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浆早餐会的谈话
“要用多久这个技术才能生根？”
“四年。”
“要花多少钱？”
“一千万美金。”
台北南阳街一家叫做“小欣欣豆浆店”的早餐店里，七个男人围坐在餐桌前，正在谈论电子表的芯片。提问的是台湾地区早期科技政策规划者孙运璿，回答问题的是美国RCA公司研究室主任潘文渊。其他几位亦是产业界的重量级人物。
在这顿热气腾腾的早餐会上，他们确立了两个愿景：台湾要成为电子表行业龙头，而集成电路将成为下一代产业蓝图。彼时，台湾劳力密集的轻工业、加工出口业已面临增长瓶颈，正在寻找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的产业转型支点。
台湾半导体产业之梦就在豆浆的香气中勾勒出最初的轮廓。他们确定了一件事：从美国寻求合作伙伴，以及挖美国牛人，以争取时效。看来，不仅仅是互联网行业需要“唯快不破”，集成电路行业亦是如此。
而后一年，美国RCA公司被遴选为台湾地区集成电路合作计划的伙伴。可不要小看这家似乎没有英特尔那么大名气的公司，它可是由美国联邦政府创建的公司，发明过太阳能电池、世界上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并在上世纪60年代和IBM先后脚发布了混合集成电路。台湾工研院专门成立了技术顾问委员会，自RCA的技术转移中，取得了集成电路技术。
一年后，一个19人的年轻工研院工程师团队赴RCA受训，他们中一些人之后成为半导体行业的翘楚，比如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联电董事长曹兴诚、台积电副董事长曾繁城。
在“豆浆会议”的同一年，“让竞争对手发抖的人”，43岁的华人张忠谋还处在其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巅峰上。这个单眼皮方圆脸、不苟言笑的华人当时是掌控德州仪器全球半导体业务的资深副总裁，是当时这家雄霸半导体行业全球第一公司的三号人物，也是在美国科技公司职位最高的华人，比后来“硅谷最有权势的华人”陆奇，在市场厮杀中可要霸道得多。
早在豆浆会议两年前，张忠谋就带领德州仪器通过技术领先一步落地和产品每季降价10%，将英特尔在内存市场上打得找不到北，不得不转型去做CPU。
在德州仪器，张忠谋的同事不少是半导体行业的开山鼻祖。比如杰克·基尔比，世界首块集成电路发明者、也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比如戈登·摩尔，提出了“摩尔定律”的人，以及之后与摩尔一起创立英特尔的安迪·格鲁夫。
1974年，张忠谋因处理德州仪器裁员事务，认识了来自宝岛的同胞孙运璿。他不知道这个同胞对他充满兴趣，只是奇怪这个人怎么对集成电路如此着迷。直到1981年，已经50岁的张忠谋才首次来台短暂考察。过了一年，他接到了来自对方的邀请。
张忠谋此前从未在台湾生活过。他是浙江宁波人，父亲张蔚观在银行系统工作，令张忠谋从小生活优渥。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张忠谋18岁前跟随家人为躲避战乱，辗转在南京、广州、重庆、上海、香港多个城市。直到18岁，他赴美留学，成为哈佛当年唯一一个中国留学生。而后又听从家人建议，为学习理工科转入隔壁麻省理工。这之后他与家人在美国生活。
1982年孙运璿给张忠谋的三个工作邀请中，其中一个是做工研院院长。工研院称得上是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孵化器和培养半导体人才的摇篮，它的前身是1936年成立的“新竹天然瓦斯研究所”，系宝岛上第一家科研单位。后来几经合并成为工研院。工研院不仅承接了RCA公司的半导体工艺技术，还在后续先进科技研发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就在张忠谋开始接触台湾的那几年，1980年，仿效“硅谷”的新竹科技园区落地，工研院出资5亿新台币建立联华电子，后者成为台湾首座4英寸晶圆制造公司。未来的一段时间里联电将会和台积电并列为双雄，并在28nm的制程上被台积电就此甩在身后。
新竹科学园区，台积电厂房 图/视觉中国
时下，张忠谋已经有意离开德州仪器。一方面，他与公司向消费市场进军的战略理念不合；另一方面，这个生性耿直的中国人并不在德仪接班人的候选范围之内，离开是必然的。不过，张忠谋当时考虑的是自己在德仪有一大笔股票选择权尚未到期，而与此同时台湾给他的薪酬又远远难以弥补这损失，所以他选择了拒绝。
直到三年后，张忠谋拿到属于自己的股票，实现财务自由，加之工研院董事长多次拜访，甚至不惜跑到他位于纽约川普大厦的住所。最终，54岁的张忠谋坐上了飞往太平洋另一边小岛的飞机，开启人生下半场。
张忠谋的第二个巅峰
就在张忠谋刚刚落地台湾出任工研院院长时，35岁的郭台铭正带领着公司鸿海精密迎来十周年。不止如此，这个年轻的企业家还跑到美国设立分公司，创立了富士康品牌。
图/视觉中国
更早些时候，上个世纪50年代，在台塑集团董事长王永庆、也是HTC董事长王雪红父亲的带动下，台湾地区的经济依靠化工、原材料制造腾飞了20年。但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郭台铭这一代青年人选择大方向时，大势已不属于传统行业，科技产业已初露端倪。
郭台铭识时务，放弃塑料品制造，转以当时新兴的黑白电视机旋钮起家，而后在80年代，趁着PC浪潮，又切进个人电脑连接器领域，成为这一领域霸主。随后，鸿海和富士康复制了此前的成功，接连在电脑和手机代工中淘得一桶金。
但是始终，鸿海都不被看做是技术密集型企业。近年来，其为脱离“代工”标签而做出的转型和挣扎令人唏嘘。
同样做“代工”，张忠谋与郭台铭做的事相去甚远。
张忠谋来到台湾两年后组建台积电，做起了晶圆代工，也就是芯片制造，这类企业有个英文名叫Foundry。
芯片，也称集成电路，如果没有它，人类世界将无法使用任何现代电子设备，包括手机、电脑、iPad等。而芯片行业主要分为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封装及测试。
在台积电之前，世界上的半导体公司大都是一揽子全包，以英特尔为代表，从前端的设计和后端的制造生产都由自己完成，这种公司模式被称为“IDM”。但IDM的门槛是极高的，仅以芯片制造环节为例，本身就十分困难，通过将近5000道工序，把数亿个晶体管，在一片只有指甲盖大小的硅晶片上制造出来。企业要冒着巨大的投资风险，等待一个漫长的回报周期，这对于一些新进企业来说，门槛过高。
张忠谋注意到半导体公司通常主业都放在设计和销售产品，但在晶圆制造上做得并不好。于是，台积电确立只做晶圆制造，做Foundry。
台积电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座6英寸晶圆厂，当年需要2亿美元。张忠谋开始四处寻求资金支援，他甚至去美国敲了前东家德州仪器和好基友安迪·格鲁夫的公司英特尔的门，但都碰了一鼻子灰。
最终台湾“国科会”出资1亿美元，占股48.3%，荷兰飞利浦公司占27.5%，另有民间资本如台塑王永庆、台南帮大佬吴修齐等出资24.2%。这些资金一直到1992年底才全部到位。其中，张忠谋选择飞利浦，是因后者手握技术，为早期台积电进行了技术授权和研发支持，避免了知识产权纠纷。
这之后，台积电获得英特尔认证，为其做低端芯片代工，打响了自己的名声。而台积电的第一个重要的单子，则来自当今的芯片巨头高通。高通创始人欧文·雅各布斯是张忠谋在麻省理工的师弟。当时欧文拿到了无线芯片的独家专利，但却无资金和能力自己制造芯片。于是这对MIT的师兄弟一拍即合，高通来设计，台积电做制造。这样看，半导体的圈子着实不大。
台积电创立的Foundry代工模式，很快成为举足轻重的角色，改变了半导体产业生态。上世纪90年代，一批专注于芯片设计的公司应运而生，包括英伟达、博通、Marvell等。由于这类公司只做设计，没有工厂，因此被称为Fabless。直到现在，英伟达的创始人黄仁勋仍然将Morris Chang（张忠谋英文名）视为挚友，称“没有台积电就没有英伟达”。
整整十年，伴随电脑行业的盛行，芯片制造工艺不断精进，台积电在晶圆代工领域站稳脚跟，1997年张忠谋敲响了纽交所上市的钟声，当时他已经66岁。
不过，台积电并非一朝跳上枝头。直到1998年，台积电在0.18微米制程上勉强追上欧美IDM巨头，譬如德州仪器和摩托罗拉，在成本的考虑下，后者开始把台积电放在眼里。
另外一个背景是，2000年之际随着12英寸晶圆厂成为主流，建厂成本能让人惊掉下巴。一座厂要投入25亿-30亿美元，这让财大气粗的IDM大厂也望而生怯。
而张忠谋为抢下IDM大客户订单，拟定了一套“群山计划”：针对五家采用先进工艺的IDM大厂，为其量身订做解决方案。通过“群山计划”，台积电与德州仪器、意法半导体、摩托罗拉顺利磨合，甚至双方一同投入资源，共同开发制造工艺。之后这种合作形式也延续至今。
至此，IDM公司开始尝试放弃自建晶圆厂，走更轻的模式，但也意味着对台积电依赖度越来越高。这也可以看出，在任何时代，包括前几年盛行互联网轻模式的时候，那些手握供应链核心资源的“重型企业”，都不会轻易失去话语权。
张忠谋所创立的台积电正式将Foundry晶圆代工从一个副业做成一个主业。而张忠谋则更早地预见到了这一趋势。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数百亿的投资洒向新竹科技园，半导体产业链公司纷纷成立，与北京中关村街道面积相当的园区中，有超过200家公司，超过一半与半导体有关。除了台积电、联电“代工双雄”之外，还出现了亚洲第一大芯片设计公司联发科、全球封装测试行业龙头日月光等。2018年，台湾地区晶圆代工产值是全球的7成；封测产值在全球市占率约5成。
台湾电子产业几乎也在同期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草创期入局的宏碁电脑、华硕进入电脑大量产时代，输入设备公司诸如全友、虹光占据了全球影像扫描类出货量的九成以上，而鸿海、和硕、广达几乎承包了苹果的代工。
Morris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进入千禧年，结束第一段婚姻10年后，70岁的张忠谋与57岁的张淑芬结为夫妻。再次巧合的是，张淑芬是郭台铭的表姐，张郭两个台湾不同领域的大亨也因此有了一条曲折的姻亲关系。
两位教父的恩怨
尽管妻子张淑芬谈起张忠谋时，用夸张的台普感叹：“你们不知道他有多天真！”但在大部分人眼里，张忠谋与天真不太沾边，他严肃、理智、强势，一副“扑克脸”。
员工向他汇报时没人会不紧张。就算他同意你的观点，但他那双不大的眼睛也丝毫不会流露出笑意，除非你的表述逻辑清晰，将事情讲得透彻，不然他会在一连串追问中让你露出马脚、无地自容。
充分感受张忠谋杀伐果决这一面的是另一个张姓后辈，张汝京。
张汝京跟张忠谋渊源颇深。暂且不提后来台积电与中芯国际那场旷日持久的官司，1977年张汝京供职德州仪器，之后的几年他与Morris Chang共同为这家公司工作。只不过，张汝京后来回忆，相差17岁的两人层级差别太大，张汝京的老板是Martin Cooper，Martin的老板叫Kirk Pond，Kirk的老板是Ron Richie，Ron的老板才是Morris，即张忠谋。
1997年张汝京回岛创办世大半导体，主营存储产品的代工，成为台湾地区继台积电和联电之后的第三家晶圆代工厂商。成立仅三年后，世大就实现盈利。但正当张汝京准备大干一场时，2000年元旦刚过，大股东将世大以50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台积电。
而“前老板”张忠谋为何收购世大呢？一是半导体需求旺盛，台积电亟需扩大产能；二则是为了甩开老对手联电。前一年联电合并了旗下五家公司，将自己一口吃成资本额超过800亿的企业。于是台积电将手伸向了世大半导体。
台积电成立32年中仅有两次收购，世大是第二起，另一起发生在收购世大的半年前--台积电收购德碁。德碁是施振荣创办的宏碁旗下的半导体制造商，因投资过大，难以支撑，卖给了张忠谋。
这两起并购给当时的台积电扩充了产能，成为甩开联电的关键一跃。
后来，张汝京曾回忆，世大被并购时，他和张忠谋长谈过，提议到大陆建设工厂，但没有得到张忠谋的认可。于是，在世大被收购后的第二个月，张汝京便筹资14.8亿美元在开曼群岛注册成立了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而这一次，这个从小在台湾长大的中年人，离开了台湾，将中芯国际开在了上海浦东的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始投身大陆晶圆制造。
而这才是他与张忠谋走向“殊途”的开始。两人之后分庭抗礼，分别成就了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半导体制造的基石。
中芯国际成立一年半后，便公开称将在年底前使用0.18微米技术试产，并在2002年进行商业化批量生产。
这一时间，中芯国际虽然资源有限，但是仿佛手握宝剑，所向披靡。张汝京带着一批仅有数百人的中国台湾集成电路人才以及美欧韩人士，攻克主流工艺技术，并走上了一条市场经济的道路。当年，大陆晶圆代工企业都属于国企，中芯国际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2003年，中芯国际的产能达到了每月6万片，累计销售收入达到30亿元。除了背靠市场潜力巨大的中国外，中芯国际大部分订单来自海外，并与多个国际巨头，诸如IBM、东芝、高通、博通联姻。
与此同时，张汝京在加快建厂节奏，不到四年时间，就拥有了四座八英寸厂，还有一座12英寸厂。根据当时的国际建厂经验，中芯国际融到的那点钱是根本做不到的，但张汝京利用当时大量半导体二手设备的机会，实现了低成本建厂。
中芯国际势头之猛，张汝京内心也很自豪。曾有芯片行业人士向AI财经社回忆，张汝京曾私下向他确认，当时中芯国际与台积电的差距只有一两年，甚至他只要9个月就能赶上新竹那个老大哥，并预计90nm的工艺将超过台积电。
但张忠谋已经在筹备反击战。2003年，台积电陆续向美国多个地区法院，以及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起诉讼，请求判定中芯国际侵犯其专利权、窃取商业秘密、不正当竞争和干扰经营，要求其支付10亿美元违约金。当时有分析称，台积电对于起诉的时间点有深层考虑，一是要遏制当时因为低价格与中芯国际签单的北美客户群，二是要让中芯的IPO计划受挫。
双方这场知识产权的官司一共打了六年，期间在2005年曾达成过一次和解，中芯国际向台积电支付大约1.75亿美元。时任中芯国际CEO的张汝京认为，1.75亿美元按照六年分期支付，每年支付3000万美元只占收入1%至2%，对公司业务影响不大，遂签字画押。
然而，仅仅一年半以后，台积电再次对中芯国际提起诉讼，称中芯国际违反和解协议，盗用公司商业机密。截至2005年，台积电的研发费用大约为15.31亿美元，而中芯国际在其所有工艺技术的研发中仅花费了2.36亿美元。
台积电还称，中芯国际的“阴谋”，还包括从台积电及其关联公司聘用100多名关键性雇员，以及直接诱使当时的台积电员工违法提供保密信息。
台积电为何要与中芯国际再掀战火？有分析认为，这可能是针对中芯国际90纳米技术而来。当时，中芯国际已将工艺迅速推进到0.13微米甚至90纳米，而台积电在大陆还只能提供0.25微米的工艺，台积电再次打官司阻止中芯国际。
张汝京对此发表声明称，对于台积电此次行动感到十分震惊并深表失望。声明中，张汝京还解释了有关存储器的技术来源和几个半导体工艺的知识产权所得。
这场诉讼很快演变成双方互相控诉。最终台积电胜诉。直到2009年，中芯国际宣布与台积电签订和解协议，将向台积电分期4年支付2亿美元现金，同时向台积电发行新股及授予认股权证，交易完成后台积电将持有中芯国际10%股份。
张忠谋和台积电的这次反击，不仅让中芯国际元气大伤，也拖垮了其脚步。中芯国际灵魂人物在这场诉讼中成为牺牲品，张汝京“主动”退出自己一手建立的公司。张汝京说，他不愿公司因为法律战内耗，也不赞成主战派意见，他坚持辞职下台，“由我来做个了结”。
在打官司期间，中芯国际于2004年于纽交所上市，不被美国股市待见，最终于今年5月从纽交所退市。
离开中芯国际的张汝京，先后在大陆创办LED、硅材料企业，如今在青岛启动了他的第五次创业，创办芯恩公司，探索一种“共享式的IDM模式”。
但大陆与张忠谋和台积电之间的纠葛却远未结束。
在这样一个人际流动有限的圈子，台积电仍然有不少重要人物出走并投身大陆半导体事业。比如出走台积电投奔三星的梁孟松，曾帮三星抢先一步在苹果面前拿出了14nmFinFET工艺技术，夺得了苹果A9处理器的订单。2018年，这位研发大将成为中芯国际的联合CEO，快速拉升工艺研发速度，领导这家大陆晶圆代工厂在14nm和12nm进行突破。
风雨中的台积电与华为
“有一个总统把世界搞得很凄惨。”台积电总裁魏哲家近期在大陆举办的技术研讨会上一说出这句话，台下的客户们发出了默契的笑声。另一边，台积电发言人孙又文后来说：“Morris（张忠谋）是不会开这种玩笑的，他很严肃，但魏哲家就会，他比较开朗，爱跟大家开玩笑。”
当天，这家来自台湾的晶圆代工巨头在东方明珠旁的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了它在大陆一年一度的技术研讨会。数十家企业每年都会如期参与会议。展示位在会议厅外沿路排开，展示板超过一大半均为英文介绍。华为海思也在参与之列，尤其特别的是，签到处还为其开辟了单独通道。
茶歇间隙，孙又文一下子就被媒体团团围住。她个子娇小，留一头干练的短发，戴一副红边方框眼镜，说起话来声调高昂，有宝岛人民特有的开朗和亲和力。
此刻，几个来自北京的记者正在向孙又文询问台积电向华为的供货情况。
“这我没办法说，对于我们单个客户的信息，我们都是不能讲的。”孙又文眉毛一挑，依然不改爽朗气。
论坛现场，不论是主讲人含有大量专业英文名词的演讲，还是全英文的PPT展示，都表明这是一场面对从业者的会议。而对于大陆媒体而言，这是他们首次收到来自台积电技术论坛的官方邀请。
就在这场研讨会发布前不久，特朗普的实体清单将华为置于两国科技冷战的风口浪尖。在禁令发布后，美国半导体大厂英特尔、高通、博通和美光，即刻发出声明，冻结出货给华为。而台积电则几乎在第一时间表示，经过评估后认为出货给华为海思并没有违返出口管制规范，将会持续出货。
这让人们的目光再次聚焦到台积电身上，这家来自海峡彼岸的半导体巨头。
有媒体以“雪中送炭”和“仗义”形容此次台积电对华为的“声援”。但实际上，将其称为是一次在权衡法规管制下而做出的商业行为，则更为精准。华为海思作为台积电第二大客户，其订单额贡献的收入占台积电去年总营收的8%，而今年第一二季更达到11%的水平。甚至台湾分析师认为，今年上半年市场行情并不太好，因为华为狂下16纳米订单，才救了台积电。
美国禁令发布之后，台媒《旺报》报道称，台积电股票遭受外资大甩卖，连续12个交易日卖超逾12.5万张，股价从4月下旬至今，总市值蒸发超过9000亿台币（约合2000亿元人民币）。
根据美国的“出口管制”，决定台积电是否能够继续供货给华为的关键信息在于：其源自美国的技术是否超过25%的上限。
25%标准是什么？此前，台积电表示，在自行评估、并与国外法律事务所确认后，确定在包含所有材料、EDA工具等情形下，台积电没有超过25%。孙又文也尽其所能，将其描述为：“（出口贸易管制）不只这个25%规则，还有其他规则，我们有内部外销管理系统追踪与监测所有出货，来确保我们符合规则。”
制造一颗芯片的成本结构既包括设备和技术，还包括凝结在这其中的研发投入、管理成本。台积电的设备，诸如生产机台有大量来自美国设备大厂，但前者诸如研发投入、管理成本，羊毛就都出在宝岛上了。有专家分析，因此台积电的“美国成分”应该低于25%。
总之，这是一个模糊的法规，给台积电留下了一些可以转圜的空间。孙又文也开玩笑道：“你们不要报道那么清楚，容易给老美提供思路，万一他们又想出新的角度让台积电供不了货怎么办呢。”
宝岛上的晶圆代工巨头，成为华为在这场劫数中最后的滩头堡。随着32年的发展，目前台积电超过八成的股份把握在外资手中，确切地说是荷资和美资控股。“从做生意的角度它愿意帮华为；但特朗普不让帮，它也必须保持中立。”有芯片行业专家对AI财经社总结说。
有趣的是，1987年，台积电和华为几乎同时在海峡两岸分别成立。这两家商业模式和主营业务毫不相同的公司，因为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32年后被再次拉到一起。
台积电是否是华为唯一的稻草？在晶圆代工这一方面，台积电几乎是一骑绝尘。截至目前，它一手包揽了市场上目前制程最先进的7nm芯片。华为去年夏天推出的麒麟980，以及即将发布的麒麟985正是出自台湾新竹的厂房中。
与此同时，华为已经有所准备。芯片行业资深人士透露，华为将芯片制造的宝压在中芯国际和上海华力微身上，虽然这两家芯片制造企业目前的生产水平还不能与台积电同日而语，但“如果特朗普坚持几年，这两家企业的水平反而就上去了。”
后张忠谋时代
中芯国际和华力微能否逆袭超车还需要时间来证明。但“后张忠谋时代”却像一面旗子一样，鲜亮地竖立在这个庞然大物的头顶，供所有人评判。
一年前，张忠谋于87岁高龄退休，台积电进入“双首长平行领导制”，刘德音担任董事长，魏哲家担任公司总裁，这被人视为是后张忠谋时代的开端。
巅峰之后，往日荣光往往难以为继，这让人们对“后xx”充满警惕。张忠谋曾经两次安排交棒计划。一次是2005年卸任，其爱将，人称“小张忠谋”的蔡力行接任，结果2008年金融危机后，蔡力行因粗暴裁员5%，并以绩效考核为由欺骗被裁员工，让台积电深陷诚信危机。2009年，78岁的张忠谋出山重新担任公司CEO，随即蔡力行下台。
“姜还是老的辣”，张忠谋以自身亲证了这个民间俚语。他回来后，在整体经济低迷之时，力排众议，极富魄力地上调一倍资本投入，增加到59亿美元，增加产能；其次在28nm制程的道路选择上，张忠谋选择了后闸极（Gate-last），而三星选择了先闸极（Gate-first）。事实证明，台积电再一次站在了幸运女神一边，此后其良率迅速提升，也借此甩开了与竞争对手的差距。
2012 ，张忠谋再次为台积电安排接班计划。他在自己底下设置三位COO 的全新组织架构，从运营、研发、业务三大领域分别钦点三位爱将刘德音、蒋尚义和魏哲家。2017年，在夏威夷家中泳池边摔倒，台积电股市波动巨大，令张忠谋加速了退休念头。之后蒋尚义退休，另外两位终于共同作为接班人掌舵台积电。
有资深分析师这样评价这位开山劈地的领袖：张忠谋让台积电这头大象跳起舞，让台积电成为全球第一的晶圆代工厂。
“强势领导，是过去台湾代工业能起来的原因。”台大副校长汤明哲这样说，他的后半句“但却是未来的挑战”。时势造英雄，台积电自己也承认台积电只有一个张忠谋，但这样强势的领导者之后能否再有卓越的继任者，是所有管理者头痛的事情。
张忠谋当初退休前承诺自己是“裸退”，绝不做幕后垂帘者。他戏称很多大公司继任者在听到他的决心后，都极为羡慕，透露出这些现任领导者的无奈。台积电发言人孙又文称，退休的张忠谋还会每天都到台积电办公室，但只了解公司对外发布的信息。
但后张忠谋时代开启不过一年时间，台积电就出现较大纰漏，被外界归因于“没了张忠谋”。去年，台积电机台病毒和“光刻胶”事故接连发生，这在以往作风严谨的台积电从未有过。光刻胶后，台积电一年内第三次下调财务预收，让外界发出“这不是我过去认识的台积电”。
而最新的坏消息是，几天前，张忠谋的挚友黄仁勋的公司英伟达证实，其下一代图形处理器将交由三星电子采用7纳米极紫外光刻（EUV）工艺生产。这是一个生产规模“相当可观”的大订单，有媒体指出，这是三星电子首次在7纳米领域“抢走”台积电的大客户订单，“抢单大战”或将继续上演。
对于进入后张忠谋时代的台积电而言，保持住业界第一的位置并不容易。不仅仅是这些频出的事故和竞对的消息，有芯片制造领域专家对AI财经社分析，台积电继任者们面临着三个挑战：其一，全球晶圆代工红利期是2012年到2017年之间，目前增速已放缓。其二，台积电一直依靠大客户，苹果、高通、华为、英伟达几乎都超过其营收的10%。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一旦失去其中任何一家，对其影响都太大。其三，张忠谋的存在为台积电在各方协调和决策连续性上保驾护航，他离开后，这艘航空母舰在决策把控上的能力还有多大呢？
在过去32年的历史进程中，台积电抓住了中国台湾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预判到半导体行业垂直分工大势，在全球开创了晶圆代工模式；又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加倍投资扩产能扩研发，得以抓住随后开启的代工行业腾飞时代；如今，在新历史进程中的台积电，是否能顺应大势，把握自己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