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清制度边界，了解游戏规则，平衡和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绕不过去的话题。如何做出最好的选择？如何在机会中平衡和把握风险？
一个人说对话，不一定会有市场，但是在恰当的时候说，会有市场。今天聊选择和底线，我觉得正是时候。
到2018年，改革开放就40年了，民营企业发展中最难的事似乎还没有完全找到标准答案，这件事就是政商关系。怎么选择？怎么放弃？有哪些是底线？
政商关系的三个层面
第一种，企业和制度、法律的关系
比如你在摆摊，城管不让你摆，你跟制度就发生了最直接的冲突。这是我们能看得见的商业和制度的冲突。
还有很多看不见的。我相信很多企业家并不完全熟悉自己所在行业的法律制度环境，特别是新创业的年轻人。比如很多年前，法律上有一条出逃资本和虚假出资（前两年新刑法已经修改了）。就是说，钱从你的甲公司调到你的乙公司，即使股东是一样的，如果你没有计利息，没有交税，税务局可以视为你偷税，这就是制度。
每一个创业者一定要知道，我们跟制度的边界在哪里。很多时候，大家觉得这事儿空，但当辞退员工在企业门口要求劳动仲裁的时候，你发现这事是真的，这就是你跟制度的关系。
我们跟制度之间有关卡、红绿灯和警察。不去了解，等于是裸体在枪林弹雨中跑，死了事小，关键死了很难看。
第二种，民营企业跟国有资本的关系
民企跟国有资本的关系分为三类：
平行关系，你不惹我，我也不惹你
对立关系，有冲突，有矛盾
融合关系，现在叫混合经济
混合经济有点像一个中国姑娘嫁给了非洲酋长，文化差距有点大，很多规则不一样。国有资产除了资本的属性，还得到很多超经济的保护。它有先天的合理性、正当性、正确性，而且不可侵犯。民间资本混在一起，就比较辛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选择，要不要参与混合经济，怎么混合，是我们政商关系当中的课题。
第三种，民营企业家和政治人物的关系
故事每天都会发生，我们看一下成功的案例就会知道，可能触碰到的底线在哪里？
虞洽卿与蒋介石
虞洽卿是民国时期跟政治人物关系最密切的一个企业家，小名叫阿德叔。他从宁波到上海，在荷兰人的油漆行里做过学徒，在央行跑过销售，后上任为买办，再后来创办了企业。当年，蒋介石从日本留洋回来，经人介绍，在虞洽卿家住了三个月，认识了杜月笙、黄金荣。
后来，时局动荡，虞作为上海宁波商会会长，受大家委托，找已经是委员长的蒋介石讨一个清晰的说法。他星夜兼程赶到九江大营见蒋介石，问了几个问题。
第一，你要联俄、联共、辅助工农，我们怎么办？蒋说这帮穷人靠不住。于是他清楚了，他和这个制度是可以共存的。
第二，你要打倒列强，我们天天跟洋人做生意，怎么办？蒋说，洋人怎么打得过？就是说蒋不会跟洋人作对，他们可以继续跟洋人做生意。
第三，如果回到上海，能帮你做点什么？蒋跟他讲，你回去告诉杜先生、黄先生，我们不日即可抵达上海，请杜先生、黄先生维持地方秩序，为我们筹集一些经费。
这个政商关系就变成了政治上的利益共同体，经济上的同盟者，情感上互相依赖。
荣毅仁和邓小平
建国后，有个荣毅仁。荣先生回到大陆，在每一个历史的转折点，都和政府站在一起，比如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改造，把钱捐给政府，自己进入公务员系统，成了上海市副市长。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找民营企业家出山，又找了荣先生。荣先生把当时落实政策发还给他的2000万，又加了几千万，都投入中信。他为改革开放做出了大贡献。最有意思的是，他去世那一天，福布斯宣布荣智健成为那一年的首富。
荣毅仁、虞洽卿是那个时代最成功的民营企业家。现在我们跟领导人的关系，要跟这个时代、国家的未来命运形成高度共识，并为此做出自己的最大贡献。这样，跟政治家的关系是最安全的，也是最持久的。
总书记讲的“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第一是亲商、亲切、亲和；第二是清楚、清爽、清清白白。政商关系境界高的是这样。
低境界是什么？吃饭、喝酒、给钱，然后折腾，这种跟政治人物的关系最终都会走向反面。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所有人的关系链条、是非链条都是经常变化的。
企业做大的两种选择
把企业做大是创业者、企业家永远抑制不住的冲动。但如何做大？
跟权力做交易，做大最终会变成做难
以金融为例。有些金融机构的扩张方法非常简单，就两个绝招——杠杆收购+连环控股。比如一些保险资金，加了5倍、8倍的杠杆收购上市公司，先收100亿的目标企业，然后目标企业再去收下一个300亿的公司，连环控股，结果可以无限大。
但是两层控股以后，实际权益跟你已经越来越远，哪怕每层50%，两层以后归并到最上面的权益不到10%。这种情况下，分红已经没有意义了。什么重要？关联交易重要，操纵市场重要，中间洗钱、掏钱重要，不断地加抽水机，把利益抽到私人，再抽到某某地方去。
最近监管部门说妖精、吸血鬼，大体上说的是这种。这种手法离不开跟权力的结合。我不赞成这种路子，因为没有办法持久做大。只要政商关系扭曲，“大”就变成了难。
完全靠实力在市场中发展，寿命都很长
阿里、腾讯、网易，华为、小米、万科，也是做大。靠什么？除了完全相信市场，依靠客户、产品以及好的商业模式之外，我觉得还有三个标准：
我们看企业是不是好企业？第一，一句话是否说得清楚。第二，要看走不走货。如果某个企业讲得特别热闹，但任何地方看不见它的产品，这个企业再有钱，都会出事。第三，看企业家下班后跟谁在一起，如果跟公安、银行、检察院、纪委天天混，基本上都悬乎。
一个好企业要花10年时间做基本功，好好卖东西，但是卖东西挣的钱，只占你财富的三分之一。第二个三分之一是谁给你的？是时间，是全国人民帮你挣的。比如房地产，你买块地，十年以后价值翻好几倍。谁帮你挣的？全国人民给你挣的。这笔财富是你不需要额外付出的，但是这个财富是存在的，比第一个钱要多。第三笔钱更重要，你前两件事都做对，规模上来，你上市，资本市场给你估值，给你发笔奖金。三笔钱合起来是所谓完全靠市场奋斗的企业家得到的最大奖赏，就变成了巨大的企业。
两种企业家，区别明显
政商关系做得干净、简单，企业家自由掌控的时间就多。有趣的是，这两类企业家的行为模式特别不一样。完全靠市场的企业家相对高调。因为企业要有品牌影响力，就得跟媒体沟通，跟客户沟通，在市场上讲话。政商关系不正常的企业家都很低调，挣的钱，不能让人知道，钱去哪了，也不能告诉别人。所以，往往叫神秘大佬。
神秘大佬从不学习，只搞定领导的爱好，帮助领导解决困难；靠市场存在的企业家特别爱学习和分享，不断自我校正。
苦恼都来自于算计，减是非才能真正快乐
天下事，花时间和金钱最多的就是平是非。
做企业很有意思。金钱乃是非物，商场乃是非地，商人乃是非人，生意乃是非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快乐？只有一个办法，减少是非。我赚100块钱，我只惹20块钱的是非。我拿50块钱摆平这20块钱是非，还剩30块钱，肯定活得很好。千万别只挣了20块钱，却惹了100块钱的是非。
有什么办法减少是非？
贯彻正确的价值观，是非就少。它会让你算那些算不清的账，看那些看不见的地方，做别人不做的事情。马云说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这个价值观，让他一下子看清楚这么大一个市场。
不攻于算计，是非就少。我们一生有三样事情算不准：算不准挣多少钱；算不准未来的痛苦和快乐；算不准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结束生命。我们的苦恼都来自于算不清，却天天算。
角色简单，是非就少。我是和尚，最多偶尔被传言跟尼姑有事，但你又是书记，又是市长，又是尼姑，又是和尚，一堆角色，复杂不复杂？
热点答疑：
提问：传统房地产行业如何实现转型升级？
冯仑：横向来说，房地产转型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微转型，我做住宅，在住宅里做细分，这就是微转型。第二类，小转型，不光做住宅，还做一点商用不动产，万科就是小转型，由原来单一住宅企业变成城市配套服务商。第三类，大转型，从房地产转到别的行业去了，万达是大转型，转得已经认为自己不是房地产，或者说要脱离房地产了。
纵向来说，房地产已经由开发时代进入后开发时代。开发时代是挣三笔钱：土地增值的钱；通货膨胀、估值、财富虚涨的价值；城镇化刚需带来的需求爆发。后开发时代，这些都面临挑战，特别是城镇化以后，刚需得到满足，二三线城市人口绝对增量在减少，增值已经很慢了。所以，最重要的是这三方面的竞争力：运营能力，品牌价值，资产管理的能力。
提问：您对政府的变化怎么看？
冯仑：最近我没感觉政府过度地介入企业的微观经营。几个月以前，中央深改组和中央文件都专门提出一件事情——产权。政府承诺的事情，在换届中要延续，不要随时改变。产权界定，政府诚信，我觉得是政府对我们企业做的最大的两件事情。
提问：房地产税可能会开征，对房价的影响您怎么看？
冯仑：房子的价格是由四、五个主要因素决定的。比如住宅，第一，人口的增减；第二，产业的聚集度、就业率和居民收入；第三，城市的未来规划；第四，政府关于住宅的制度安排；第五，才是税收、利率，以及遗产制度等因素。
我的建议是，最好根据需要购买。过去10年买房就涨价这种事情，我相信未来不会这么简单地重复。
来源/正和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