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连安倍晋三本人在8月28日下午的记者会上，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对朝关系、对俄缔约以及修宪三大问题上“壮志未酬”，“犹如断肠之痛”。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东京首相官邸召开记者会，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图｜人民视觉）
65岁的安倍晋三选择2020年8月28日这个星期五作为自己公布辞职意向的决定日，不无刻意之处。就在几天前，他刚刚超越外叔公佐藤荣作（连续在职2798日），成为现代日本政治史上连续在职时间最长的一位内阁总理大臣（首相）。
自2012年底第二次拜相至今，安倍的在任时间已经达到7年又8个月，超过了明治维新重臣伊藤博文以及战后初期的中心人物吉田茂，形成所谓“独大”之势。倘若再加上2006~2007年短暂的第一回执政期，则安倍的在职时间将会达到3168天，属于1885年日本内阁官制初步成型以来绝无仅有的纪录。
一个出生在1957年的日本人，将会发现他迄今以来的人生有大约30%的时间是处在岸信介（安倍外祖父）、佐藤荣作（岸信介之弟）、安倍晋三这三位山口县亲族政治家的执政区间内，几乎难于摆脱其影响。
和2007年结束第一次执政时一样，安倍本人给出的辞职理由是“溃疡性结肠炎复发”。鉴于他从17岁起就罹患这一慢性病在日本乃是人尽皆知的事实，并且从今年年初开始，新闻界曾经几度传出消息称“首相健康状况不佳”，则基于身体原因提出辞职，并使整个自民党调整到遴选接班人、确保内阁平稳过渡的新任务上，并不属于意外状况。
实际上，鉴于2021年将要举行第49届众议院总选举，而且安倍目前的自民党总裁任期也会在这一年结束，准备党内高层代际更替、进入“后安倍时代”原本就已经列入了自民党的议事日程。安倍称病辞职，只是使这一进程提前了一年左右；“最长在职首相”的诞生以及他即将逐步引退，完全在预期之内。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即使经历了如此漫长的执政期，安倍交出的最终“成绩单”，相较其长期以来的承诺和自我标榜，依然是难言合格的。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不仅导致“以量化宽松驱动长期增长”的经济政策成效就此归零，还使得就业数据以及期待中的“奥运景气”发生重大逆转。
继东京奥运会被推迟到2021年之后，经济产业省上月公布2020年第二季度日本GDP快报数据环比年化增长率为-27.8％，创下战后以来最大降幅；6月全国非正规就业（弹性就业）人数同比减少104万人，同样是历史跌幅峰值。加上政府对旅游业补贴对策中的地区倾轧以及发放防护用品决策实施出现的失误，即使安倍自称“从1月底开始连续147天都在处理公务”，依然无法阻止内阁支持率下滑至他第一次执政以来的最低水平，甚至最终导致他本人不堪重负、宣布辞职。
如果说新冠病毒“大流行”造成的短期影响属于意外出现的不可抗力，那么在内阁列入长期执政目标的宪法修订、高龄少子化应对、北方诸岛收回、处理对朝（鲜）关系等问题上，安倍政权取得的实际成效显然更为有限。
2019年7月参议院选举中，主张修宪的自民、公明、维新三党累加议席总数未能突破2/3“红线”，原定将在2020年加速推动的修宪程序因此被延宕。国际形势自2016年以来的剧变，则使得自诩要推动“俯瞰地球仪的外交”的安倍政权在处理对华、对俄关系时变得瞻前顾后；而周期性波动的日韩关系，则随着日本在2019年夏天主动发起电子业原材料“窒息战”，滑落至21世纪以来的最低谷。就连安倍晋三本人在8月28日下午的记者会上，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对朝关系、对俄缔约以及修宪三大问题上“壮志未酬”，“犹如断肠之痛”。
将近8年的执政，“自公联立”政权的空前稳定，原本可以成为日本实现内外政策转轨的机会。然而到“安倍时代”终结之际，观察家们猛然察觉：一切皆未改变。安倍的政治遗产，不过是令这个过渡期变得更长了。
当然，将无力解决结构性矛盾的问题归咎于某一政治家，未免有苛责之嫌。但安倍这位“日本最长在职首相”具备的实际权力和地位，已经远远超出了诸多战后政治家；故对其施政业绩的评判，也很难多做开脱。
2018年，天普大学日本分校（TUJJ）亚洲研究部主任杰夫·金斯敦（Jeff Kingston）教授曾经告诉笔者：“安倍已然成为日本历史上集权程度最高的一位首相。和2006～2012年‘七年七相’的动荡状况相比，他在（自民）党内外都缺少有力的挑战者。”在历经一系列政治丑闻困扰仍能全身而退的情况下，安倍交出的成绩单显然是露怯的。
21世纪初的日本，所受的乃是一种总体性焦虑的困扰。一方面，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之后，一度引以为傲的经济优势在体量巨大的中国面前已经相形见绌。另一方面，高龄少子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以及养老风险问题已经不是短期政策的调整可以纾解。
和1989年时相比，30年后的日经指数刚刚回升到泡沫经济晚期大约74%的水平，曾经的科技业巨头索尼集团的市值与1989年时相比几乎毫无变化，政府债务与GDP的比值则一路上升到了惊人的230%。
横向对比的情况更为惨烈--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之时，作为日本最重要的邻国和贸易伙伴，中国的名义GDP规模仅为0.22万亿美元（据IMF数字），不过是日本（1.01万亿美元）的两成。到安倍第一次上台执政前的2005年，中国的名义GDP规模依然只能达到日本的46%。
然而决定性的变化在随后十多年间迅速出现。随着中国名义GDP在2010年第一次超过日本，两国之间的差距开始迅速拉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推算，截止到2018年底，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GDP规模（13.4万亿美元）上已经是排名第三的日本（4.97万亿美元）的将近2.7倍，趋势一目了然。
2012年第二次登台组阁后，安倍晋三一度以货币贬值和量化宽松、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复兴民间产业投资这“三支箭”（即所谓“安倍经济学”）作为自己的经济政策标签，表现出志在必得的姿态。然而历经将近7年的发展，日本的GDP增长率反而从2012年的1.5%下滑到2018年的0.8%，回天乏术。
2017年之后，“安倍经济学”中真正奏效的部分实际上只剩下了被认为存在巨大隐患的量化宽松这一项，而公私债务高企、消费能力萎缩、劳动力数量下降（尽管失业率在2018年被压低到了2.4%左右）等痼疾丝毫未被触动。政府两度通过提高消费税税率来填补社保体系资金缺口的举措，不仅引发巨大争议，也在事实上反过来影响到了经济景气。
而影响更加深远的举动，则是安倍借助“七年七相”动荡后执政党获得的空前稳固地位，强行推动其修宪进程。2014年底第47届众议院选举后，由自民党和公明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在众议院475个议席中占据了326席，构成了占比2/3以上的“超级多数”；加上两党在参议院的议席之和一度接近六成，安倍政府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借助“强制通过”（依靠超级多数，硬性发起议案表决并迅速通过）这一手法，推进其“事实修宪”布局。
早在2013年底，日本国会就通过了《特定秘密保护法》，宣布内阁有权将涉及防卫、外交、防谍和反恐的关键信息指定为“特定秘密”，进行有效期至少5年的保密封锁，泄密者将被处以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但行政机关首脑以及主要官员不必接受“涉密适应性”评估。
2015年夏秋之交，包含《重要影响事态下和平与安全确保法》《武力攻击事态下伴同美军行动法》以及《自卫队法》修正案在内的11项新安全保障法案在国会强制通过。经此变动，自卫队不仅能在遭受武力攻击以及“与之相当的生存危机”时，采取还击措施；而且有权在美军遭遇袭击时，协助其在日本本土以外的地区遂行军事行动。“专守防卫”的时代自此告终，日本自1947年以来第一次拥有了集体自卫权。
而到了2017年初夏，酝酿已久的“共谋罪”修正案也不出意料地获得通过。该法案生效之后，日本政府有权在其界定的“重大犯罪”实际实施之前，就对参与者施加惩罚。一旦认定某一组织或团体正在“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等事件”，警方即可不受限制地对其进行调查取证；且只须有两人以上被司法机关认定正在“筹划犯罪”（其中须至少有一人参与筹措资金等具体准备行为），所有相关人等就都将被定罪。
依靠国会多数强制通过一系列带有右倾色彩的法案，并在“行政释法”的名义下对既有的法律条文作出曲解，看似并不违背宪政原则，但在事实上已经构成了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和社会自由的全面入侵。从这个角度说，安倍虽未能在其任期内实现“法理修宪”，但行政权力对立法权的僭夺已经成为既成事实。
诸如《特定秘密保护法》这样的“行政权力至上”法案，看似针对的是与反恐、国防有关的重大安全信息，实际却可以在“防止特定有害活动”的暧昧名义下，剥夺民众对大政方针的知情权；包括以“适应性评估”作为借口，将新闻媒体、法律学者、社会公益团体等历来充当政府监督者的个人和组织，当作潜在的“泄密者”加以监控和打压。
而争议巨大的“共谋罪”修正案，更是带有按动机论罪的色彩，与“二战”时代臭名昭著的《治安维持法》已相差无几--根据这一修正案，日本警方随时可以以“涉恐嫌疑”为名，对一切个人或团体展开不受限制的取证调查，继而将其定罪。而该项修正案对“有组织（预谋）犯罪”的暧昧界定，同样为行政当局自行其是留出了足够空间。
当立法机关对行政当局的监督和牵制功能在事实上遭到消解之后，权力本身的固化和腐败也就变得顺利成章。从2017年至今，日本政坛陆续爆发“森友学园丑闻”“加计学园风波”等重大舆论事件，前者涉及首相夫人安倍昭惠，后者的当事人加计孝太郎则是安倍多年的好友。
《朝日新闻》等媒体引述的政府内部文件中，明确提及有官员承认某些反常的决策“是首相的意思”“是官邸最高层明确说出的”，但在政府公布的调查结果中却成为个别办事人员的私人行为。
在涉及安倍内阁高层的政治风波中，“忖度”（Sonntaku）一词出现的频率变得越来越高--所谓“忖度”，指的是当事人拒绝承认某些政策失误或者违规举动与首相及其亲信具有直接相关性，但承认自己揣摩、研究了“上意”，做出了可能符合上级内心真实想法的决定。换言之，在决策产生以及政策施行过程中，首相个人的好恶被置于了公务员应有的责任伦理之上。尽管裙带关系、金元政治等负面现象在战后日本政治中并不罕见，但如此广泛而不受限制的“忖度政治”的出现，在21世纪还是安倍的专属物。
必须承认，这种权力的傲慢和自我陶醉，很大程度上是日本民间舆论整体保守化的缩影。近年来，尽管要求修正宪法第9条、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动议在日本民间往往遭遇五成以上的反对率，但赞成这类动议的比例同样稳步上升到了三成，这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举国反对增加防务开支的潮流已是大相径庭，足以印证在“中等强国焦虑”之下，日本的政治生态已经呈现出了保守化势头。
安倍晋三执政的长期化，同样可以视为这种心态的缩影：尽管“安倍经济学”收效甚微，尽管近年来一再掀起波澜的“南苏丹维和行动日报风波”“森友学园丑闻”“加计学园风波”等事件直接和首相本人的政治操守有关，选民依旧近乎偏执地对安倍晋三表示支持。
但即使是“最长在职首相”，也会有离开政治前台的一天，而已然暴露的问题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从2005年起，日本每年去世国民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新生婴儿数；倘若这一趋势得以延续，到21世纪末，全日本的总人口将重新回到5000万级的水平，恰好和明治维新时代的规模相当。
然而两个“五千万国家”的意蕴却相去甚远：度过了明治、大正年代蓬勃向上的增长期以及漫长的昭和跌宕期，经由平成纪元“失去年代”的转折，进入令和时代的日本已经走在了持续收缩的轨道上。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成熟程度依旧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已经不可逆转地进入了收缩期，在人口老龄化、长期通货紧缩乃至“内向化”的心理状态中艰难向前。
应对下一世代的药方，显然不是汲汲于追求“最长任职时间”之类头衔的安倍晋三有能力开出的。正如日本经济新闻社在2019年5月1日改元“令和”之日发表的社论所言：“过去三十年，日本实现了寄托于‘平成’这个年号的愿望，始终处于和平时代，但未能找到解决增长乏力和人口减少型社会等新课题的药方。应当将这一期间的经验教训应用于接下来的令和时代。”而“最长在职首相”安倍的辞职，不过是漫长时代中的一段插曲罢了。
作者/刘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