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并不是一剂良药，它不可预测，无法指挥和控制，并且把权力带给错误的人。更糟糕的是，革命的后果正好与它的承诺相反。革命是一种谬误，不是一项成就也不是新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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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简单介绍德鲁克先生 “企业家社会”的观点。这其实是他《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这本书的结尾总结部分的标题。
什么是企业家社会？
德鲁克认为，“企业家社会”就是以创新的渐进方式，而不是革命的暴劣、破坏的方式，在实现社会发展改进的同时延续文化文明的传承，从而保持稳定运转的一个社会。
他在这本书中写到：革命并不是一剂良药，它不可预测，无法指挥和控制，并且把权力带给错误的人。更糟糕的是，革命的后果正好与它的承诺相反。革命是一种谬误，不是一项成就也不是新的曙光。它源于思想和制度的凋朽、腐败以及破灭，源于一个国家和社会自我革新的失败。
他主张国家和社会也应该像经济领域中的企业一样，需要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因为这种精神，不是要彻底连根拔出，而是以最大努力寻求循序渐进。从一种产品，到一项策略，再到改善一项公共服务，试验性的推进，如果没有产生预期和所需要的结果则会消失。
这种精神务实、不教条，脚踏实地、不浮夸，它承诺保持社会、经济、公共服务机构或者企业的灵活和自我革新，通过代代革新，有目的、有指导和有控制地实现革命希望实现的目标。而不是通过流血、内战和集中营的方式来实现。
如何建设企业家社会？做事的出发点很重要，效果能证明动机
建设一个企业家社会的过程中，政府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德鲁克提出了具体的规劝和建议，包括不要做什么和应该做些什么。我认为最根本的，在于一个政府或者政府领导人决定做和不做什么的出发点。比如政府的官员都非常重视维稳，但是他们的出发点是希望得到自身权力、地位的稳定，还是治下老百姓的平安幸福呢？其实企业家和管理者都希望在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中经营，但是需要自问，是为了自己的企业能赚钱、个人能够有好的收入，还是为了在稳定安全的环境下企业放心的投资、有效地为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
一个关于做事出发点的故事
关于出发点的问题，我想讲一个真实的小故事。一年多以前，我去台湾做环岛旅行，到了离台北不远的地方——宜兰县。那儿有一个旅游点，是日本殖民时代派驻当地的一个小官员的官邸。今天被开辟成一个小的博物馆，展出100年前在宜兰的地方官员——西乡菊次郎的作为。
大家知道，日本的现代化从明治维新开始，当时的三个重要政治家其中有一个叫做西乡隆盛，西乡菊次郎正是此人的侄子。西乡隆盛是一个接受了中国儒家思想的人，特别受到王阳明思想的影响。所以在那个时代他们虽然要忠君，但出发点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安全。
西乡菊次郎到了宜兰县，面对的问题就是宜兰有一伙当地山民的队伍，专门跟日本人作对、造反，首领叫凌火水（音）。他拥有三千多人的训练有素的农民军队，而且得到当地居民的同情和支持，所以日本人每年要为此花很多的金钱，却没有办法把它完全剿灭。西乡菊次郎认为，是历届日本的殖民官员执行了错误的政策，这些山民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而采取了对抗的行为。另外，宜兰属丘陵地区，每年都有洪灾，造成经常性的欠收，当地的农民非常贫困。因此，他决定做的第一件事是治洪，拟定了一个很大的计划，希望一劳永逸的去除洪灾。要治洪，需要当地的老百姓，需要劳工，也需要当地的领袖和组织者。他觉得凌火水是一个很有组织能力的人，所以采取了和历届的日本殖民官员完全不同的做法，亲自约请凌火水谈判，许诺参加这项治洪工程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治理以后的土地，而且以前跟日本殖民者对抗所犯的任何大逆不道的所谓罪行，都一笔勾销。凌火水被其诚恳打动了，率众参加了治洪工程，使得宜兰变成了一个宜农的地区，当地的老百姓和凌火水带来的村民，都能够安居乐业。在治洪的过程中，凌火水显示了杰出的组织能力，成为西乡菊次郎非常倚重的助手。
西乡菊次郎只在宜兰县待了五年，但是却被宜兰的世世代代所记得。从日本国家和政府来看，他们对于台湾的殖民侵略行为被历史谴责，可是竟然没有妨害一个他们派出的任职官员做出正确的事情。这个故事当时令我很诧异，因为当地民众不但把这件事记在县志上，而且真的把西乡菊次郎看成是一个英雄，是世世代代值得纪念的人。
这个故事说明了，在一些复杂的环境当中，在你被委派，而你想去做的一些事情并不一定跟上级政策要求一致的情况下，一个官员也能够做出企业家的创新的行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西乡菊次郎看到了当地的灾害就是机会，一方面可以创造价值，给民生带来好处，另一方面做这件事情需要和平的环境，需要有领导和劳动力资源。于是他把和日本人对抗的凌火水的队伍，转化成治洪的助力和资源，最终出色完成了治洪的工作。这实际上是以企业家的精神、企业家的思维来看整个的形势，来做他的官员工作。
回到最初的问题：政府及其领导人，到底出于什么目的去决定做什么事情、不做什么事情和怎么做？尽管我们很难猜测得准其中的目的（动机），但是我们却有一个很确定无疑的判断标准，即它的结果、效果。西乡菊次郎所作所为带来的效果证明了他的动机。
企业家社会中，个人有责任自我学习并完成博雅教育
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结尾总结中，除了对政府及其官员在建设企业家社会中应有的作用和功能发表了意见以外，还对企业家社会中的个人提出了看法。他认为，任何一个人在企业家社会之中，都有责任自我学习，自我完成他称之为博雅教育的功课。这方面，教育领域、教育部门应该承担相应责任，但是个人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德鲁克管理学院也正在积极地传播和推出博雅管理这方面的学习活动。博雅管理的英文是liberal art management,是作为一门管理艺术的管理学。我想西乡菊次郎虽然不是企业家，但是他的行为对每个企业家都有所启发。企业家应该比政府官员更能够明白，怎么样在复杂的环境当中、在市场当中找到自己的生态和适当位置，发挥自己的职责和功能。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知识社会，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了，但是教育和学习不只是在大学期间、上学期间。重要的是今天的知识老化的很快，新的知识产生和更迭地也很快，终生学习的责任是每个知识工作者都应该意识到和承担起来的。现在中国提倡对管理的学习和教育，也很倡导回归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非常宝贵的资源、非常宝贵的价值观，是集释道儒为一体的，以儒家的学说为主体的传统文化。
现在，有一批企业家自发的组织起来，学习网名王阳明先生的“致良知”的学说，这不是书本上的东西，而是一个知行合一的自我完成、自我修炼的过程。我觉得，像这样的学习、教育是非常好的选择。
组织型社会有助于形成企业家社会
我认为中国现状中有危也有机。前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尽管是为了解决民生，从经济领域开始的行动，但在取得经济发展的同时，无形之中建立起了一个组织型的社会。组织型社会的特点，就是整个社会是由多元的、分散的、独立自主的商业机构和其他界别的机构形成的。现在，中国可能有上千万个商业机构、企业和很多非营利的机构。这些机构在中国的社会当中能够活跃、能够运转，是因为背后已经有一大批有效的管理者、知识工作者成长起来。在座的各位都是其中的一员，这是建设任何企业家社会的最好的社会结构的基础。
德鲁克的书中，最后对西方发达国家问出一句话：福利社会之后是不是就是企业家社会？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潮流，是从资本主义慢慢走向福利国家，是通过政府的各项政策，包括税收，来承担和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德鲁克认为这是走不通的。
中国也要自问，经过改革开放已经形成了组织型社会，那么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一个社会，之后会不会也应该是一个企业家社会？如果中国要成为一个企业家社会，我们在座的各位都应该担起责任，都应该发挥自身作用。中国能不能成为企业家社会？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做出的选择。
以上仅是我一家之见，非常感谢大家聆听。祝论坛能够取得成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