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关于“纸媒已死”“报业将亡”的论调不绝于耳。在数字技术的冲击之下，纸媒从业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处境。欧美报业不断传出老牌报纸倒闭的新闻，国内报纸的休刊大潮持续，纸媒倒下的多米诺骨牌的效应不断发酵。
11月初，《成都晚报》发布注销公告。这份在休刊、停刊的“植物人”状态吊了无数日与夜的媒体，算是真的“死”了。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转载天府新生活推文，作者以《成都晚报》的注销为切入点，结合自身从业经历与观察，较为激烈而深入地谈了谈报纸退场的背后原因。
《成都晚报》死于自己之手
从2013年起，传统媒体的退场，就被国人预判。仿佛不死反而不正常。那么有人要问了，以报纸为代表的传统媒体跟老百姓有仇么？也不是的。稍微疏理一下你就知道，过去很多时候，大多数人的正义，还是靠传统媒体才得以主张的。从很大程度上说，传统媒体是普通人的靠山。
那就奇怪了：今天的人真的是黑白颠倒，恩将仇报？也不尽然。回到今天的话题：《成都晚报》。借着《成都晚报》的退场，咱们来复盘一下全国报纸退场的真相。
在此之前，先说说跟《成都晚报》仅有的一点交集。首先声明，笔者不是晚报人，所说的一切，都不带功利色彩。记得十多岁时，为了补贴家用，我学会做一种无本生意：写稿。由于没有老师，不懂规律，什么都写，什么报纸都投，命中率极低。有一天，我投了一稿给《成都晚报》。很快就发了，虽然是豆腐块，于当时的我而言，意义远比稿费重要得多。我对发我稿的编辑印象好极。爱屋及乌，我对《成都晚报》的印象也好极。
后来到了成都，做了记者，对晚报的印象有了很大变化。最初的变化，也来自于晚报的人。此人是谁不好点名，现在是公务员。我们同跑一个口。
有一天，有司请客。席间，论及成都最牛的媒体。当然大家异口同声地认为是商报，晚报的这位仁兄当即起立，以万分不屑的口气说道：商报算个什么，一帮没有编制的泥腿子，不就是平台好一点而已。我知道持此种观点的晚报人不在少数。
所有人目光立即转向我，看我有什么意见。我是商报人，必须回应。我陈述了一个事实，没有说谁好谁坏。
我说，晚报广告需要排队一月以上的时候，商报的广告收入不到1000万。晚报大爷一样横扫成都政商两界的时候，商报的记者去政府机关和大企业采访通常要被赶出来。晚报全国排名前十的时候，商报“屁都不是”。晚报横行成都的时间是几十年，晚报被商报打败的时间是一个半月。
我说，如果真有人认为商报平台好，我在这里做一个假设：把晚报现有人马与商报互换，商报会很快步晚报的后尘。
我说，晚报不是死在形势上，也不是灭在商报手上，而是灭于自己之手。一帮拥有所谓编制身份的人，一帮把文件等同于新闻的人，一帮除了搞关系擅长什么都不擅长的人，一帮既盲目自大又极度自悲的人，办坏一家媒体很正常，不办坏才不正常。而且可以预见，只要政府不托底，晚报一年都撑不下去。不是商报太强，是晚报太弱。
到了今天，我对晚报的过往已超越了爱恨。今天之所以还要说它，是因为晚报的灭，太有共性，是全国所有已灭和将灭报纸的缩影。
纸媒为什么会消亡？
纸媒的消亡，有一些现象值得思考：一、报纸要消亡的论调已唱了十年，近年鞋子掉下来，大家终于放心了。二、其实全国有多少纸媒早已是植物人状态，死而不僵多少年了。甚至连“垂死挣扎”都不算，早就不挣扎也懒得挣扎了。
一份报纸死与活，不在于你是否继续出版，而在于你还有没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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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些报社的存在感是这样刷的：卖水果、卖药、卖服装、卖保健品……卖一切可以卖的，不一而足。
以仅有的那点少得可怜的公信力去直接做起买卖来。一做买卖，就会受到利益驱使，一受到利益驱使，就会丢掉底线，恶性循环，越来越往死路上奔。最后当仅有的一点公信力也被耗尽，连死都要死得很难看。
现在还不死的报纸又如何？有些报纸发行怎么解决？向每一个员工下达订阅量，订不出几百份就下岗。
现在一些纸媒里面的人，又是些什么人呢？在纸媒炼成功力的人，分流到了各行各业，新媒体或者营销圈，或者创业，留下的人天天诅咒：要死了、快死了、快要死了、赶快死！纸媒是被媒体人自己咒死的。
它出现一个什么现象：从来没有哪个行业，像纸媒这样，被连续诅咒十多年，并且主要是被纸媒人自己诅咒。因此迎来一个死亡潮是必然的，只须耐心等待，时间早迟而已。
太多纸媒处于“植物人”的状态，太多纸媒死得难堪，完全置媒体是社会公器的性质和媒体底线于不顾。
大量报社在选人上有问题，选出一群对社会、生活、生存环境知之甚少，甚至不食人间烟火的人。这点，从留下和离开的人身上最能说明问题。离开的大多是优秀者或者资深媒体人。
在某些媒体里，留下的人是什么心态呢？分几种：一种是混日子的人，一种是出去找不到工作的人，一种，则是因为离开不划算（工作的年限太长），等着报纸死了好退休。不过，留下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天天发牢骚，抱怨媒体是戴着镣铐跳舞的行业、后悔自己入错了行。
问题是，今天，现有环境下，哪个行业没有镣铐？难道惟独报纸？不是这个逻辑。
那么，纸媒为什么会死？为什么会在今天开始死亡历程？
一般从众的说法，是受新媒体冲击，让国人的阅读行为改变，普遍变为浅阅读。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一个说法：第一， 手机捅一刀（被新媒体XX），第二、自己捅一刀（被自己XX），第三、对手捅一刀（被同行XX）。
世界上任何一个行业、企业的死，一定是自己干死的。
只有过时的纸媒人，没有过时的纸媒。如果新媒体那么厉害，那怎么没有干死湖南卫视？怎么没有干死《三联生活周刊》……
很大程度上，其实都是纸媒人对自己的辩解。因为任何人死，都是自己免疫力低；任何企业死，都是自己管理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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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打天下的的时代是什么时代？是话语权威化和中心化的时代。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在是去中心化时代。
报纸存活的本质是什么？本质不只是快，而是权威，而是信任感和公信力。
以前说一个事情靠谱与否，一句话就行--“报纸上都说了”，可见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厉害。报纸表面上看是比快，但其实并非如此。你看全球负责任的大报名报，在做一个报道时，多方求证，力求真实，为了真相，不惜时间和成本。
但现在很多报纸在做权威性和公信力吗？结论是否定的。他们跑去跟网络拼快，拼所谓的信息量，拼媚、拼俗、拼丑、拼烂，跟商人拼做生意。
90年代做报纸的人，都是文学青年或者说文化人，有情怀，有理想，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立志以新闻报答社会是这一代人的共同理想和人文特征。新闻对生于70年代的从业者来说，是一种神圣的职业，因此有较高的职业素质。
现在呢？现在媒体的从业人员，一律年轻化。年轻化本无不可，但如果是受游戏影响长大、少读书甚至不读书、爱好狭窄而又极其自我的一群人呢？他们，首先会被网络打倒，再反过头来把自己的报纸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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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样的群体是怎么走进媒体的？不得不说报社还有一个人事管理上的怪胎：极其行政化、极其势利化、极其公式化和极其外行化。
在年龄上有一个很吓人的红线：35岁。35岁以上基本等于走在淘汰的路上，如果没当上领导的话。有点常识的人应该知道，人在什么时候综合素质最强，35岁以后。而极大多数报纸却将35岁以后的人定在淘汰之首。
有一年，美国记者华莱士来华采访，被全国所有媒体热炒。热炒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记者的高龄：70多岁。记得当时我还兴奋了一阵子，以为报纸终于认识到用人的核心。但接下来的事实让我绝望：炒作归炒作，在用人上，依然故我。
在内容管理上更有一个很吓人的制度：叫漏稿制度。我就不明白了：如果每家媒体的内容都一样，全国一家报纸就够了，哪需要几千家？
当然最重要的是内因：
一、从态度上，现在不少报纸的记者的消息主要就依赖网络，并且特别喜欢捕风捉影。
二、有新闻不报，老是去自我炒作--现在所有媒体爱说一句行话叫作“炒作”。虚张声势，以假乱真，毫不诚实。比如，自己搞一个活动明明只来了几十人，在第二天的报纸上，敢说上千。比如，自己的发行量明明只有几万，对外的说法上往往变成几十万甚至上百万。
三、从业人员太缺乏专业训练。很多媒体记者做文章的水平，说难听点连读者都不如。
很多媒体人，拿通稿、同行串稿、网上爬稿等等，从采访到写作，没当一回事。
也有些媒体，给钱就炒作。比如某开发商给它一个广告，明天马上把它的楼盘吹上天。如果恰好这家开发商出质量问题了，它是绝对不会报道的。有奶就是娘，哪里会有公信力和权威性？没有了权威性和公信力，谁还把你当媒体？
部分报社在内容制造上也舍不得投入，而活得好的媒体，为了一个好作品可以抽几十万经费。试问我们有几家报纸会这么做？一个只产出不投入或小投入的媒体不死才怪。
别光眼红湖南卫视等靠内容创新发达的媒体，你知道别人一个节目投入多少吗？
太多的报纸简单地以低廉的人力成本和低水平的管理去贱踏行业糊弄读者。有几家报纸有“腕”、更别说“大腕”？在人才上不投入、不培养、不储备，只能得到恶性循环的后果。看看你的竞争对手，大的网络公司一年投入多少？一张收入数亿的报纸一年投入多少？
有句话叫穷则思变，但有些报纸根本不想变，甚至害怕变，一直自娱自乐、自以为是，变本加厉地透支媒体的已经少得可怜的一点公信力。
此外，在印刷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许多报纸印出的仍然是“脏手”的产品。这个问题日本、德国、美国早就解决了，为什么你还是无动于衷？连纸张、印刷都不愿改变？凭什么不死？
什么是报人？至少要有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不要人云亦云；至少要求真务实，不要哗众取宠；至少要有良知、正义和底线。
好像有了一个足够的理由，就会死得坦然，死得体面。但今天没有理由会给你。
今天，如果你有兴趣、有机会、有办法进到报社的中干会上，你会发现，很多都在玩手机，都在通过手机“思考”。这帮所谓的中干，会后再去领导一群更喜欢玩手机的小兵，一个时代就这样诞生了。纸媒人自己被手机、网络打败了，而不是纸媒被网络打败了。一群早就被网络打倒的人，怎么可能办出不被网络打倒的报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