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的科技金融将呈现为两种主要的发展路径，其一是基础于供应链的金融服务，其二则是飞贷模式，依托于大数据能力，在风险控制和运营效率上比拼服务。
认识唐侠快一年了。2016年夏天，有一次去深圳做调研，有人向我推荐飞贷，“它现在是金融科技领域的一个现象级企业，很多金融机构的人专门到深圳去观摩。”那时正是互联网金融“臭大街”的时候，每天都有跑路和抓人的消息。
果然，见到唐侠，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便是，“我们是一家典型的金融科技公司，FinTech，完全不同于P2P。”
其实到今天，我都没有弄明白互联网金融与金融科技之间的差别，其间的微妙，或许是“金融”与“科技”孰轻孰重的关系。
唐侠让我体验一下他的产品。我下载飞贷，录入自己的信息，前后仅仅三分钟，飞贷就判断出我是否是一个合格的贷款人。唐侠说，在飞贷上获得贷款的大多是小微业者，平均贷款额度在6万元左右。他还透露了飞贷的呆坏账率——出于商业机密的原因，我不能在这里公布这个数据，总之低得让我非常地吃惊。
唐侠是我的同龄人，毕业于武汉大学金融系，在中国建设银行服务了十三年，之后在国信证券、世纪证券担任副总裁级高管。2005年创业，组建投资管理公司，2010年创办这家公司，而那时正是Lending Club模式进入中国的时刻，基础于互联网的小额贷款业务悄然兴起。
在那一段时期，进入这一领域的创业者有三个标配：80后、互联网人、法律出身。作为一个“老银行”，唐侠是一个浑身上下盖满了“保守”戳记的另类。
飞贷一度是典型的线下运营的金融服务公司，它在全国有近四十家分公司，员工达到2400人，很快陷入到地推拉客的红海之中。随着业务的扩张，唐侠明显感觉到模式的迟滞和风险的累积，“按那条路跑下去，公司的员工规模迟早会到一万人，这算是什么金融创新呢？”
2015年2月，唐侠痛下决心改组公司的业务模式，到这一年10月，推出了飞贷1.0产品。两个月后，e租宝事件爆发。唐侠是极少数在事前就意识到这种问题必然迟早出现的人之一，这也是他从来不碰P2P的最根本原因。
飞贷模式最重要的特征是，把风险控制放在了第一位，以大数据运用的方式摆脱了传统的人海战术，通过对大数据整理、挖掘、建模及测试部署，利用决策引擎自动审批，最终给用户一个合理的授信额度。
另外一个重要的创新是，飞贷本身不放贷，借款人获得的贷款资金完全来源于银行和持牌金融机构，坚决不碰监管红线。
当新金融把自己的核心能力重新回归于风险控制和科技技术之后，创新的效率终于被真正地激发了出来。在过去的一年多里，飞贷的员工人数从2000多人陡降到400人，其中三分之二是科技和风控人员。
互联网技术对传统金融的冲击，是一个不可逆的潮流。而以e租宝为代表的模式是中国式野蛮生长的常见景象，在监管和行业洗牌的双重压迫下，新金融模式——或者说金融科技的能力正逐渐凸显。
在过去的2016年，平安普惠推出i贷。i贷的“三分钟线上审核、二十四小时放贷”与飞贷的金融科技创新模式不谋而合。平安普惠副总裁徐汉华告诉我，i贷升级版于8月上线，到12月，放贷余额已突破53亿元。
以现在我们观察到的新变化，未来中国的金融科技将呈现为两种主要的发展路径。
其一是基础于供应链的金融服务，以蚂蚁金服和京东金融为代表，他们背靠万亿级的电商交易数据，在闭环之内，提供消费信贷服务，如蚂蚁微贷、花呗和白条等；
其二则是飞贷和i贷模式，它们依托于开源的大数据基础，在风险控制和运营效率上比拼服务能力，在看得见的未来，“人脸识别”“微表情测谎”等技术的应用，将进一步增强其竞争的能力。
这两种路径，各有优势，但都毫无悬念地将重构金融消费者的信用认定模式。
有一次与唐侠交流，他笑着说，自己现在被之前金融行业的朋友们戏称为“创新坏小子”。
的确，水草肥沃的传统线下信贷行业正在被这些致力于创新的“坏小子”们解构。
随着飞贷等新型产品和模式的延伸，一个可以想象到的金融景象是，左边是来自银行、信托、保险、基金形成的资金供给，中间是金融科技公司的产品设计、大数据智能风控体系、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运用，右边是庞大的中小贷款用户。这一模型的发展，将会形成金融机构、创新金融科技公司和用户之间的共赢局面。
文/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