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新冠疫情已经发生两年有余，但西安疫情，确实有点突发意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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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新冠疫情已经发生两年有余，但西安疫情，确实有点突发意味儿。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曾光表示，西安疫情是武汉封城后最严重一回，西安面临的是德尔塔病毒，比过去在武汉那个原始株病毒传播速度快得多，传播链是多点爆发的，而且隐秘。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陕西工作组流调溯源组专家、中国疾控中心卫生应急中心主任李群表示，这次疫情是我国自武汉以来，在一个超大城市所发生的病例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本土疫情，呈现了点多、面广、社区传播和聚集性疫情多种形式并发，上升势头凶猛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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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西安疫情防控问题，其实有个体和集体两个基本视角，舆情之发生，与两个视角之间的张力有关，而舆情烈度能有多大，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这两个视角之间张力的大小。
此次西安疫情的突发性，明显是加剧了个体和集体的张力。大面积群众（虽然和千万基数相比，仍只能算是小数）通过网络反映，且聚焦点触及吃饭、就医等基本生存问题，在传播过程中，起码、基本、底线等特征逐步得以强化，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型诉求。对西安来说，低头、认错、改正，是唯一出路。实际上，西安，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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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这种张力？王江雨认为，这“反映了中国社会‘群己权界’的落点，与西方大有不同”。在《抗疫“定体问”》这篇小短文中，他从全能政府与全民期待这一“简单的常识与逻辑推演”出发，肯定了这种批评与回应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他还指出，人民在这种情况下对政府“无微不至”角色的期待，是中国政府与社会关系中的“集体无意识”期待。“救苦救难舍我其谁？”也是政府应有的担当。
@2049年的世界则着重梳理了这种张力的行为逻辑，并暗示了中国特色的优势。在@2049年的世界看来，我国的政府机构，更适合被看做“一台机器”。这一机器的特点有二：执行能力强和注重倾听民间舆论意见。当然，机器有惯性，没有外力或者外力不够大的时候，就倾向于保持原状。而民间舆论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外力，比如当前西安疫情中的民间舆论，还得到了中央的加持，接下来，可以预见，必将是惯性的改变，执行能力强的优势（纠错速度）也将随之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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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改进速度有多快，毕竟是在事发后，对个体而言，悲剧已然发生。这一点，可能是体制无法解决的BUG。
这是因为，个体与集体的矛盾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理性地说，只能怪个人倒霉；从情感上，我们可以赋予其价值和意义，甚至将其纳入民族历史文化之中，标榜其为推动历史进步的符号。人终究是感性的动物，这种感性则基于长期试错形成的理性结果，对当事人算是一点精神上、文化上的补偿。
这种BUG，现实中还有更大的困境表征。这种（集体层面的）精神上、文化上的补偿，正在被个人主义价值观所侵蚀，荣誉如果只是没有锦的花，命运很可能就是被弃如敝屣。问题已经发现，特别是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我们”的缺失已经引起文化界、宗教界的反思。当前的中国，“个人权利高于一切”的社会心理十分流行，虽然官方已经急剧回头，但能否更好地处理个人与集体的矛盾，还需要观察。至少从目前看，在婚育、女权等话题上，尚没有足够力量来平衡其中的极端个人主义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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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看，地方政府将长期处于个人与集体两极的拉扯之间，其平衡两极的能力越大，地方治理水平就越高。
除了体制的设计，还需要人的积极作为，特别是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甚至需要他们有做出牺牲的觉悟。正如有个群友所说，“很多人（领导干部）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往往是因为有私心，最常见的私心是追求自身绝对免责，而不对事情的本质负责”。
这又回到此前的悖论，毕竟，领导干部也是人。当然，我们也可以强调，领导干部又不同于一般人，并且也一直是这样强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