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跨年演讲的前一天晚上，罗振宇都焦虑到睡不着觉。
制片人出身的他，熟悉这样熬夜的感觉。最长一次记录，是他在央视当315晚会总撰稿时，整整四天四夜没有合眼，喝掉了两箱红牛。
五天前，罗振宇匿身上海一家酒店中，对演讲内容做最后的筹划。在当天“得到”上的例会直播中，他胡子拉碴，发际线似乎又高了一分。
他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从容自如，在跟罗永浩的“长谈”中，罗振宇说，在跨年演讲上台前，他几近崩溃。
罗振宇上一次做这样大规模的演讲，是002号知识发布会。他讲了一本名为《盗火》的书。书名取自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因为从宙斯那里，盗取了太阳车的火种，交给人类，结果他被绑在高加索山上接受惩罚，被宙斯派来的鹫鹰啄食内脏。
普罗米修斯盗火像
罗振宇一直在做所谓的知识界的“盗火人”。用他的话说，是要把供奉于殿堂之上的知识，搬下神坛，用你我都能听懂的语言，转述出来。
这听起来简单，但能坚持下去的人少之又少。在2017年的知识付费风口上，同样是靠嘴皮子吃饭的罗永浩、Papi酱，都因为精力不够，不得不将自己的付费专栏和知识社区停更。
罗振宇之所以脱颖而出，得益于他在“第一财经”做主持人的经历。在“中国经营者”栏目的结尾评论中，他能把结束语说得跟相声贯口一样，连贯到让后期剪辑无从下刀。
在做《罗辑思维》视频节目时，他可以不用提词器，只拿一份提纲，连续录制六七个小时。只要一个地方说得不顺口，直接从头开始录制。
连续五年的早上60秒语音，罗振宇几乎从未缺席。语速、语气、停顿，样样都要把握得恰到好处，一条语音背后，是三十到四十次的尝试。
这样的转述从一开始就遭到传统知识阶层的强烈反抗，一直延续到“得到”App上，最典型的质疑是“吃别人嚼过的馒头，怎么可能香呢？”
罗振宇则把他做的“得到”看作一种新的学习工具。他认为，这种新工具的出现会将人群一分为二。
他在央视当临时工时，计算机开始在中国普及。他就把人分为两种，一种是会打字的，一种是不会打字的。自己和过去暮气沉沉的媒体人，一下成为了两代人。
罗振宇之所以下决心做《罗辑思维》的脱口秀，是因为5D Mark III型号相机这一工具的出现，让他不必购买500万的摄像装备，一台相机就能轻松录制节目。
同样，罗振宇把自己做的App“得到”看作一种工具。“得到”里不生产新的知识，只是把一本书、一种理论、一段思考等已有的知识，经过自己总结出的“投影、弹幕、连接件”等一套心法，压缩到半个小时以内，用口语的形式交付给用户。
“一本书，真的有必要讲那么多吗？”罗振宇回应道。
如果说，普罗米修斯的盗火是个人英雄主义的话，罗胖的盗火，则全然是一门生意。卖月饼、霸王餐、相亲、“事先不告诉你是什么”的图书包、史上最无理的会员募集……一个又一个社群活动，让外人觉得妖风阵阵，但罗友们却乐在其中。
在“互联网思维”、“社群经济”、“U盘化生存”，“爱智求真”的旗帜下，这批初期用户中，罗振宇积累了第一批铁杆用户，既有大批后来持续追随着的创业者，也不乏微商、大学生、和尚、骗子等“异类”。
这都不是罗振宇最受人诟病的，争议最大的，是他极力鼓吹的“商业文明”。
在第一次跨年演讲中，罗振宇专门讲了两只“妖”股——暴风和乐视，把他们称为“商业的新物种，并在第二年演讲中说：“我不希望他死，我希望他成，因为他成了之后，等于他用成本和经历为我探了一条路。”这也成为了黑粉认为罗辑思维不道德的“铁证”。
罗振宇说，他想帮这一代商人，建立属于自己的道德自信。甚至在面对公益界的演讲中，他也敢亮出“商业是最好的公益”这一观点，引起当场公益人的一片哗然。
今年三八妇女节，罗振宇做了最后一期视频节目，宣布视频版的《罗辑思维》告一段落，全面开启音频模式。虽然《罗辑思维》节目依然免费，但只在“得到”App上更新。
没有了视频节目看的观众，开始怀念起当年“互联网拜物教”的罗振宇，即使过了9个月，罗振宇微博下面仍能连续看到这样的热评：
对于这群为过去节目唱挽歌的用户，罗振宇根本来不及过多解释。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唯一的差别就是认知，而对于认知不在一个维度上人，多说无益。
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罗振宇生怕自己赶不上用户进步的速度。他说他要做知识的游牧民族，哪里水草丰美，就到哪里栖息，秉着勇猛精进的修行法门，在时代的前沿拼命狂奔。
“我的认知，要是对你有用，那最好不过；如果你只想看看，请付钱；如果你骂我，我不在乎。”
学者、知识分子、读书爱好者都担心：“不看原著，学到的不就是二手知识了吗？”。
面对批评，罗振宇反问道：“哪个原著不是二手知识？不是混杂了一系列前人的知识和所学所闻混搭出来的？这是人类世界知识的基本状态好不好！”
如果说，“二手知识”只是一个伪命题的话，罗振宇深知一个事实——大多数人其实是不读书的。
二十年前的《读者》《青年文摘》上，就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中国成年人平均每人每年读4本书，以色列是64本，俄罗斯是55本……”这样的统计流传多年，版本各异，真实性可疑，但不妨碍它们都指向一个事实：我们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热爱读书。
在《十三邀》的访谈中，罗振宇直白地说：“互联网时代，书是可读可不读的。”他说，“互联网把读书还原成了一个最原本的东西，无非是社交。”
他的节目经常被批评不严谨，但罗振宇凭借着庞大的阅读量和宽广的知识结构，上能讲至社会阶层分化、反腐、医疗、教育问题，下能讲到高利贷、地沟油、费马大定理……用户愿意花费十分钟，甚至四十分钟，听他娓娓道来，然后再拿出去跟别人吹牛。
不得不承认，相比于严密如数学计算的推理，罗振宇自圆其说的观点对大多数人来说，已经够用。鸡蛋虽然好吃，但也不必非要认识下蛋的母鸡。
每隔一段时间，市场都会呼唤这样的“大思想”、“新解释”的到来。过去三十年里，和罗振宇有类似经历的还有两人——纸质出版时代的余秋雨和电视出版时代的于丹。
关于余秋雨，社会曾流传过一个笑话：上海扫黄，警察查处的小姐包里有三样东西——口红、避孕套和余秋雨《文化苦旅》。
余秋雨的走红是社会大转型时期，知识大众迫切地需要一种自己熟悉的文化，来抚慰千禧年到来的不安感。余秋雨开创的“文化大散文”，构思精巧，对仗恢弘，但也遭遇回避苦难和售卖心灵鸡汤的非议。
不可否认余秋雨勤奋，又有着很强的时代敏锐性。有评论说：“余最让人佩服的是他的概括和辨析能力，晓畅明白，干净利落，入木三分，绝不拖沓。”从某种程度来说，罗振宇对时代认知的敏锐度，总结能力和对概念的包装及兜售能力，依稀能看到余秋雨的影子。
在经过诸如《读者》、《青年文摘》的报刊杂志的不断普及后，心灵鸡汤终于进入了电视这一大众媒介中。因为中国超高的电视普及率，配合央视强大的宣发资源，于丹的爆红“颠覆”了中华书局的盈利局面。
据罗振宇在节目中说，《于丹<论语>心得》的利润，是中华书局自新中国成立后，挣的所有钱的总和。
而于丹讲的论语、庄子，如果较真来看，“严谨”二字根本谈不上，甚至可以说是“漏洞百出”，但这不妨碍于丹在《百家讲坛》上，请全国人民“喝鸡汤”。鸡汤文化不知何时兴起，但如果要选个祖师爷，于丹绝对榜上有名。
从罗振宇身上，同样能看到于丹的影子。
其实余秋雨、于丹身上有非常商业化的一面，但精英知识分子的面貌却让他们格格不入。罗振宇比余秋雨、于丹幸运的是，虽然争议一样，但他生逢其时，找到了创业这个机会来蜕变自己，直接成为一个商人，摆脱了身份冲突。
而且，创业对人的进化和锤炼，跟没有创业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罗振宇能够跟余秋雨和于丹不一样的地方，他不仅自己在当“网红”，也能把公司带到独角兽的高度。
今年，道琼斯公司的（《华尔街日报》的母公司）高管们专程跑到郎家园，对“得到”公司进行实地考察。在听了罗振宇芜湖口音的英文介绍后，连连称赞“Amazing！Amazing！”
罗振宇还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不做英文版的“得到”？就是因为美国人没有中国人勤奋，没有这样一批对自己不满意、永远要赢、永远想知道更多东西的人。
对这批处在上升期人群，最佳的描述就是“中产阶级”。罗振宇今年跨年演讲题目是《中国式机会》，背后就是中产阶级对知识和成功的渴望和焦虑，也正是这群人，成就了罗振宇的“中国式机会”。
“得到”的CEO脱不花向新榜透露，今年的跨年演讲罗胖会分享那些对于北上广深的这种一线城市，闻所未闻但已经发展很大的商业模式。
罗振宇自己说：“今年遇到了一个急转弯，这个急转弯，我们要描述，我们要解释。而解释的最终落点，就是中国式机会，一个只属于中国人的，一个植根在这片土地上的独特的人生、商业和创新机会正在我们周围浮现，这就是今年跨年演讲的主题。”
对此，处于跨年演讲链条神经末梢端的票贩子，感受颇为明显。
演讲第一年的水立方，冷风中揣着手、穿着军大衣的票贩子，发现潜在买家后，就从棉袖中掏出一叠门票：“买票吗？演讲的。”
到了第二年，深圳春茧体育场外，通往会场的必经之路上，穿着皮夹克、操着广东腔的小哥，见人第一句话就是：“票卖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