛推高“买卖同罪”讨论热度
认亲结束后，《大河报》、极目新闻等媒体对该事件进行多角度追踪报道，披露大量细节内容，如深圳警方透露当年孙卓“系人贩子用糖果诱拐走”；孙海洋注册了一个寻亲账号，十几年来共发布3500余条微博，与其他失亲父母成立寻子联盟，建立QQ群、微信群共享线索，帮助警方解救了多名被拐儿童等。相关内容在社交媒体上受到网民热切关注，孙海洋带孙卓回乡认亲片段在短视频平台刷屏。
但同时，孙卓在接受央视采访时的表态引发争议。他表示亲生父母这些年很辛苦，但养父母对自己很好，不打算跟亲生父母回去，“现在是多一个家，两边都是亲人”，如养父母被判刑自己“可能会生气”。对此，部分网民认为孙卓的想法可以理解，但大多数网民表示难以接受，他们认为养父母只是“买家”，不选择陪伴在亲生父母身边是“二次伤害”，甚至有激进网民批评孙卓“认贼作父”等。网民观点分化导致舆情失焦。
12月8日，《新京报》“紧急呼叫”栏目采访孙卓养母，后者回应称，吴某龙告知她孙卓是离异家庭弃养（自己才养的）等。不过网民认为该说法与警方此前调查情况不符，质疑孙卓养母撒谎狡辩。同时，更多与拐卖儿童有关的案件曝出。与孙卓同期被救的符建涛的经历受到网民关注。根据媒体报道，符建涛一开始就知晓自己身世，并在成年以后通过自己和警方的帮助回到生母彭冬英身边，还提供了孙卓获救线索。同时，今年8月被寻回的另一被拐儿童杨家鑫将生母拉黑一事被网民重提。被拐儿童和亲生父母陷入情感和道德两难境地让网民唏嘘不已，多数人表示“支持买卖同罪”，话题“#被拐家庭该如何面对重逢#”阅读量达1.2亿，舆情一路走高并于当日触顶。
3. 两地公安回应孙卓等人非法落户问题
随着舆情热度持续，孙卓和符建涛等被拐儿童如何落户这一关键问题逐渐引起关注。《新京报》“紧急呼叫”实地调查后发现，符建涛户籍登记地户主去世十多年，没有子女。有网民质疑“空挂户怎么落的？山东公安应该好好查查”；“侠客岛”也发文追问“谁给被拐孩子办了户口？”
12月8日，山东阳谷警方发通报称，当地第一时间成立专案组对被拐孩子户口办理问题展开调查，初查孙卓户籍地在黑龙江某市，另一位被拐儿童符建涛户籍地在本县，有关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极目新闻称，从孙海洋处获悉孙卓被拐后户籍在佳木斯某县。12月15日，黑龙江佳木斯市公安户政微信公众号回应称，经核实，孙卓非法户籍问题与佳木斯及所属县（市）区无关。当晚，新华社记者从黑龙江北安市警方获悉，孙卓户籍地为北安市海星镇。北安市现初步查明，2007年12月，有关人员使用违规办理的医学证明、虚假的父母结婚证复印件等材料，对孙卓进行违规落户，纪检监察机关正在对涉事人员作进一步调查。
与此同时，孙海洋在社交媒体上透露，孙卓愿意回到深圳上学，其入学等问题已在妥善解决中。相关进展引发关注，网民认为这才是事件最圆满的结局。截至12月16日12时，与此事相关的媒体报道23.6万篇，微博63万余条，“#孙海洋寻儿子#”等30余个微话题累计阅读量超20亿次。
舆论观察
1. 亮点：团圆背后是各方力量的不懈坚持
孙海洋寻子成功后，微信公众号“杨艳阳”等推出文章《我陪孙海洋找孩子和志愿打拐这14年》等，以打拐志愿者角度讲述了孙海洋等失亲父母寻找孩子的艰难过程，让舆论看到了坚持的力量和意义。主流媒体则聚焦公安机关的工作，如“@人民日报”评论称：“‘失’而复得，终归美好；‘天下无拐’，凝聚期待。至此，一个悲伤的故事画上句号，真好！”澎湃新闻评论文章指出，“宝宝回家”的奇迹发生，是因为父爱如山、母爱如海，是源于公安机关坚持“人民至上”的执法理念，一茬又一茬的警官接力，还是因为更多民间力量的支撑，是社会各方力量“点燃了团圆希望”。
2. 热点：“买卖应否同罪”的两元讨论
孙海洋呼吁“严惩买家”、符建涛生母不出具谅解书的表态，让舆论对“买卖同罪”的讨论热度持续上升。支持一方认为，收买拐卖儿童属于利益链条的一部分，只有加重对买家的制裁，才能有效遏制买方市场，从源头掐断拐卖行为的出现。北京德翔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安翔表示，过去立法着重打击拐卖的一方，是考虑到减轻公安机关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障碍，随着警力配备，信息、交通等方面的条件日渐成熟，立法可以考虑作出适当调整。不过，部分舆论认为“买卖同罪”不值得大力提倡。“@白话天下”等博主称，养父母也花费了大量心力抚养孩子，重罚可能会让其滋生“破罐子破摔”想法，给警方侦破工作带来阻碍，也可能违背罪行相适应原则。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赵军进一步指出，如今“拐卖”已经外溢到出卖亲生子女的范畴且呈上升趋势，部分地区案件占比超过70%，亲生父母出卖子女的抚养权对儿童本身常常不是伤害，反而有利于成长，若实行“买卖同罪”可能会有更多的社会问题。
3. 焦点：孙卓养父母法律责任认定
对于能否追究养父母法律责任的争议，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彭新林解释称，孙卓的养父母如果是从人贩子手中收买获得孙卓，则可能涉嫌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或面临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彭新林也表示，由于公安机关已经立案，收买孙卓的人可能不受刑法追诉时效限制。法律博主“@法山叔”称，除非收买者在非法收养期间对儿童另有虐待或其他犯罪行为，不然在收养多年的前提下，司法实例以判缓刑居多。《新京报》评论文章认为，孙海洋寻亲成功冲淡不了养父母法律责任，但具体到追究刑责层面也应把握好尺度，考虑到养父母一家善待孙卓，没有虐待行为，也未曾阻碍对其进行解救，不妨结合受害人一方意见，作出符合法律、契合民意的从轻处罚。
4. 疑点：公安民警是否涉嫌失职渎职
舆论场上，关于孙卓、符建涛是如何取得出生证明、“洗白”身份的追问一直不断。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接受《新京报》、红星新闻等媒体采访，揭露被拐儿童身份“洗白”的几种方式，媒体同期还曝出河南商丘市妇幼保健院4885份出生证明被盗10年未破案一事，更引发了网民猜测拐卖儿童背后有“产业链”，认为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存在漏洞。中纪委网站在文章《谁给被拐孩子办户口？公权力绝不能成为帮凶》中指出，被拐儿童可以办户口意味着可能存在着公权力失职渎职的问题，要加强监督管理，强化相关公职人员的责任意识、纪法意识，坚决杜绝办假户口、错误户口、多个户口；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侠客岛”称，应当对可能涉及户口造假的案件倒查追责，斩断拐卖链条，精准打击拐卖行为。
5. 难点：走出“被拐之痛”应协作共治
公益人士邓飞从如何更好地避免更多拐卖案件发生角度，提出解决建议：“孙卓找到了，但实事求是找到当年较大规模出现男童拐卖的原因，诚实面对和补上我们当年的工作不足，实现政府、商业和社会的多方连接，协作共治，保护和持续提升人的权利、安全和福祉，才有可能从根子上彻底有力解决男童拐卖问题。”还有媒体呼吁，法律所要解决的是对人口买卖这一行为的准确定义和惩处，至于“买家”膝下无子嗣、无儿养老的困顿，贫困的乡村、卑微的农妇的出路等等，则需要法律之外的政府部门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人性关怀。法律、政府和社会机构这两者相辅相成，才能早日实现“天下无拐”的理想愿景。
舆情解析
1. 认亲直播直抵人心引起舆论共鸣
拐卖儿童作为一类社会问题，长久以来一直备受重视。特别是2014年、2015年，以孙海洋、郭刚堂等失亲家庭为原型创作的“打拐题材”影片《亲爱的》《失孤》陆续公映，银幕与现实相互交叠收获无数观众热泪，“打拐”和“团圆”已成为最能引发舆论共情的关键词。此次孙海洋认亲经由媒体直播，感人至深的场面带给网民强烈震撼与冲击，使得舆情在短时间内迅速聚热。《亲爱的》电影出品方时隔7年推出团圆版海报，导演陈可辛、主演张译等人均在微博送上祝福；《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争相报道，孙海洋一家人团聚视频在各类社交媒体热传，电影里的遗憾终于在现实中化为圆满。从舆论效果来看，这次认亲直播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孙海洋多年坚持终寻子成功的情感彻底释放，也是抚慰所有失亲家庭的一剂“强心针”，让他们相信“团聚可期”，更让公众看到政府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行动与决心。
2. 事件衍生议题不断交织推高热度
孙海洋寻子成功一事本应在认亲仪式结束后逐步平息，但是孙卓在接受采访时的言论，如“两边父母说不上谁轻谁重”“没有对养父母产生过恨意”等激起网民义愤，成为舆情走偏的关键，舆论场涌现出大量的情绪性声音，刺激舆论观点严重分化。部分网民将被拐孩子陷入情感两难的问题根源归咎于人贩子的无良行径，呼吁严惩甚至要求“买卖同罪”；媒体、法学专家、大V等开始激辩“买卖应否同罪”，相关微博话题累计阅读量超5000万次。部分自媒体借机抓住人性弱点贩卖焦虑，如“孙卓买家常年把孩子丢寄宿学校，打游戏什么的一概不管”“杀母卖子案中哥哥赵永勇跟记者讲，母亲被杀后他和弟弟一直被灌药，人贩子院子菜地底下起获了大量骨殖”等。理性、感性甚至煽动性的言论相互交织对冲，不同观点激烈碰撞，舆论场迟迟不能平静。
3. 类案关联对比扩大舆情波及范围
舆情发酵期间，符建涛等其他拐卖儿童类案的“入场”，进一步推高了本体事件热度。寻亲家庭由于遭遇相似，时常会以群体的方式出现在公众面前，无论是否找到孩子，他们都面临着一些相似难题和困境。所以当其中一起案件暴露出问题时，类似的情况很快被关联讨论，导致舆情波及的范围逐渐蔓延，被牵涉其中的主体也越来越多，如户籍管理部门。此外，有网民将符建涛等人认亲后的反应做比较，称赞符建涛“好样的、后生可畏”，批评另一被拐孩子杨家鑫“冷血无情、人性凉薄”，引发网民间“口水战”，不但给当事人带来巨大压力，也使得整个舆情讨论呈现扩大化趋势。
舆情点评
孙海洋认亲事件是继郭刚堂寻子成功后又一起因打拐引发的热点舆情，舆情从曝光到触顶再到降温，整体走向积极、正面，舆论认可度较高。除公安机关的实体工作外，此类正面宣传工作的经验和做法也值得总结。
1. 定好宣传基调 以优质正面内容对冲负面舆情
近年来，在各地公安坚持不懈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被拐儿童走上回家的路与亲人团聚。但同时，也有部分网民质疑案件为何这么多年才侦破，警方办案效率低下、长期不作为等。而观察发现，这些案件大多都是年代久远的积案，之所以久拖不结，既有当时社会治理层面的漏洞，也受限于时间跨度长、取证困难、侦办手段不足等客观条件的制约。在现有的媒体环境下，公安机关需要引导公众以发展的眼光客观看待昔日问题，尤其要在宣传内容和重点上下功夫，比如借助典型案例突出一代代民警完成打拐接力的坚守、通过媒体介绍“团圆”行动取得的成绩，展示“打拐系统”大数据应用，向公众开展“孩子丢了要怎么办”等普法日常等，提高正面宣传质量和水平，最大程度凝聚共识。
2. 牢牢把控全局 加强对转移焦点、话题炒作等不良现象进行干预
本次事件中，部分媒体表现得不够专业，将报道焦点聚焦于受害者身上，并通过引导和放大其个人言论，故意设置争议性话题，挑起网民激烈情绪。还有一些短视频主播在孙海洋家里直播求关注，深夜都未散去，被“@人民日报”斥责为“病态直播该治”。作为主导此次宣传工作的公安部门，可适时引导媒体扭转报道视角，减少对无关信息的过度聚焦，同时呼吁网民恪守网络发言的边界感，必要时还可联合其他部门，加强对转移焦点、话题炒作等不良现象的干预，维护网络正常秩序。
3. 强化议程设置 视舆情发展动态回应关切
“团圆”行动作为公安部门扎实推进的重要专项行动，举办认亲仪式意在宣传打拐行动成果，不过舆论对当事人家庭信息的过度关注、对拐卖衍生犯罪问题的深挖等，如收买被拐儿童的法律责任问题、被拐儿童的落户问题等，某种程度冲淡了公众对打拐成果这一初始议题的关注热情，甚至令舆情出现短暂失焦。舆情发展本是个动态的过程，舆情走向可能瞬息万变，要妥善引导舆论并有效化解危机，除了做好充分预案外，临场反应也十分重要。公安机关既要主动设置议题，引导舆论聚焦重点议题，也需及时感知舆论敏感点，针对质疑及时作出回应，匡正舆情走向。如山东、黑龙江两地公安主动回应被拐儿童的户籍调查情况，并依法追责相关人员，作为对网民核心关切的正面回答，相关通报起到迅速降温舆情的积极效果。
作者/王媛 任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