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在宁夏“酒局”的红酒“专列”上，张博华拿出一瓶贺兰红，倒在我们的杯子里。这意味着10个小时的火车旅行开始了。这节车厢拖挂在北京至银川的绿皮火车尾端，中间还有数个停靠站，但列车员告诉我们，列车启动后，我们这节车厢的前后门会锁上，所以对我们来说，这就是直达车。
酒局包下这节车厢提供给去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的观光客人，但目前乘坐它的多数是往返于北京和宁夏的酒局工作人员。酒局的全名是宁夏红葡萄酒发展局，它是个正厅级的单位，是政府专为促进宁夏葡萄酒产业发展建立的省级行政管理机构，这在中国绝无仅有。“宁夏的命好。”中国农业大学园艺学教授马会勤这样讲。宁夏的好运气包括了干燥天气，戈壁土壤，黄河水灌溉，方便运输的地理位置等等，当然这个运气中也包括了宁夏政府对葡萄酒产业的认知和支持。
张博华是一个一九九三年出生的年轻人， 在酒局的日常工作里他被称为“培训师”，在这趟专列上他的同事介绍他是一名“管家”，他要负责在专列上讲解宁夏产区的概况，红酒知识，下车后他将会带着几位来自IT行业的年轻的葡萄酒爱好者进行为期三天的酒庄旅行。他告诉我“酒局”里有正式的事业单位编制，但他只是编外员工，他声称正预备考四级证的品酒师。张博华大学时在烟台读书，四年前有机会接触到了红酒，直到从上海回到银川工作，他坦诚告诉我：他回来只是想做培训师，但是酒局的人员似乎每个人都要身兼数职，在专列上往返的这个工作流程他已经做得驾轻就熟。
我们临睡前品尝了那瓶贺兰红的红酒，接着我们的杯子里被倒进同样品牌的白葡萄酒，酒变成了粉色。在粉色酒喝光后，列车员迅速收拾干净桌子，使一切恢复原样，催促我们立刻休息，并且告诫我们必须在六点钟起床，因为在六点半会将所有的洗手间关闭。
下车时天气降到零度，刺骨的寒风和冷雨一起袭来，张博华和接应我们的酒局的另一位工作人员谢飞，把专列上的一些装满餐具的纸箱费力地搬到酒局的中型客车上，因为列车员不许专列上再配备厨房。谢飞，这位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的当地人告诉我，在酒局他们必须什么都做，因为目前人手不够。像接力赛一样，我们很快又被交给酒局的另一位负责人杨阳，她负责我们三天的贺兰山东麓酒区的考察，她随身带着小行李和我们同住在位于城里的酒庄，每个月都有几天她要全程陪同参观的客人。杨阳首先带我们参观了葡萄酒交易中心属下的葡萄酒博物馆，各酒庄的样酒和葡萄藤蔓的标本展示其中，但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古老酿酒术和一个外省的语蔫不详的葡萄酒发源地的展示让人一头雾水。
在和他们的交谈中我意识到，每个酒局的工作人员给出的关于红酒的知识也不尽相同，在统一培训时他们接收到的信息不一样。这个行业对于所有的宁夏当地人来说也是新鲜的，年轻人在面对着一个新兴时髦的行业，他们不用走出家乡就能投入到一个活力四射的行业当中去，和他们的葡萄藤蔓一起，扎根在这片土地中，又有如葡萄的命运般，向下生根的时候要穿越砂砾和冻土，敬候着它的生长。
02
王奉玉和张静
银川区别于西北其他城市的风沙气候，有着塞上江南的美誉，城市里四处是绿植和水系，贺兰山脉为这座城市挡御着来自内蒙的风沙，从城市出发向东麓行进的时间不到一小时，山脉在阳光下现出雅致的乳白色，清晨时的山顶会积满雪，贺兰晴雪是一个当地观光的特色。所以当张静和王奉玉及容健在创业的时候，用了这个名字。
张静是产区少有的女酿酒师，正是葡萄采摘季的时候，她已经忙到没有时间坐下来休息，她的嘴唇被当天的葡萄染成了紫色，穿着结实的橡胶鞋以便在园区和车间来回奔波，她的性格就和当地的天气一样，有一种热辣豪爽，但她太累了，笑声也是疲惫的，在等着农民将葡萄运回来的时候，她在办公楼前院的一片玉米堆旁拖过塑料箱子坐了下来。
招待大厅里的视频演示着整个葡萄园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她在20年前的样子，一个娇弱文静的小女孩。贺兰山的美在于骄阳和狂风，但它也使得在此地的种植和创业比其他地区更为艰苦，葡萄园的诗意在繁忙的加工业面前消散了。酒庄的这片土地以前是取土场，地下水位很高，开荒的时候她们吃尽了苦头，2005年酒庄的第一年，葡萄苗几乎全军覆没，他们请来专家从发电厂运来500吨脱硫炉渣铺在土地上进行中和反应，第二年成活率就到达70%，到如今的种植已经有150亩。榨季到了，成箱的葡萄不断运送过来，“我们也向农民收葡萄”，张静认为能够保证葡萄质量的情况下，小酒庄向农民收购葡萄是正常的，“如何酿造非常重要”。在做酒庄之前她是个农学院毕业的学生，当了公务员。当她想当酿酒师时，她成为李德美的徒弟。李德美是整个宁夏酒业的一个灵魂人物，是北京农学院食品学院的教授，多个葡萄酒赛事的评委，多个酒庄的酿酒顾问，首任中法政府合作葡萄种植与酿酒示范农场首席酿酒师。贺兰晴雪建立的第6年，它出品的加贝兰珍藏级干红2009得了英国Decanter的国际金奖（Decanter World Wine Awards），这个奖项是迄今为止世界最大规模的葡萄酒赛事，被称为葡萄酒界的“奥斯卡”，这个奖项像座里程碑一样直接改变了宁夏红酒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
74岁的合伙人王奉玉在一众人的簇拥下走过来，在贺兰山东麓，作为贺兰晴雪的创办人，王奉玉有相当大的名气。他的女儿王芳2011年从德国回来后，在这间酒庄的对面创办了迦南美地。
王奉玉40岁时还是宁夏农业厅属下的一个科长，而容健则是宁夏自治区政府的副秘书长，还担任过宁夏葡萄酒产业协会的会长，对土地、经济和科技信息的便利接触使得他们成为敢于吃螃蟹的第一代冒险家，也正是这些人开创了宁夏红葡萄酒业的2.0时代。“我们是站在科学家的肩膀上走过来的”，在1990年代他们开始了解到贺兰山东麓的土地价值，本是作为煤矿省份的宁夏，丘陵和干旱的灌木林地对其他农作物来说都是最不适合的土壤，夏天干燥炎热，冬天漫长寒冷。但它的沙质、坚硬的土地却非常适合葡萄生长。贺兰山脉似天然的屏障能为葡萄作物抵挡风沙，而温差下的夜晚又可以防止葡萄过度成熟，并且宁夏自治区政府在 1990 年代后期就开始大量修建灌溉系统。
和世界上那些黄金产区的南北纬度相似，贺兰山东麓产区正好地处在北纬37度到40度之间，这里的强烈日照可以达到全年3000小时，但冬季时却需要埋土防寒。这些专家们认为能够提升葡萄品质的重要原因，使得此地的风土条件像是完全在等待一个葡萄酒产区的奇迹。
王奉玉在60岁的时候决定创业，“‘一旦成功，就是永恒的归宿’，这是李华说的。”李华是法国留学回来的中国首位葡萄与葡萄酒博士，酿酒葡萄种植专家，西北农业大学的教授，也是自1980年代中期起就确定这块土地商业价值的人，“是李华给我洗了脑。”王奉玉说。
2005年王奉玉选择了这块千百年来寸草不生的地方，“科学家的启迪，我们的信仰，我坚信科学不会撒谎。”王奉玉坚持不贷款不背债，靠着东拼西凑的几十万元踏上创业之路。如今他坐在玉米堆边上，脸色是在贺兰山四处可见的棕黑脸色，是经年日晒风吹的颜色，他指着旁边的一辆奔驰说，“你看这是我的车，张静的是另一辆。”
“我从没有想到会成为千万富翁，有时晚上想一想，会笑醒”。
“诗和远方的梦想，必须风雨兼程。你要知道也有很多人梦碎贺兰山。”王奉玉的语言幽默且富有诗意，“葡萄酒业只是商业产业化不行，还得有文化，要有文学，哲学，美术的介入。在法国我意识到美好生活离不开葡萄酒，它应该是个文化产业，这不适合做大规模的工厂。”王奉玉不赞成扩大产业，和土地天气的几十年斗争让他熟悉一瓶好酒所需的成本，“大规模是负面运作，包括用水，很多产区的井只能偷着打，水用量太大会危及生态。大规模产区想做好酒吗，张裕和西夏王都没有做到，当然如果你想圈地卖房，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贺兰山东麓在二十年的葡萄酒业发展中，荒漠戈壁变成青山绿水，也无形中改变了整个移民劳务的生态，大量的回民迁徙至此，有很多家庭的全部劳力都投入在酒庄的工作上。贺兰晴雪的采摘季来临时，马月龙要从早到晚在全部的操作线上忙碌，“有什么活就干什么活。”马月龙在家中排行老二，酒庄里的人称他为马老二，44岁的他是从海源县到南良台子的移民，2003年开始在葡萄园里工作，之前只是四处打工，现在他和他的妻子从犁地、种植、采摘到酿酒全部熟稔，“我自己可以开着机器一口气犁上七八十亩地。”马老二只读到小学四年级，几乎是文盲，但现在他可以有每年近十万元的收入。他将家族里的四家人也带到了酒庄干活，“现在我在30公里外的地方买了四亩地，盖了一个房子给儿子”。每隔一段时间他还会回到村子的清真寺里去主持工作，“回民都很听寺里的话，阿訇主持宗教工作，我负责杂务，要管村里的六七百人。”
种植园中里的大量回民务工，虽然在葡萄酒的原料生产线上工作，但出于信仰他们滴酒不沾，“我只是挣一份血汗钱，寺里也不干涉我们是怎样挣钱，教义也没有说我们不可以在酒庄工作呢。”
03
德龙酒业的老板陈德启是一个颇具企业家风范的福建人，在11年前豪迈地买下十万亩土地用来种植葡萄，称自己是在宁夏戈壁滩上第一个种葡萄的外地人。在此之前他已经拥有了供应日本市场的食品加工产业，在山东还有房地产企业，到贺兰山来他用了15分钟的时间决定向政府买下这些土地。他强调他是买地后才带着土壤到法国找专家判断，当法国人说这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种植葡萄的土壤后，他一口气在数年里种了500万棵树作为绿化林。
“好酒是种出来的，不是酿出来的”，陈德启骄傲于自己的大规模葡萄园，这足够供给他的大型酒厂，酒窖区别于其他酒庄的地下室，他打造了一个恒温恒湿的地上庞大酒库，这个足具几千平米的酒库被天花板上的无数紫光灯照耀着，像一个即将开幕的盛大晚宴。“我不喜欢说我的酒产自贺兰山东麓产区，我只称它是贺兰神产区，这两者必须区分开来。”他向我们强调他的葡萄苗是中国最纯正的，完全是自己栽种改良，绝不用农药施肥，全是牛羊粪肥，这些葡萄被称为有机作物。
陈德启的葡萄园一望无际，园区里设着一个醒目的蓝色宣传牌，上面写着计划投资30-50亿元，目前可种植面积5万亩，防风林2000多万棵，解决就业10000余人，人均工资年度35000元等等，以及作为扶贫事迹被《厉害了，我的国》所纪录。他还保留着福建人喝功夫茶的习惯，在临时的简易工棚里，他的助手泡着乌龙茶，二人一起向我们介绍了贺兰神2014年份的有机西拉干红是怎样在2017年年获了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大赛的金奖。他一直赞美着这些土壤，并且告诉我们：法国人的酒都是炒作出来的。“我们1800元的酒完全可以和法国7000元的酒媲美。在十个人的盲品会上有拉菲，奔富和贺兰神，结果贺兰神得了九票，奔富是零票，拉菲只有一票。”
陈德启对媒体有一套流利的演示，他告诉我们为什么他的产区要区别出来。第一他们不收外面的葡萄，因为农民种的无法保证质地；二是黄河水净化三次灌溉；三是全部使用法国酿酒师和先进的法国意大利设备，“我们所有的条件都超越了波尔多，不讲年份的产区才是质量最稳定的。”
德龙酒业一年可以出产400万瓶，陈德启将自己的酒定价很高，他认为他的有机种植成本高，用的橡木桶昂贵——这也是其他庄主的定价原理。 土地政策首先影响了成本，因为贺兰山的种植土地，没有一个人永远地拥有它，不像欧洲澳洲美国，一个庄园可以追溯到往上25代，定价的时候不用考虑土地成本。陈德启利用自己在食品加工业和房地产上的经验和成熟企业家的优势，将这些酒不断送输送到江渐，山东，上海等一些有购买力的高阶市场，他的企业家朋友每年要定数万瓶酒，他有办法让这些酒出现在官方和企业的晚宴上。他告诉我们，某个爱好红酒的知名官员尝到贺兰红后赞道：不输拉菲。
像陈德启这样的外来企业家在宁夏是受欢迎的，宁夏又是福建省的帮扶对象，大规模种植，大厂酿酒，是外来资本在宁夏酒业上的野心，并且这算不上冒险，“就算10万亩种不了葡萄，也可以种树卖木材，做三合板厂。”在酒窖里他给我们看了最新的规划沙盘——这些土地将被划分成小块变成多个精品酒庄，与之配套的还会有酒店和观光项目，这些土地在未来的最大可能性是变成旅游地产。
宁夏现在的正式酒庄有86家，加上正在建设的一共有199家，宁夏政府已经决定不再批准新酒庄——那些并不拥有葡萄种植园的酒庄。从1990年代起，大量创业者不断加入这个行业，政府不断调整针对产区的政策。2007年郝林海开始担任自治区副主席，这位分管农业的官员愣是通过学习变成了行家里手，成为此地产业背后最重要的一位推手。他任期的政策上更加鼓励精品小酒庄，打下了宁夏葡萄酒产业2.0的底子。如今政府则支持大规模的葡萄酒业。对政策风向，几乎每个酒庄都会有自己对行业的认知和策略，但他们都在面临一个紧要的问题，销售。
不断地拿贺兰山东麓产区和法国波尔多产区相比较的声音萦绕在我们耳边。波尔多是个产区范例，宁夏的一些庄主们最大的野心是可以和波尔多相提并论。大部分酒庄能够做到持续产出，但却缺少品牌推广渠道和国际销售平台，多数庄主严重缺少市场经验。原歌酒庄的田生良曾雇佣过年薪六十万的营销经理去为他开创上海市场，也组过酒庄自己的销售团队，“但是他们一瓶酒也卖不出去”。土地公平地拥抱了这些冒险家，政府也给了各方支持，看起来天时地利人和，但是怎样把这些酒都卖掉？
“每个酒庄都有自己的运气，贺兰晴雪的经验是无法复制的，他们并非在销售上做得多么出色，加贝兰得的Decanter是一个含奖量很高的奖，这让他们不用担忧销售的问题。”酒评人陆江说。作为Decanter亚洲葡萄酒大赛（Decanter Asia Wine Awards）、意大利南部葡萄酒大赛（Puglia）的评委和资深葡萄酒收藏顾问，陆江2009年开始接触宁夏产区的葡萄酒，在一个盲品活动上他喝到了保乐利加提供的贺兰山产区的酒样，随后一个葡萄酒俱乐部做了一个寻找中国最佳葡萄酒的品鉴会，“他们对整个产区的酒业发展都有推动，而且你要明白，他们只是宁夏酒业的从业一代，基本没有什么太多的市场能力，财力眼界都不太具备推广能力。小酒庄的庄主作为贺兰山的幸运儿也就那么几家。”
得奖是各个酒庄在销售上的重要指标，几乎每个酒庄都在试图冲向那些顶端的重要奖项，参赛酒被单独装在一个巨大的箱子里，上面贴着公证处的封条。每个酒庄的接待厅一进门就会挂满各大比赛的成果，但陆江告诉我们，一些奖项并没有含金量，也有一些比赛的结果是金钱贿赂的。
陆江也观察到，在贺兰晴雪等精品小酒庄大放异彩的同时，觊觎这个产业的其他资本也伺机进入，不想错过掘金机会。一些有着珠宝、茶叶、手表和地产背景的企业，会想将他们之前的市场经验运作在葡萄酒产业中。“但是葡萄酒行业的炒作和运作的效果不会太大，因为酒类区别于其他行业，它的衡量标准是一个全球业内人士都掌握的恒定标准，葡萄酒的品质化是完全透明的，做不了猫腻，可操作的空间太小了。”
在马会勤看来，要干成一个酒庄，投资规模至少在大几千万到一两亿，“一千多万就是极其简陋”，很少能干成，“除非是懂行的人，规划特别好，规模特别小。” 王奉玉和马会勤的判断是，目前当地在商业上能做到盈亏平衡的酒庄也就10个左右。
2017年，酒局与宁夏国际葡萄酒交易博览中心联合整合金山试验区内的41家小酒庄，共同打造产能超过500万瓶的贺兰樽酒庄；交易中心与北京酒易酩庄公司合作，组建产能1000万瓶的玉鸽酒庄。同年，交易中心在京东开设旗舰店，这是国内唯一以产区为单位的旗舰店。对政府而言，促进销售和提升品牌知名度看上去就是一回事，他们希望做出代表宁夏特色，性价比合理的平价酒。
妄谈风土也还尚早，陆江认为政府不要太急于推进，“贺兰山还在一个技术的初级阶段，的确酿的技术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澳洲和波尔多这些成熟产区，为什么会提到年份的概念，因为技术成熟后，只有气候才能影响到差异。长远来说，葡萄的种植一定比你酿更重要。”正因为种植不成熟，所以要用酿造来弥补，这造成销售价格在市场上受到阻滞的原因。许多酒庄宣扬的橡木桶的昂贵程度在陆江看来是矫枉过正的举措，“你的酒适不适合用什么样的桶是必须按科学标准，不是砸钱进去就能品质提升的。很多国产酒用桶太多，成涮桶水了，全是桶味，葡萄味没有了。2013年我们在宁夏当评委，我就直说有些酒庄的桶用得太过了，酒的本身的特质被掩盖掉了。就和你化了大浓妆一样，倒胃口。”
04
银色高地酒庄庄主高林和他的女婿法国人吉利，这是一个理想的家族酒庄模式，父亲做管理，子女做酿造
银色高地的葡萄园外用了墨绿色的铁屏障，一条修得干净笔直的小路通往他们的酒庄，高林戴着遮阳草帽和墨镜，乳白色西裤，淡蓝色衬衫，一双干净的乐福鞋，正在酒庄外招待他的访客。高林带我们从车间到酒窖挨个介绍一番，他的酒庄每天要接待无数国内外的访客，最后落脚点在酒庄最高处的一个接待小屋，当年他用七个集装箱临时搭建的，站在这里的阳台上能俯瞰整个酒庄的地貌，贺兰山脉是一个绝佳的风景。他熟练地打开一瓶限量产的白葡萄酒，随后端出一盘苏打饼干，这是我们在贺兰山体验的最接近法国酒庄的招待方式，不是因为这些饼干，是因为高林的悠闲感。
他的法国女婿吉利进来打了个招呼又很快去忙碌了，吉利出自波尔多的一个酿酒世家，与高林的女儿高源结婚后他要在中法两地的家族酒庄来回奔波工作。酒局的人告诉我们，这个法国人当年来的时候是个帅哥，贺兰山的风沙很快将他的脸吹成了中年人。
高林当过兵，文革期间在纺织厂工作，后来到了轻纺工业厅的经贸公司当总经理，经历了国企从兴旺到衰败，又跑到俄罗斯做了五年的贸易，“我出国时才知道葡萄酒是酸的不是甜的，所以见识是多重要。”他说。他的酒庄最早在2007年的银川市里，只有10亩地，10个橡木桶，葡萄还需要在外面购买，而高林的女儿高源当时还在上海的进口商桃乐丝工作，她在酿季的时候跑回家乡酿酒，次年她拿着裸酒给老板盲品，使得他跑到宁夏的这家小车库酒庄里拿走那款阙歌去扫荡上海外滩的餐厅。
直到2012年，高林和女儿将酒庄搬到这片海拨1300米的地方，这片宁夏海拨最高的戈壁滩，1000亩地开荒的时候用废了很多铲机，这片高林形容为最佳葡萄种植地的土壤其实是一个遍布石头沙砾的地方，“这是上帝赐给我宁夏的财富”。
2016年的银色高地“阙歌”入选了招待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国宴用酒，“我就在这儿招待了很多大使，酒庄庄主，欧盟酒会的人。”高林很满意目前的状况。他们的酒从一开始就被桃乐丝代理，在上海外滩的高级酒店里，“外国人想尝一下中国出产的红酒，首选会是宁夏酒，而宁夏酒类中，银色高地酒庄被选择的概率很高。”陆江说， “银色高地从种植到酿造到销售，头脑都很清楚理念很清晰，他们有个很大的优势就是见过世面，他们从种到卖整个产业链都很国际化。”
高林对唯一的女儿的教育非常重视，一直带在身边，高源在欧洲读完经济学后，高林又拿出全部积蓄送女儿到法国学习葡萄酒酿造，直到她成为少数的持有法国国家级酿酒师证书的中国女性。 父亲做管理，子女学酿造，这个家族企业似乎成为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一个理想的商业范本，“我们宁夏人总有这样的意愿：传承”。
不像银色高地，原歌酒庄至今还在亏损。2016年6月，原歌酒庄在新三板上市。但到2017和2018年，酒庄每年有400万的亏损。田生良还有其他的工程生意，所以他对酒庄的利润期待并不高，“如果在2023年能每年有100万的利润我就很满足，这个酒庄的意义是我能给女儿们留下一个像样的事业。” 田生良有两个女儿，名字分别是田原、田歌。
田生良做酒庄前当过武警，现在还保持着每天清晨六公里的跑步运动。从部队回来后他在交通厅工作，后来下海做沙石厂，矿业被政府关闭时他拿到了一笔补偿，就是这块土地的15年使用权，他拥有了400亩地的使用权，用十年时间把这片土地变成绿洲， 每一年搞绿化要投入120万元左右，但最初的成活率只有2%，直到2014年这个酒庄的葡萄才算真正成活。
“做葡萄酒的人会对土地有不一样的感情，有什么是你能亲手建造的呢？”女儿高考结束后，他就送她去法国感受葡萄酒文化，这和宁夏第一代酒庄的庄主对后代的期许一样，他们作为开创者，希望后代能承袭下这个事业，现在他的女儿以每年三十万的学费在澳洲的一所大学里学习葡萄酒业管理。
在贺兰山的第一代冒险家们多数都有着不同寻常的经验和背景，许多中年创业的第一代庄主从前在政府部门工作，可以接触到政策的最新动向，或是从事其他的产业生意，这让他们对商业信息格外敏感。拥有一个精品酒庄也是宁夏这边企业家的一个身家标配，和陈德启一样，作为生意人他们可以拿出自己酒庄的红酒招待生意伙伴，甚至他们的主要销售业绩是朋友圈里的内部购买。
“我们这一代多是做工程的，房产，矿业，都是酒业的外行人，真正酿酒师做酒庄的例子非常少”，田生良将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这比留给她们几千万的现金强，人和土地的关系就像谈恋爱一样，运气，缘份，付出。”
出于对土地的信任和热望，酒庄的第一代不遗余力地将子女送到国外去学习葡萄酒行业。他们也认识到这个行业必须有其专业性：规范的种植术、精良的酿造术，加上必须的眼界和知识堆砌起来市场经验和策略。因此对于二代庄主来说，这将不再是个土地上的冒险，而是踏踏实实地学习、储备。
05
在宁夏大学葡萄酒学院学习或是去法国澳洲的葡萄酒学院，似乎成为宁夏年轻人的一个时髦出路，去酒局工作也是。张博华跟我透露，酒局的在编员工有很多是酒庄子女。我们在酒局遇到的局长身边的办事人员，在和我们道别的时候也直言自己家里就拥有一个投资几千万元的酒庄，“我家的酒庄只有四个员工，我和我爱人，加上我父母”，她爽朗地大笑起来，“现在每年还要往里投上百万，还没到盈利的时候，这个行业是和时间的耐力赛”，她也是在法国学习和工作几年后，回到父母身边。
回到土地上生活。这是宁夏从九十年代初确定这片千百年来寸草不生的戈壁土壤在葡萄酒产业上的奇迹后，整整两代人对土地的重新认知，确立和回归。两代人甚至往后的更多的年轻人不再是从西北出走，也不再是传统的农作物方式，他们以一种浪漫的，热情的方式重新拥抱了土地。在宁夏与葡萄酒行业的人打交道，会有一个强烈的印象，他们重拾了对土地的信仰，在曾经贫瘠的土地上他们找到了一个体面的生存方式，而且这个产业又充满着未知的命运，这种在商业上的不确定的属性，也是一种魔力，人们在和时间豪赌，并且相信投入和耕耘，相信土地的慷慨，所有人都在一种乐观主义的氛围下进行工作，他使得本来天性就豪爽的西北人，蒙上了一层葡萄园的田园诗的色彩。
马会勤说，可能用诗人艾青的《我爱这土地》来形容宁夏人对土地的感情是最贴切的：“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宁夏这伙人不是传统层面上的热爱土地，而是经历很多风浪后重新回归了土地，对土地的相信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他们种了葡萄，是投入不是榨取和欺骗这片土地，是个互动的过程，土地是活的，你捡出石头，多施有机肥，你投入，你不骗土地，它就回馈你，葡萄的风味会更好，酒也会酿得有趣。”
在宁夏，一些酒庄也尝试用生物动力法酿酒，这种酿造方法区别与有机酿造，强调用自然改善自然，他们将动物、昆虫、太阳与风在大自然界的循环变成一种生产动力作用在葡萄园的种植上，这也使得葡萄酒的产业在贺兰山脉有着田园牧歌的传统意味。然而，他们是一方面依托着世界上最先进的酿酒设备，国际的栽培专家，一方面采取了对自然的天然的依赖，”其实这就是人与自然的交流，我们知道，你爱这土地的时候它也会爱你。”
作为贺兰山东麓产区的深入观察者，马会勤和在这片土地上与葡萄联结了命运的农民与庄主一样对这个产业充满了乐观，但她的专业性也让她承认，在栽培和酿造上，这个新兴的不到四十年的行业仍然缺少实际基础的传承。“中国是一个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开放的国家，我们酿酒师的培训系统依然是落后的，2.0的这个精品葡萄酒的时代，是以王芳、高源、张静她们为代表的，她们都有国际眼光、受过国际化训练，这些人的存在对整个产区的提升都有帮助。如果我们不只是求规模，不强求速度，问题迟早都会纠正，早晚走稳，不走歪路就行了。”
马会勤也同样强调了宁夏葡萄酒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政府作用。她认为中国再没有哪个地区政府对葡萄酒产业会如此重视和支持，尤其是在技术层面上的工作，使得酿酒葡萄在宁夏产区的标准化裁培做到了最好，“这绝不是当地人的自我感觉良好，他们的土壤条件适合酿酒葡萄，在栽培技术上花了很多年的心思，产区的平均标准化水平也不错，这也为未来打了非常好的基础。”她将目前的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产业模式称为宁夏葡萄酒的2.0时代，基于1.0时代的只是为大工厂做代工提供原料的毫无特色的产区模式，2.0时代是一个大量的小酒庄不断踊现，自然条件和秉赋出色的精品酒庄集群形成了一个产区的品牌知名度的阶段，而马会勤所预见的3.0时代，则是一个更具代表性和普适性的葡萄酒的发展模式，性价比会变得更加重要，“可是，有些事情在中国是没有现成答案的，如果现在有人说有这样的答案，那一定是不靠谱的，对宁夏来说，探索是最重要的。”
政府对贺兰樽寄以厚望。这个酒庄是政府的产业，主推统一种植，酿造和推广，统一品牌为“贺兰红”。酒庄的葡萄园正好是整个东麓的最尽头，在酒庄的边缘可以看到最早的戈壁地貌是什么样子，正在开发的葡萄园是一片石头碎砾，农垦的艰辛暴露无遗，32岁的李文超被任命为“代庄主”，他正在工地上监工，酒庄的接待大厅还没建好，但贺兰樽的大标识已经挂上了，他带我们走到楼顶的天台，正好可以看到大片的戈壁景色，远处是一个巨型的红色党旗雕塑。
李文超带我们走到实验种植园，摘下一串葡萄，这戈壁上的赤霞珠葡萄美味甘甜，“厂”字型的爬藤技术是专为宁夏发明的，土地上布满的石头可以吸引太阳的热量再反射给这些作物，贺兰山人讲起土壤时会不约而同地认为所有从前造成贫瘠的土质问题，如今全都是上帝恩赐给葡萄生长的最佳条件，到了冬季的时候扎根在地下的葡萄藤蔓的根部需要用土埋起防冻，他们认为这也是宁夏产区的风土组成部分。
贺兰山东麓的厂字形状葡萄藤蔓
2014年时宁夏的葡萄酒交易中心决定做自己的酒庄，任职在发展局产业处的李文超被派到此处带队工作，2000亩的种植园里引进了26种200万棵法国葡萄苗，他们会指导酒庄农民如何种植，而他们负责酿制，同时，这个酒庄的餐饮，旅游和销售也会被统一运作。李文超就是在当地的宁夏大学学习的葡萄酒专业，“各地的年轻人都不会想在田间地头工作，可在宁夏不一样，它一直有这样的农业属性，我们这里的人有土地就塌实，比如我，很乐意在土地上生活”。
政府采取了类似于国外产区的合作社式的方式，比如法国南部的产区向来有此举措，这使得产区内会形成一个大品牌，对于全部产区的推动都有良性的效应。
“这不能拿好坏来评判，每届的领导都会想办法解决痛点，葡萄酒是一个工业和农业的结合，这个项目的成立很可能是为了防止大量的外来资本再圈地，有些企业进来就不是为了做酒，拿了地也不踏实做，会找借口说酿不好，卖不掉。所以政府干脆就是，你既然有地你就得种，我看着你种。” 陆江说。
06
建造葡萄园必须有规定标准的绿化带面积，这也使得在酒庄之外的绿色生态在银川发生了奇效，它打破了人们对于西北塞外的认知，带着魔力色彩的葡萄，宁夏每个人所相信的葡萄的命运感，大量年轻人从海外带回来的经验和对产业的信仰与激情，政府的全力推广和支持，都使贺兰山脉有一种生机盎然的景象。陆江对宁夏葡萄酒始终抱着赞美，“它就是中国的波尔多，是第一葡萄酒重镇，这毫无疑问。其实河北怀莱也是一个最接近纳帕谷土壤质地的绝好的葡萄酒区，可惜他们的政府并不支持。在政府支持的层面上，宁夏绝对是做得最好的。”
葡萄，从1990年代起成为了宁夏人与土地交流交换中最重要的媒介，似乎也将宁夏的社会属性重新定位在农耕生产上。这需要漫长时间等待。等待葡萄种植，等待丰收，等待酒的发酵，每件事情都需要等待。这让人们对土地和时间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们之间是互相的温存和宽厚。这个产业甚至影响着当地人的个性，他们在天地间对风沙的抵抗，对生物的驯服，最后都变成一种温柔的耐心、毅力和决心。
贺兰山东麓的酒庄遍布四处，这些酒庄们虽然各自独立，认知各异，但是这个特殊的产业也使得他们有一种齐心协力，酒局的人告诉我们，每当采摘季来临，各酒庄的葡萄园农民，可以随意在路上搭任何一个酒庄的车，像是一个义务，这些经过的车会把农民送到一个方便回家的公交站。这是一个共同的事业，贺兰山脉里耕耘的人都这么认为。
1983年，农垦玉泉营农要场开始引进酿酒葡萄的大规模种植，到1997年，宁夏的葡萄酒产业规划开始有明文出台，农业部批准引进法国的30万株葡萄苗木，宁夏农垦局引进了80万株纯种葡萄苗木，到2012年的时候，宁夏葡萄花卉发展局正式成立了。这个单位在2015年的时候更名为宁夏回族自治区葡萄产业发展局。
酒局局长曹凯龙之前曾在宁夏政府的驻京办工作，早期他的工作就是为宁夏政府推广枸杞。他风趣健谈，但一滴红酒不沾，他承认他个人在饮酒的喜好中还是偏爱中国白酒，“把最幸福的事情当成职业也是痛苦的；酒本来就是从幸福而来，也是从痛苦而来”，他用这样的开场白来接待我们。
曹凯龙认为宁夏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吸引人才的政策，土地政策也并无优惠，“最早有60多个外国的酿酒师在宁夏工作，三年才给一万块钱，我想完全是我们的土地在吸引他们，葡萄酒自身有它有迷惑诱惑的东西。”
时间，所有的宁夏葡萄酒业的人都在强调时间。“我们才几十年的产业，怎么和欧洲的几百年相提并论呢，我们不敢贪天功，说我们酒局为葡萄酒做了什么事儿。”甚至面临销售问题的酒庄也会常常说：酒是可以通过时间去变现的商品——它可以储存。
话虽如此，酒局的工作重点仍然在销售上，宁夏产区每年有2亿瓶的产量，但有1亿瓶是被作为原料买走，成为其他品牌的灌装原料。“市场太快太乱了，我们也找不到规律。”曹凯龙说。他们必须支持小型精品酒庄在国际上的地位，但同时也要帮助那些平价酒开拓一个市场，我们在专列上喝到的贺兰红，政府指导价为128元。“有些酒庄为他们的酒标了虚高的价格，认为自己总会找到销路，我们还要做工作，使他们认清市场。”
曹凯龙认为政府仍然欢迎外来的具有实力的企业家进驻，“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土地的话。但从今年开始现在不再批新酒庄了，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葡萄园开发，我们必须坚守产区的质地。”筹措50亿资金用于产区种植酿造和推广的发展基金，支持这种绿色金融，这些政府计划让曹抱持强烈的信心对待整个宁夏的葡萄酒事业，“我会很愿意劝说某位有钱的朋友来加入，或者我要是自己有钱就更好了，我会非常乐意干这件事情，我常说当时我的父亲如果干了这件事情多好。”
在离开银川之前，我们和张博华带队的三位酒庄观光客人再度见面，三天里他们在大小酒庄里品鉴后都有了心仪的品类，这些在澳洲欧洲美国产区都有过旅行经验的消费新贵，告诉我们在贺兰山的旅行是特殊的，它是粗砺、野性、新鲜的。旅行的结果是他们不仅仅是喜欢这里的葡萄酒，他们更喜欢这里的一种万物生长的风气，他们不再说哪一款宁夏红酒更像波尔多的酒或是西班牙的某一产区的风味，因为这里的独一无二的记忆，使得他们会认为这些酒就仅仅代表宁夏，属于贺兰山。
（刘彤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