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通按：在传媒业大转型大震荡的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英雄与失意者并出。这是最痛的时代，也是最快的时代，在变幻莫测的进化场景中，那些锐意改革、救亡图存、舍我其谁的传媒操盘手本身就是潮流的方向，其智慧和担当，应为行业最大赋能，应为同仁鼓呼。媒通社将以史家之笔、赤子之心、专业之力，记录这个行业60位先锋操盘手的思想与行动，并将集成《舍我其谁：中国传媒顶级操盘手访谈录》出版发行。您想了解哪位媒体人的最新思想和战略？您想获得哪方面的一手资料？只要您在后台留言与提示，媒通社将全力以赴找到您想要连接的操盘手。没错，下一个访谈对象，由您来定！
1997年，《新周刊》第一次改版扩招，34岁的大学讲师周可刚从汕头大学调到华南理工大学，为了应付广州的生计，他整天买报看招聘广告准备兼职。不久后，两家杂志社给他发出邀请，最终，周可选择了自己最有把握的那份，“压哨”进入《新周刊》。
往后数年，《新周刊》一路策马奔腾，誉满天下，不过随着同期的同事陆续离开杂志社，21世纪第一个十年还没结束，周可就成了那轮扩招中留下来的最后一个人。
“金牛座的人踏实稳重，有恒心”，他后来觉得这个解释倒挺自洽，今年已经是他在新周刊的第21个年头。但事实上，无论是周可还是《新周刊》，清高、犀利、先锋新锐、情怀无敌，才是更适合他们的形容词。
在周可算不上宽敞的办公室里，有一面书墙，采访就安排在书墙下的沙发上进行。征得媒通社研究员同意后，周可从烟盒里抽出一根香烟夹在手指上，直到将“《新周刊》的发展节点”这个话题聊完，他才利索地把烟点着，悠然地吐出一串烟雾。
从专业的角度讲，这场采访一度是失控的，话题宽漫而绵长，涉及时代的变革、年轻人的焦虑、观察者的偏见、古典音乐的魅力、读书的要诀以及周可本人的人生转轨。
两个多小时的采访后，走出大楼，我们感慨万分：这位绅士的长者骨子里竟是如此的叛逆，有那么一刻甚至让人觉得，他才是这个时代的少年，这也像极了其所服务的这本杂志。
过去20年间，《新周刊》成为中国社会变迁最敏锐的观察者与记录者之一。它既像针灸，又如行空的天马，无情解构，刺激社会情绪，深度感知，引领文化潮流。正如它在第161期封面文章里的告白：“并不是所有杂志都对你胃口，但总有一份为你而生。”
周可极其认同这种新周刊式的价值观，并且丝毫不吝于表达对社会、对媒体、对杂志社的真实看法。在《新周刊》的日子里，周可觉得自己又重新成长了一遍，这本杂志给予了他最宝贵的东西——尊严感。“这二十年来，我服务了它，它塑造了我。”
某些情境下，媒体人与媒体的确是互相融合的，他们可以在精神层面保持着一致的步调。要么坚守，要么转型，要么索性不玩了，退出江湖，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认知、理解一个媒体人，要多看看他所在的媒体，反之亦然。
在特定的演变逻辑里，这像是一种宿命，只能顺流而下，无法扭转乾坤。而坚守的周可和《新周刊》，正在玩一场幸存者的游戏。这位55岁的年轻人，现任《新周刊》杂志社执行总编，他将继续以新锐充饥，不断测量着一本杂志和这个时代的体温。
媒通社：《新周刊》创刊22周年了，作为亲历者与见证者，你觉得期间《新周刊》经历了怎样的蝶变与成长？
周可：这本杂志在中国当代纸媒发展历史当中，也算是本老资格的杂志了吧。在杂志创刊第二年，也就是1997年，我来了《新周刊》，然后一直到现在，过了21年。所以要讲到这22年来《新周刊》的整个变化，第一次变化我就已经是当事人了。
那时是杂志的第一次大改版，背景是原来的《新周刊》办不下去了。这个时候三九集团注资进来，救活了这本杂志。之后，杂志的经营更加正规化了，整个采编的架构、发行、广告被拿到一起，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媒体形态开始建构。
很多传媒人的成长，其实都是从零开始的。我的一些前辈，事后在回忆头一年的时候，也不知道一本杂志该怎么去做才算对。但只是想着，我不希望做一本跟别人一样的杂志，想去做一本自己想做的杂志，但一本自己想做的杂志是怎么样的，也不知道。
《新周刊》办公室里的封面墙
我虽然没有亲历那一年，但事后回忆起来，当时确确实实处于一种摸索的状态。通过这第一次的转变，《新周刊》真正获得第二次的生命，我们开始搭建架构，去探索一个新的方向，寻找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方法，能够比较好的区别于别人，也就是所谓的一些传媒方法论。我们慢慢从这个时候做起来了，这就是在1997年发生的第一次变化。
第二次变化到了2005-2006年左右，差不多是《新周刊》10周年的时候。这一次变化承接于前面的一次变化而来。前面的变化把很多东西整合到了一起，将《新周刊》建成一个很完整的传媒机构，里面的形态丰富多样。但发展了很多年之后，你就会发现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必须随着市场的变化作出一些调整，把发行和广告剥离出去，我们自己就纯做内容。
所以到了2006年1月，我们就已经正式把这两驾马车给卸掉。我们的内容就一直往前走，一直走到了2015-2016年，差不多十来年。
这个时候就面临着大背景了，互联网背景下新媒体迅猛发展，导致了我们的代理市场营收完全处于一个断崖式的下滑。另外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的社长、创始人孙冕退休了，另一个创始人封新城也有了新的想法，他俩一离开，就造成了大量中层的离开，然后这个杂志一下子到了悬崖边上了。
但与此同时，互联网也是一个机会，《新周刊》可以在这个时候去谋求一个媒体的融合和转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不把它理解为一个悬崖，而是变成了一个十字路口。在走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选择的方向是毫无疑问地对新旧媒体做一个融合。
2018年，就处在2015-2016年的变化格局当中，杂志还处于往前走、媒体融合的状况。经过两年多的摸索和努力，其实是挺不容易的，但是还算可以，所以我们建立了全媒体这样的理念。
除此以外，《新周刊》作为一个品牌，不单是一本杂志，还是新媒体的集群，同时她还有很多因为这个东西延伸出来的线下活动。当网上的平台搭建好以后，基于我们传统的纸刊，再搭建一个比较好的网络平台系统，然后再在线下做一个延伸，就会形成围绕着纸刊所构建的线上和线下互动。这就是《新周刊》大概的样子。
媒通社：《新周刊》向来被业内誉为“话题制造商”、“观点供应商”，封面专题更是独具特色，在你看来，怎样的选题才算是一个成功的选题？在挖掘选题方面有哪些可以分享和借鉴的经验？
周可：关于选题方面，《新周刊》一直以来可能跟其他媒体不一样。说实在地，《新周刊》不是去走传统的新闻报道的路子，我们更强调要有自己看新闻的视角以及理解新闻的立场、态度，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尽可能独特和有价值的观点。
资讯的报道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读者或者说我们每个媒体人本身应该如何去看待这件事情。所以在此基础上，我们首先要有自己的价值观。尽管这种价值观未必是所谓正确的，也未必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很多时候甚至不够理性，比较自我，比较情绪化，但它是明确而不含糊的，至少是真实的，更重要的，它是真诚的！
回过头看，《新周刊》一开始，我们编刊物的人，从某种意义上，其实还没有很强的一种价值观，是我们每一个人和这本杂志一起成长，从而慢慢形成对这个世界的一种看法，再用自己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到了2000年前后，《新周刊》在内容上有一次集中的爆发。
例如我们做“成都”这个话题的时候，当时成都在举办西部论坛，很多媒体都去采访了，我们也去了，但我们不是去报道成都所发生的这件事情，而是报道成都这座城市，将一个城市作为我们的观察对象和报道对象。
《新周刊》的经典标题《第四城》的背后，是隐藏了我们的态度和倾向的。成都这座城市在中国城市发展当中，是一个很独特的样本。这个样本不像GDP一样，排出一个排名来就可以的，它是按一个生活标准、生活方式的指数来排名的，但那个时候没有人会通过讨论生活方式去评价一座城市的价值。
与此同时，我们在夸成都的时候，其实是在批评其他城市，城市发展不应该唯GDP论，更重要的是解决人们在城市里面的生活品质，建设一个城市的文化形象和亲和力，让人有舒适幸福感。
现在回忆起来，那是18年前的事情了。所谓“观点供应商”，其实就是要通过我们的报道，去传递这样一个观点。不单只是给予一个孤立的方法，而是透过一个方法去重新看待和解读这个事件，然后你肯定会得出不一样的见解，我认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新周刊》一直以来都不按套路走，具体来讲，首先就是谋求一种方法论的变革。所以说，我们做题材的时候，角度、方法变得很重要。常规的角度不按常规去做，做下来你会发现，这种方法改变了这个世界的基本构成，那些素材被重新编辑，发生了一次结构性的变化，并且出来了另外一种观点。所以《新周刊》找到我们自己喜欢、符合自己情绪的结构，去构建一个新的构架，在这个构架里面，你会找到观念的一个支撑点，然后你的说法就会很滋润地出来了。
所以讲到“观点供应商”，首先就是方法论的改变，再构建自己的价值观。《新周刊》的广告语是：“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的体温”。我们更像体温计一样，我们不是坐在这个洪流边上去观察、记录的，我们就是在这个时代洪流里面的人。如果这个时代的洪流很汹涌澎湃，我们也会很汹涌澎湃，如果这个时代死水一潭，我们也死水一潭。我们就是时代中的人，无法从这个时代中抽离出来，所以我们代表了这个时代某一类人说话，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
《新周刊》其实一直以来做的是这个社会的反义词，社会流行什么，我们就抨击什么，我们就站在它的对立面，有些事情就是直接的抨击，例如大家都在讲创新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出“痛打创新狗”这样的说法，还有一种就是我站在你的反面去立论，我是去赞美那些大家不赞美的东西，或者大家忽略的东西，例如大家都赞美那栋房子的时候，我去赞美草地。我们讲文学史的时候，有个创作方法，叫批判现实主义，《新周刊》就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的刊物，它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者。
所以，说我们《新周刊》是“观点供应商”，就是说我有观点，这个观点是基于一个方法，然后这个观点是有态度、倾向和价值观的，而这个价值观具体来说就是“跟你唱反调”。
媒通社：融媒体时代，《新周刊》在内容生产和传播形式上是如何适应新媒体的浪潮的？
周可：这个首先第一点，肯定是跟着走，或者说被带着走。像说实在的，这种老牌的杂志，很多时候是不想去融合到这里面去，因为光做自己这点事儿都做不过来。但是纸媒做不下去了，就必须有这样一个跟进的过程，所以现在新媒体上该有的标配《新周刊》都有。但是在有了之后还是得认真做一件事情。
纸媒的周期跟新媒体的周期不一样，我们根据这个特点来打造，尝试在差异性中寻找到一种创作的方法。我们不想跟别人一样，这是《新周刊》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基因，虽然我们也未必能够做到百分百与别人不一样，但是在这种强烈愿望的驱动下，我们会努力地去创新。
微博、微信的选题本质上跟杂志是一样的，一以贯之《新周刊》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我们的微信就是对当下所发生的事件尽快做出回应，我们的杂志则让它慢慢沉下来，去挖掘生活中更值得挖掘的一些东西。两个东西做一个区隔，但是精神实质是一样的，价值观是一样的。
在我看来，新媒体的发展，它真正的意义其实不在于新媒体本身，而在于它改变了很多东西，比如说是全媒体营销的概念、市场营销的概念，在我们的全媒体里面既有杂志、又有活动，还有新媒体，我们为了适应它，就要把自己的机制都搭建完备，但同时要在里面寻找自己的独特价值。
此外，构建全媒体的另一方面，就是要去创造新的价值。现在来看，我们对《新周刊》的理解就不再是一本杂志，而是一个全媒体，每个平台都有自己一套不同的运作规律，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搭建了新媒体的平台，我们面对读者、面对客户的方式就变得更多样化了，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去共同创造更多的东西，创造新的价值。而这两年，我们《新周刊》正处于这个转型阶段，理论上讲还没有完全完成，但是基本上这个大势已经转过来了。
媒通社：近年来，传统媒体人纷纷转型，《新周刊》的历任总编辑封新城、陈艳涛也相继离开了，这对《新周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周可：对《新周刊》影响最大的就是封新城，他在2015年离开，到了2016年老爷子孙冕退休。艳涛走还好一点，因为艳涛走正好处于这两年的动荡当中，看不太出来。因为以前已经高度定型化了，总编辑一走，就震荡了，但陈艳涛从上任到出走的时候正好处在震荡期里面，所以看不太出来这个位置上的人离开会对《新周刊》有什么影响。
《新周刊》2016年创刊二十年的时候，迎来了真正的一个转变。如果说之前封新城不离开，这本杂志就会一直是前二十年的延续，也就没有所谓的下一个二十年。这两年，《新周刊》可以说是迈出了艰难的新的一步，我们新社长张妍来了之后，积极应对媒体融合的大趋势，重新布局，出现了很多新的转机和新的开始，我们成立新媒体公司，确立了全媒体运营的思路，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开始有点跌跌撞撞，但到现在2018年，差不多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节奏感，《新周刊》也明显上了一个新台阶。
媒通社：《新周刊》年度新锐榜早已成为中国传媒圈的一张名牌，一直以来都备受瞩目，能否介绍下它的评选标准和评选流程？
周可：新周刊评的这个榜，不是一个定量的榜，而是一个观点榜、态度榜，这个观点和态度就是我们自己所认定的新锐的精神和新锐的价值。何为新锐？就是我们之前谈到的一种很独特的视角。新锐不可量化，新锐榜就是一种价值观的呈现。
我们是媒体，媒体要有自己的观点和态度，那么我的标准就是我的态度。所以我们要表彰的人就是我们喜欢和认可的人，然后兼顾到他的社会影响力。通过评选，我把我的价值观透过表彰的人物传递出去，所以新锐就是一个标志。
流程也很简单，我们建立一个推委会的组织，里面有几十个媒体老总和各个业界的大咖。我们杂志社先筛选出若干个人选，然后再由大家打钩，我们把打钩最多的，综合一下，专家投票，挑出五六个提名，再由杂志社来决定谁是当选者，它是有这样一个闭环。所以我们有一个说法叫，新锐观点，传媒视角，专家意见，三个东西的统一。新锐观点，其实就是我们的新锐标准，我们是用“既新且锐”的观点去看的，然后我们代表的是《新周刊》这样一个媒体的立场，我们同时要去听专家的意见，三个方面综合的结果。
媒通社：在你看来，《新周刊》具有什么样的气质？其一以贯之的新锐精神对你个人又有着怎样的影响？
周可：这个前面已经讲过，新周刊的气质其实就是新锐的，而《新周刊》对我个人影响是很大的。我1997年来《新周刊》的时候已经34岁，那时候一个人基本已经定型了。一开始来《新周刊》的目的其实很单纯，就想炒更，多挣点钱。
但是进来之后慢慢地发现不一样，就是你为《新周刊》工作的同时，大家都在一起把《新周刊》做成心中想做成的那个样子，这是一个不断去建构、不断去努力的过程。所以一方面你在为《新周刊》做事情，另一方面《新周刊》也会反过来去塑造你，塑造每一个人。
就我个人而言，我能感觉到34岁以后的我，到现在跟和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我变成一个有原则的人，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好就不去碰，我不认同它就不去碰它，以致于这个事情会影响到我的生活，很多我看不惯的事情我一定不去做。
以前我们常爱说的一句话是：“《新周刊》带给我们的是不需要讨好任何人的自信和勇气。”但对我个人而言，《新周刊》给了我一种尊严感。我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哪怕多牛逼也好，多么大的权势也好，我觉得我有我的自尊，这个自尊是这个媒体这个杂志给我的。所以三十多岁到现在五十多岁，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里面，我觉得我又重新成长了一遍。这种感觉我觉得很神奇，非常地愉快，充满了幸福感。
我到了《新周刊》之后拼命读书，因为在面对各种各样事情的时候，我得脑子清楚，得思考、学习、研究才行。到最后你会发现读书是为了让自己享受，包括听音乐都是让我获得自尊、获得真正的幸福感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二十年来，我服务了它，它塑造了我。
周可办公室的书架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藏书
媒通社：你认为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好的记者、好的编辑？
周可：好记者跟好编辑的标准不太一样。但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两者都要有自己的眼光，不能人云亦云，他要读书、要思考，形成自己独立的眼光和标准。在此基础上，记者更着重要求自身的发现和突破能力，记者需要在很多人认为习以为常的事物当中去找到一些可以报道和切入的线索。但就编辑而言，他的思维方式要有整体性，要有统领全局的能力，要有一些好的点子，积累要很丰厚，要阅读、要了解很多东西。至于文笔、写字，我认为都不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