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与上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开展，系统总结和提炼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为世界贡献东方企业家的商业智慧和管理思想。
汪建：生命的征程
他不谈商业模式，不喜欢各种模式
访谈实录
周健工：DNA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发现的，和IT技术、互联网技术、电子计算机和基因技术发展的时间几乎是一样的。但是，IT技术和互联网技术领域中产生了一批巨头型的公司，如PC时代的微软、因特尔，互联网时代的谷歌、Facebook，再到中国的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甚至是软、硬件结合的苹果公司，那在基因技术和产业领域，中国是不是已经产生了这样类型的公司？
汪建：肯定会有的，但现在没有。DNA双螺旋结构是在1953年确定的，70年代才能真正读基因，80年代才在这个领域中出现了诺贝尔奖，这是一个完整的发现过程。基因科技的整个理论基础和真正的科学发现是2000年的事情，有一个滞后。
周健工：你参加全球的人类基因测序是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
汪建：科学探索阶段。80年代末提出要做的时候，很多大科学家甚至提出来要300年才能完成，估计需要30亿个碱基，一个碱基需要1美元。当时因为比尔·盖茨的原因，华盛顿大学是这个领域的世界领先者。1993年的时候，我们觉得应该把它（技术）搬回国来，想能不能通过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最后实现中国人自己的基因。
周健工：华大基因成立了，然后你们去参与国际基因组的计划。
汪建：对。经过中科院的协调，把它列入了国家项目。
周健工：没有经费，没有人，当时你是怎么弄到钱的呢？
汪建：自己先掏腰包。我当时把一个企业抵押了4000万元，最后真正拿钱的时候变成了2000万元，签下合同的时候，先拿现金500万元。
后来，我坚持说科技必须主导。小平同志教导我们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不是说钱是第一生产力，到现在我也始终坚持这个观点。就是说，技术进步会为科学发现和产业发展带来双重挑战，因为现代科技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工具和技术驱动，当然你要有思想上的解放，要有宏观目标，才能去实现技术革新和技术发明。而这与工业和IT最大的不一样在于，你不能拿这个技术调过头去做产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早期要走那么长的路，资本都不愿意进来，因为所有的科学发现都是公益事业。
周健工：对。
汪建：我们把科研、产业和技术，称为“三发”，联动起来，瞄准一个大目标去实现，所以，当时提出来以目标、任务带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以科学、技术发明推动科学发现和产业发展。三发联动，三发三带，就是发现、发明、发展，用这个大目标带动人才、学科、产业，这是上世纪90年代华大成立的时候定下的规矩，20年快过去了，一直没变过。现在看来是对的，我们现在所有的事情，所有的项目，首先要看能不能造福人类，如果说能够造福人类就上，如果不能就“枪毙”，不许写商业计划书。
周健工：但是你最终还是要卖产品出去，要面对市场，面对客户。
汪建：我根本不考虑，产品能做好，客户自己就找上门了，我的客户现在都是找上门的。我们在引领一个全新的东西，要做好榜样。我没有商业模式，从来不谈，我不喜欢工业革命这一百年来的各种模式。工业和市场经济会鼓励人性弱点进一步放大，让大家对物质欲望没完没了。我们能不能倒过来，追求生命的真正价值？生命的真谛是什么？生命的质量、生命的长度、生命的意义，这不单单是我们的价值观，也是我们的人生观。
周健工：但它毕竟还是一家公司，一个商业机构。资本进来后，作为上市公司，你们内部有没有通过各种股权激励来留住最优秀的人才？
汪建：35%是职工的，他们自己决策，我们14%，不参与决策。
周健工：剩余51%，不参与分配，也不传给后人。
汪建：但这51%的盈利部分，是可以给职工的。
周健工：谁代表职工来进行分配那35%呢？
汪建：他们建立了合伙人制度。
周健工：这个合伙人制度和国内，比如像阿里的合伙人制度，或者像万科的，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呢？
汪建：我们是百分之百控股的，一进华大门，就可以看到“My life in my hand”。华大自始至终把生命放在手中，你刚才讲的投资人要求的回报，我们保证每年30%的增长就可以了，其他不管太多。我们有自己的道路自信和理想自信，还有科技自信。
周健工：我觉得你的确很“狡猾”。刚才你说到，不谈商业，不谈市场，不谈金钱，其实你抓住了商业和技术的结合处很本质的一个东西。你看整个IT技术这些年的进步，实际上是摩尔定律，一个技术定律，其实也是一个商业竞争力的定律。只要你持续在摩尔定律，每18个月你的成本就能下降一倍，这就是竞争优势。人的全基因测序是600美元，你在这方面是不是遥遥领先呢？
汪建：当然是。我为什么说商业竞争不重要，因为工业的结局是过剩，我们能不能跳出工业的思维，给一个无穷尽的人类需求提供无穷尽的服务。
周健工：你手里掌握了一个比别人更锋利的工具，是怎么去实现它的价值呢？毕竟是一个商业机构，而且还是一家上市公司。
汪建：随便你怎么做，它就已经有价值了。我最讨厌的就是一分价格一分货，高新技术是十分价格十分货，是典型的商业，我们不希望闻那个味道，我们是一分价格十分货，这是我们的目标。
周健工：现在最大的互联网公司，像Facebook，他有20亿的用户。所以说，你覆盖的人越广，造福人类的速度就越快，幅度也就越大。所以，如果借用现在的科技巨头做比喻，你是想华大将来做哪一种现代科技巨头？你最想对标是哪一类的公司？
汪建：哪一个都不是我对标的。我们在西藏全覆盖（300万人），那么能不能在贫困地区全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全覆盖？我们覆盖的人口一定要超过20亿，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也有障碍，能突破这个障碍的不单单是互联网，还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为什么说不能对标？谷歌做的是什么？是你身外的东西。Facebook做的是什么？是我们之间的东西。我们做的是什么？做的是每个个人的，牵涉每个人生老病死的。我们是造福人类，他们是改变，改变，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