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场
有一件事，在我心里憋了半年，跟谁都没说。因为我一定要把它带到2020年12月31号的这个晚上，在这里，讲给武汉人听。
1.爱他的人，总会让他一次次重生
大家看，大屏幕上有一堆糖果，但这不是一推普通的糖果，这是一件艺术品，这件艺术品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展览馆展出过，它的作者是一名艺术家，叫冈萨雷斯。
这堆糖果的重量是精确的79.4公斤，这是艺术家冈萨雷斯爱人生病前在世前的体重。在人生最黯淡的时刻，艺术家冈萨雷斯，选择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纪念他的爱人。没错，就是你看到的这堆糖果。
糖果的周围，没有护栏。没有护栏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所有路过的人都可以抓走一把，甚至是现场吃掉，每天晚上冈萨雷斯会回到这儿重新给糖果称重，然后把重量补足，让它还原到79.4公斤。
就这样，日复一日的持续这个过程。
冈萨雷斯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么几层意思。
第一，生命是甜蜜的；
第二，生命也很无奈，它总是会流逝。
我以这个小故事向1500万武汉人致敬。这个处境像极了武汉人经历的美好和流逝，以及我们亲手又将生命召唤回来的过程。
今天我们还要致敬的是那些逆行者，年年初的那场抗击疫情的行动中，全国有346支医疗队、42000多名医护人员来到武汉，支援武汉。
当时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份截图，这是河北省援鄂抗疫医疗队的护士长，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吕晓静护士长，她说：等武汉的疫情结束了，我要去听罗胖的跨年演讲。
欢迎吕晓静护士长，你战斗过的大武汉。
经过了这一年，我有一个最大的感慨，三个字：不容易。
其实我有一个秘密，我曾经为今天的这场跨年演讲留了后手，也是我们的底线。
从年初开始，就不断有朋友问我说：罗胖，今年跨年演讲你还办吗？
我说：办，一定要办，哪怕到年末的时候，我租一个体育场，我一个人面对空无一人的场馆我也办。
因为我讲什么对2020年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还能通过举办跨年演讲，给大家、给我们的用户带来一点点确定性。
当时我的同事还觉得：你一个人站在台上会不会太悲壮。
所以他们想了一个招--我们在空无一人的体育馆里买了金橘树，大家知道我们得到是橙色，去年跨年演讲我们又讲了一个词，躬身入局。
那好，我们就干脆注册一个品牌叫“躬身入局橘”。
20年我们经常遭遇的那个瞬间，就是原来从来不曾设想过的事情，它居然就发生了。
我们要为那种我们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做思想准备，我们要对那些我们承受不了的压力做压力测试，我们要为那些似乎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留后手，有底线思维。
2020年我们真的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然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如此恍惚。
我们经常要说的话是：行就行，不行我们再想想办法。
这就是我们的2020。
我没有想到买一只口罩居然那么不容易；华为，没有想到买一颗芯片居然那么不容易；留学生，没有想到回家的路居然走的那么不容易；有孩子在上学的家长，居然没想到孩子上个学居然那么不容易；
电影院都没想到开个门那么不容易，更想不到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居然还成为了全球第一票房市场。
东京奥运会今年无法举办，那也许要延到明年，而且还叫“2020奥运会"。
连巴菲特都没想到活了89年竟然能在10天内看到美股熔断4次，炒个股，也不容易。
今年，我们真的是无数次凝视深渊，也无数次被深渊凝视。
2.规模是问题的解药，规模也是问题的根源
还有一段话我不得不讲，我以下这段话不带有任何情绪，它只是2020年我们中国人感受到了一层事实，和我们的处境有关系。
40年前有人告诉我们：全球化挺好。
好，我们中国人开始改革开放，我们融入全球化的秩序。
今年他们说：和中国脱钩。
几十年前他们说：我们要淘汰落后产能，于是我们靠着制造业大国的能力，承接了大量的制造业的产能。
但是他们又说我们抢了他们工作。
过去他们说：中国人不创新。
好，我们努力学习，我们创新。
等我们好不容易搞出一点创新，他们说：你们是威胁。
这种感受不同程度的在今年的中国人的心里飘荡，就相当于当年他们三缺一让我们上排桌打麻将，我们好不容易刚和了两把。
他们说：我们改玩三个人的斗地主。
大家认为这是为什么？
咱们不考虑别人怎么想的，我们中国人能够碰出来的答案其实就是4个字：长大以后。
这是一个长大以后的中国吗？
我们现在生产着全球53%的钢铁，57%的水泥，71%的彩电，76%的光伏面板，78%的空调，86%的微波炉，88%的手机和90%的电脑。
我们长得这么大，再期待别人用原来的眼光看，确实也做不到。长大以后的中国会面临什么？今天就是要和武汉的观众报告我自己的体感。
30年前，1990年，我来到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当时叫华中理工大学上学。
报道的前一天我们一家三口住在学校的招待所，当天晚上我爸问了我一个问题：振宇，明天你要报道成为一个大学生，你知道今天晚上对你意味着什么吗？
我心想：不就是要上大学了吗？
我父亲说：当了大学生，你就是大人了，你知道大人意味着什么吗？今天你要是把别人玻璃给砸了，别人找我们俩赔钱，明天你要是把别人玻璃砸了，你自己赔钱；今天你说错一句话，我和你妈可以出面说，孩子还小原谅他，明天你要是说错一句话，那就是你说错了。自己想办法去承担责任。
那天晚上这番谈话我一直记到了今天，30年。
中国现在也长大，我们承担的是一个相对严厉一点的环境。
经济学认为规模是一切问题的解药，甭管面对什么问题，只要把规模做大那个问题都能解决。
但面对着长大以后的中国，也许我们心里要默念下半句，规模也可能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2020年因为中国长得这么大，我们面对了大量的不确定性的问题。
就像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利亚斯卡内蒂说的：旧的答案分崩离析，新的答案还没有着落。
这种感觉我们是不是很熟悉，2020年我在无数的微信群里，在无数的场合听见别人念叨类似的意思：过去的经验不管用了，我们过去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一下子被颠覆掉了，我们还没有武器面对那个让我们张皇失措的未来。
但是我今天站在这儿，你们所有人聚在这，不是要听这个不确定性。我们是共同来找我们这一代人心里以及我们未来生活的确定性。
3.“时间的朋友”效应
下面我说一件事，各位可以感受一下，这是我今年听到的，让我可以说是最震惊的一件事情。
上海有一个投资人，叫王益和，他想搞扶贫，他的方式很简单，不是直接给农民钱，他们买了20万棵金丝楠木的树苗，免费送给四川大深山里的农民，让他们种在房前屋后、山上路边。
我们都知道，金丝楠木是中国的原生树种，也是极珍贵的木材。
过去只能用于皇家宫殿。所以，从公元前200多年到今天，只砍伐不种植。即便是在金丝楠木的故乡中国四川，野生的金丝楠木已经非常罕见。
他把树苗免费送给村民，就一个条件，种下去后，5年内不准卖。这些树苗每年长一公分。20-30年后，就可以长到35-40公分。村民在房前屋后种上100棵，就是30万。这就是村民的“绿色银行”了。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有点震撼了。为啥？因为，我们经常听到那句话：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好像这个世界是由不确定性组成的。在久远的未来，不确定性会被放大到无法把握的程度。
但是在这个故事里，我突然洞察到一个真相，这个世界有些东西会确定性的成长、向好，无法逆转。只要你肯等，金丝楠木的基因会给你一个确定性的回报。那甚至是可以算出来的回报。
今天你有一笔钱或者你要做一件事情，谁敢跟你承诺说几十年之后它一定会变得多大不会打，但是在这个例子里，居然就有这样强大的确定性。
我们来扩大点看这个效应。
进入一所好学校，我们享受到的是什么？家长经常在乎校园的硬件设施、学校的软件、老师的教学质量，那确实是学生的收益，但是仅止于此吗？活到我这岁数，我就明白当然不是这些。
更重要的是，一所好学校，帮我们筛选了一批好同学。在时光里，我们在长，他们也在长。到了40-50岁的时候，你会突然有一天发现，哇，大多数同学都成长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
就像我自己，1990年到1994年，在华中科技大学上学。一看周围，都是一群灰头土脸的同学。“谁的青春不迷茫”嘛。
但是，过了几十年后，现在把我们的校友名单拿出来一看，不得了，这个院士，那个所长，这个创业成功，那个投资家。比如微信的张小龙，我们87级电信系的，跟我在一个食堂吃过饭。华为的孟晚舟，我们学校的。
虽然，我也不知道能找他们帮什么忙。现在才知道，当年上的那些课，也许都还给老师了。我的学校真正给我的，是这些时间里的朋友。
我居然可以找他们帮忙啊，而且同学之间承诺的那种帮忙又是特别诚心诚意的。我在长，你也在长，我们从一开始结下的那一点点缘分也在长。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带来的成果，却是我们实实在在一定能在时间中品尝到的果实。
做的年长一点的人，我估计都有这样的体验，同学的成长你也没帮上什么忙。
但是几十年之后，同学的收益突然就能照耀在你的身上。
大家再想一想我前面讲的金丝楠木的那个例子，是不是也有共同的特征。
我没有干活，没有帮忙，没有努力，但我居然有收获，那这种效应叫什么？
时间的朋友。
“时间的朋友效应”随处都在，它是如此地普遍，以至于我们常常忽略了它的存在，我们经常低估了我们身边的人，低估了这个时代人才的密度。
著名的索尔维会议合影，摄于1927年。这张照片里面有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普朗克、玻尔、薛定谔、海森堡、狄拉克、洛伦兹等等。
真有这样的时刻啊，这么多顶级的大脑，居然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们可以在一起开会，一起研究，一起争论，一起通信，好幸福啊。
其实，开会的时候，他们并不会意识到自己身处在一个人类历史上怎样的群体当中。
所以，我们身边充满了确定性，只不过你现在还不知道他的样子，这一路在人类历史上是反复发生。
今天在武汉的大学生已经109万，今天你在武汉大街上走，10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就是近三年留下来的大学生，你怎么知道未来它里面不会走出那些群星璀璨的人物，你怎么知道你身边的人将来不会是这样的英雄？
记得很多年前，我在武汉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独自骑自行车去磨山植物园。那是一次雨后，我一个人站在一片竹林里面，第一次听到万物生长，就是竹子拔节的声音。噼噼啪啪，喧闹得很，哪里还有生命成长那种慢腾腾的样子？
二、本土时代
1.桥梁越大，内部结构就越重要
过去一年，我估计很多人心里都上演着一场辩论赛，在辩论中国经济的未来会好吗？
我心里总有一个小人儿，他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他说中国经济会好吗？都这样了还能好吗？
我觉得中国经济未来会好。其实我也不是经济学家，我只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的对立面就是悲观主义者，我特别喜欢一句话：悲观主义是个骗子，它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但是不让我们参与改变。
我们平时和人争论有乐观有悲观，但是你以为那个中间的分水岭是乐观和悲观吗？
不是，而是行动还是不行动，乐观主义者再乐观也得想“我怎么享受这个好处，我怎么参与和建设这个好处”，而悲观主义者只需要吐槽，重点不在于态度，而是停止了行动。
如果我愿意相信中国经济未来会好，我总得有些理由。
我心里那个小人就开始跟我辩论，他说，跨年演讲我也听过，你说来说去不就是中国有规模优势、中国人口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低，你怎么不看看隔壁的印度，印度现在的人口有13.8亿，马上追上中国，增速比中国还要快；印度人口的平均年龄是28.4岁，中国是37.4岁，而且印度的劳动力的平均工资只是中国的1/3，中国怎么跟印度比，更何况还有“人”喊着要和中国脱钩，印度可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问题来了：印度会不会替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成为下一个全球供应链的中心？
这个问题不是很好回答。
所以我请教了很多朋友，比如战略专家徐弃郁。徐老师给我了一份报告，是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国际贸易最著名的智库之一）的一份报告，是为了提醒美国在发展和印度的经济关系的时候，你要把它当成一个谨慎的伙伴。
这份报告当然很长，我只说它其中的一个论点：从2008~2018这10年间，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烈火烹油一样地涨。
而在这10年间，印度在全球制造业的份额连1%都没有长，印度没接住。相反是越南、印尼、孟加拉这些国家。
印度有这优势，那优势，过去10年明摆在桌上的机会都没有抓住，你凭什么让我相信未来它能抓住？
我特别关注印度方面的资讯，其中有一个故事我印象很深。中国的一个制造业工厂，在印度开了一个分厂，招了很多印度工人，咱们的中国厂长看到有一个印度小伙子特别能干，然后提拔成了领导，结果这个小伙子不仅没有办法领导他的下属，他的下属还经常打骂他。
为什么？因为这个小伙子是一个低种姓的人。
低种姓的人在印度的社会环境当中，面对着各种各样的约束，比如他去见客户，五星级酒店不让进；他和客户吃饭，他的下属可以上桌，他不行。
所以打骂领导这种事情在中国很少发生，在印度的工厂里发生了，我们中国人看不懂，当地人觉得这很正常。他们会觉得你就不应该提拔这样的人当领导，所以后来没办法把这个小伙子调到一个边缘部门，但是还是解决不了问题，结果这个小伙子最终是黯然离去。
但是你可能说这只是一个个案，但是它说明了制造业这件事情，不是表面上我们看的一些人口、规模、年龄，我们更应该看这个国家内部的组织样式。
所以徐弃郁老师直接给了我答案，他说：印度在全球供应链中替代中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印度社会内部并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它没有嵌入全球供应链的战略决心。
我是通过这个故事提示我们观察中国的角度，必须开始重新观察中国的内部。
经济学家何帆老师，今年在他写作《变量3》的过程中，我去请教了他。
他说，今年他的观察重点，确实也集中在中国社会内部的组织方式。
何帆老师说一个国家，其实就跟一座桥一样。桥修得越大，跑的车、过的人就越多。
但问题是，桥越大，桥的内部结构就越重要，桥内部的结构化、组织化水平就决定了它的承载能力。否则，桥的自重都会把它压垮。更别提跑什么车，过什么人了。
那中国内部结构到底怎样？中国人是以什么方式组织起来的？
我们来看个例子--联想的武汉工厂。联想的武汉工厂是湖北出口额最大的一家制造工厂。
过去一年发生了什么？
武汉人印象特别深，1月23号武汉封城，大家不要以为在武汉所有人都待在家里了。
2月份因为联想工厂生产电子产品，所以他们就琢磨2月底开始筹备复产、复工，3月31号这家工厂已经有1万人在生产线上工作。
因为我们听到的是武汉是4月8号解封的，但是3月31号，这一家万人工厂就已经轰隆隆地在开工了。
在采访这家工厂的过程当中，厂长齐跃告诉了我很多有趣的事儿。
他说：我们在最巅峰的时候，一天要招1000人。
因为电子生产线上的工人是有要求的：首先得认识英文字母，否则那个机器那个按钮你都不知道是什么功能；
其次，要有基本的数学能力，因为每次交接班都要进行数据盘点。
齐跃厂长告诉我，这样的工人的规模只有咱们中国能够招得到，中国这么多年来上过电子产品生产线的工人，全国大概1000多万，湖北本地至少几十万。
今年，疫情来了，他们原本要南下或者东下打工也没法去，就留在湖北本地，所以招工特别容易。
但是，他告诉我联想在海外，比如墨西哥等等国家都有工厂，在那些国家，一个工厂想招到1000人，都是天文数字，几乎不可能。
当时，在疫情期间工厂招工，需要组织核酸检测，这是最起码地，1万人的核酸检测要有人引导，有专门的场地，护士等等。
齐跃厂长跟我说：当地政府全给干了，我们工厂没操什么心。
而同样是在联想的海外工厂这件事你想都不敢想。
万一查出一个发热的往哪送？这会严重影响那些海外工厂，企业简直是孤军作战。
第三，1万人的工厂工人要上班，下班回武汉的社区，他们分散在周边的好多个社区居住，第2天还要上班。
而在武汉这就没有问题，因为社区的防疫措施十分完善。但是，在海外的那些工厂内部做的再好没有用，工人一下班，口罩一扔，第2天来上班，谁能保证身上没有病毒？
所以公权在社会里的一个工厂是没法运作的，而这个问题在武汉不存在。这家工厂在武汉解封之后，一直到现在，1万多人零感染，这家工厂6月份还上了新的生产线。
武汉当然不只是这一家工厂，我们以为这个地城市已经被封禁了，但是有多少这样的工厂在生产，一季度武汉的GDP掉了42%季度一解封就追平了，强势增长。
现在，我了解到的是前三个季度的数字，武汉的GDP又在全国排进了前10。
武汉政府说：我们这一年，好不容易，真的从风暴眼变成了风向标。
谢谢武汉人。
通过这家工厂我要表达的是我们要从内部、从本土来重新解读这个国家，我们看到的是中国超强的社会组织能力。
我们不妨再来看几个微观视角。
今年我们的团队采访了一位很普通的武汉的居委会主任，武汉市洪山区东湖风景区街道新城社区的主任陶久娣。
陶主任手下12个人，但他们服务了12,765个人，这些居民人因为疫情在家，所以他们的吃喝拉撒、他们的健康问题以及在家产生的心理问题，都由这个居委会来负责。
很多人说：这不可能，12个人怎么可能服务这1万多个人。
不止如此，这12个人仅仅是网络的枢纽节点而已，其他的资源可以往里汇集，比如当地的一些商业设施，这些社区的物业，服务人员。这39个人，在疫情期间就归陶久娣书记这个网络去分配资源，但的确是不够的。
还会有社区的居民不断地涌入到这个网络之中却，还有42名下沉干部。
下沉干部就是政府，包括一些国企银行邮局那些工作人员，大多数都是党员，这时下沉到社区也归陶书记这个网络来分配资源。
此外，还有基层政府，还有周边的商业设施和企业，遇到问题仍然可以呼叫支援。
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个居委会的例子？
因为居委会没有多大的权力，但是你会发现在武汉疫情的封城期间，大量的资源向这里汇集，在这里分发，这才是中国社会网络那个基层组织运行的真相，全国有多少这样的基层组织啊？
城市居委会109620个，还有发挥类似功能的村委会，533073个是这样的基层组织，在几乎没有权力色彩的情况下，汇聚资源，分发资源。
我再跟大家聊一件今年我听到挺有意思的事。
出版人张立宪，《读库》的创始人，江湖人称老六。
他今年干了一件事，就是把北京的库房搬迁到了江苏省南通市，他回来就跟我们这些朋友聊天：南通当地的政府服务有多好。
因为他叫六哥，老六，所以他选择2020年6月6号在南通搞开业典礼，来了很多朋友。
那这些朋友就跟他开玩笑说：六哥，不对，我看你这库房是2号库？你不是啥事都图个6吗？你看你开业都是6月6号。要不跟当地政府说说，把这库号改成6号。
这本来是一句玩笑，但是就是六哥盛赞的当地帮他忙的那些基层的政府官员，比如南通开发区社会事业局的局长唐敬华说：话不能这么说，服务我们可以做，但是这个库房的标牌不能瞎改，原因很简单，这个小区是外资的，我们跟人签了合同，标牌管理是人家企业的权利，我们政府不能瞎管。
这句话道理很简单，服务归服务，资源的边界归资源的边界。
这个故事和我们过去对于中国基层政府的印象，是不是稍稍有点不一样。
我们是拥有权，它运行的真相其实不是靠权力不是在分配资源全力，他是在培植一种连接网络的能力，这是我们中国人才会有的体感。
今年还有一件事也挺有意思的，前不久我跟跟人吃了一桌特别“豪华”的饭，这豪华不是饭菜，而是吃饭的人。
光院士就有两位，我们华科的书记和校长--邵新宇书记，机械制造专家；李元元校长，金属材料专家，两位都是院士。
但两位大院在饭桌上不是聊科学，不是聊学校治理，他们在发愁怎么推销出去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的茶叶。
因为华科和临沧市临翔区对口扶贫单位。一个书记、一个校长掌握的权力不小，但是他没有权力用华科的钱你茶叶给买了。
他能做的事情是什么，仍然是在网络上下功夫，比如推销帮助他培植这个节点在网络中的那个位置，那个强悍度。
今年，有一位很著名的投资人李录在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了一个观点：孤身来到一个城市，那些基础设施是“为”你做好的。
比如一个外地企业家来到武汉，在这里投资办厂，当地的土地问题，修桥造路问题，六通一停问题，组织劳动力的问题，优化税收制度的问题当地都会解决，甚至政府都会购买这家企业的首批产品。
企业家只需要干好你自己擅长的事情，然后给政府贡献税收。
书记和我说：这样，咱俩分个工，你好好写稿子，准备晚上4个小时的演讲，剩下来的这些事交给我，我们光谷的队伍来帮你干，你就安心干自己的事儿。
我享受到的也是这种总部式服务。
今年其实还有一个挺有趣的瞬间，我和一位同事在某个机场下飞机往外走时，突然他跟我讲：这儿有块牌子。这一块。理解痛才算是理解了，中国唉，什么牌子这么神奇？外国人要了解了，他才算了解了中国，中国就是这么一块牌子--叫党员示范岗。
我们以后再遇到一个外国人，我们可以给他出一道题，请问：在一个公共服务场所，中国人看见一个服务窗口出现了这么一块牌子，请问中国的老百姓是更愿意到这个窗口排队？还是更不愿意到这个窗口排队？
我不知道这些外国人会怎么回答，反正我们中国老百姓心里当然知道那个答案：这块牌子，它只意味着坐在这块牌子后面的人劳动技能更成熟，服务态度更好，我有脾气m他不敢有脾气，仅此而已。
所以这块牌子背后是一个网络支持下，我们中国人做自己的事儿，有了更多的助力资源。
这样的组织样式站在外面你看不懂的。
2.中国网络：多维度，高强度，高弹性
所以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是在共享一个叫中国网络：多维度，高强度，高弹性。
我们理解不了中国的网络，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个国家的纵深，无法理解在2020年这样的情况下它体现出来的那种灵活多变，以及强韧和不脆断。
说到中国这个网络，它也不是一个封闭的网络，只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网络，它是一个项圈。
如果你是一个外星人，你凌空一看经由中国这张网络输出的是5亿吨的原油，3亿吨的煤，是14500亿美元的机电产品，20亿美元的家具，20亿美元的家具和530亿美元的钢材，这是我们这个网络和全世界的真实关系。
实回到我们中国人的体感，什么叫网络？
就是我们干自己的事儿，我们追求自己，我们追求自己的幸福和目标，我们愿意和很多人在一起，和邻居在一起，和亲人在一起，和彼此认同的人在一起，甚至和全世界人在一起。
我们和全世界人一样愿意安居乐业，愿意达成自己的目标，只不过我们中国人稍微多了那么一丢丢的色彩，就是我们愿意彼此支撑，这不就是网吗？
其实是我们相信这么4个字：吾道不孤。
三、个人财富
刚才我们谈的是中国经济未来会好。其实这个共识很容易达成。
今年真正不容易达成的共识是什么？是我自己未来会好吗？
1.困在系统里面
很多人对国家很有信心，但是对自己其实是挺担心的。
2021年可能每个人遇到不同的挫折，也可能是感受到新技术对我们这代人生命的那种冲击。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2020年，我们感受到个人命运担忧的那个最大的共同的话题是什么，你可能听到一个词叫“困在系统里”，准确的说就是困在那些数字化的系统里。
刚开始是一篇讲外卖小哥的文章爆了，然后，各种各样的困在系统里就出现了，好像谁都困在数字化的系统。
反正当年我是看过一则广告是招外卖小哥的，也是那些大平台发的广告，说话啊，干外卖小哥多好啊，假如你不自由就来送外卖。
如你不自由就来送外卖，骑车在春天的风里很暖和。但是今天你即使你不干的，那小哥你也知道一顿饭。在哪儿取？送给谁？系统会告诉你走哪条路。
用多长时间系统会告诉你，如果你胆敢超了一分钟，你会面对什么样的处罚系统可以告诉我，而且这个处罚还不是由你一个人承担，你的伙伴会因此吃到什么样的连累，系统也会告诉你。
外卖小哥真的被困在了那个数字化的系统里。
一开始，3公里60分钟，但是这个数字到2017年缩减到了45分钟，这个数字到2018年缩减到了38分钟。
我们订餐的人当然吃到越来越快，但是外卖小哥真的被困在了那个数字化的系统里。
其实也不仅是外卖小哥疫情期间，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受，虽然上班了，但是不能去办公室，我们只好在家里呆着。
在家里呆着更自由吗？当然不是，是各种各样的系统。
早上，你没有洗漱停当的时候，他已经在系统里干各种各样的工作了。
你以为公司员工这样吗？我今年见过很多老板，他们也觉得困在数字里的。
原来文件到他的案头，什么时候批他自己说了算，现在，数字化系统把文件流转到他这，他没有批，所有的员工都看得见，老板好像也不太幸福。
几乎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感受。
那么请问，我们每个人真的被困在数字化的系统里吗？
2.分化：对事负责，还是对人负责
数字化这个词当年是显得多么的美好，数字化带来清晰带来透明，带来高效。
而2020年我们突然觉得，数字化居然是意味着紧张压迫和身不由己。
所以每个人都在思考了，系统这么庞大，我该咋办？
香帅认为，第一，至少在中国，数字化至少被加快了6年。第二，数字化会加速我们这一代人的分化。
请注意这个词--分化。
那下一个我们关心的问题自然就出来了，什么导致分化呢？
同样是在数字化的系统里，为什么有的人好，有的人就不好，有的人被困住，有的人就能脱出牢笼？
香帅老师给了我一个答案，她说这个分化是命运的分水岭，如何分化，只取决于你到底是对事负责还是对人负责。
举个例子，今年我听到了一个特别让我自己开脑洞的事情。
大家看到这句话叫“把图书馆搬进教室”。
什么意思？李奇慧校长北京十一学校的校长，李校长当年到北京时，大部分书全部送进教室，让学生看书更方便吗？
校长跟我说，我的初衷是为了改造一个职业，图书管理员。
他说：我问了我们学校的图书管理员一个问题，假设有一个学生特别爱读书，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把书给拿走了，请问你怎么办？
图书管理人员说：那还用说，这是违反校规校纪，严肃处理。
校长说：校规校纪咱先搁一边儿，你不觉得你作为一个图书管理员，一个孩子爱读书到这种程度，你现在要惩罚他，你站到了读书人的对立面，你不觉得这事有点荒谬吗？
接下来校长说了一句精彩的话，他说：咱们得想，图书管理员到底是对书负责还是对人负责？你觉得自己是图书管理员，你对书负责，你对规章制度负责，那很好办啊，书最好没有折角折页没有写写画画，保持整洁。图书管理员这就是对书负责的样子。
你想，一个只会对书负责的图书管理员是什么结果？
不就是几点开门几点关门吗？怎么借怎么还嘛。就靠这一个技能，他将来不被什么人工智能替代，谁被人工智能替代啊？
所以校长要把图书馆里的书放到教室里放着，有什么结果大家想想，这个图书管理员要疯了，他忙死了。
这个老师这个星期在上什么课题？这个课题需要配进去的书是什么？每种书什么数量？现在关于这个学科这个话题，市面上的哪些更好的书？这些好的书出来之后，我怎么让那些网站以最快的速度找出来？淘汰出来的书，我把它放在哪里？
大量的挑战开始出现，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些挑战背后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来自于大活人。
所以这个图书管理员面对的是大活人的那种无止境的纷繁复杂，甚至是不讲道理的需求。
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这个图书管理员他的本事一直在涨。图书管理员干好了之后什么结果，他可能就变成了阅读课的辅导老师。
他对书对人能这么负责，他也许就能开个书店，他也许甚至自己创立一个出版机构。
所以我们经常说自己困在系统里，是系统困你吗？
你只需要在心念中做一个转念就够了，你是对人负责，还是对事负责，这句话真的2020年印在我脑子里。
3.让数字化成为你的跳板
我们再回头来看看，数字化系统真的像我们以为的那么狰狞吗？
其实也不是。
人类和机器和数字打交道其实也不是今天才开始的。
23年前我们就知道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被IBM的深蓝击败。但是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仅仅第2年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巴罗夫就杀回来了，他说：人数和机器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换一种玩法不就完了吗？
就是人和机器组队和其他的人和机器组队，咱们大家再比赛。当时，他说：机器的胜利一如既往，也是人的胜利。
这句话其实理解起来其实很简单。
比如，人会跑步，有一天我们发明了一个机器叫汽车。我们跑不过汽车，你会感慨人被挫败了吗？或者感慨被汽车困在系统里了吗？
不会，你马上发明了一种新的比赛，就是人加汽车的比赛--赛车。
就这么简单，机器再厉害不会对人造成威胁。
我还记得王朔小说里面的一个桥段：有一个人站在大街上说，谁敢惹我，旁边一个人站出来说我敢惹你。这个人又站出来说，谁敢惹咱俩？
这就是我们和机器的态度，我们和它共同进化就行。
所以面对那个看似很吓人的系统，我们可能只需要掌握一个方法：背靠系统面对人。或者我说的更直白一些，叫越过系统，我们看到人。
现在，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系统在用，比如，我们公司用的企业微信现在好大。在过去，你作为一个编辑，交接课程的进度，各项事务的进度，仅此而已。
但是在今天的企业微信里面，有一个就是我今年才发现的功能：一键继承。就是这一家公司服务和各位老师的所有过去的记忆的那些细枝末节，那些通路，你全部可以继承下来。
比如，老师是愿意上午写稿，还是下午写稿？写稿的时候是爱喝茶，还是爱喝咖啡？爱用1号棚，还是6号棚？这位老师拖不拖稿？一般拖稿拖几天？什么招催稿比较有用？
系统全部知道，你继承下来之后，你马上知道这个人的全部细节。
这意味着这家公司过往的全部经验成为一个整体的大脑，由你共享，你只要心思是在我要服务好老师。
那这对你是好处还是坏处？系统对你是狰狞还是和善？
所以前两天我就在跟我同事说，我说：作为一个有上进心的这一代年轻人，数字化系统生活在这个时代挺幸福的。
我作为一个有上进心的人，愿&
注：本文系作者 admin 授权融媒体发表，并经融媒体编辑，转载请注明出处和本文链接
就是因为病人多，专家少，你还要抓？如果你是一个专家，一天12小时不吃不喝不上厕所给20个病人看病，可是外面排队的病人有100个。
就是因为病人多，专家少，你还要抓？如果你是一个专家，一天12小时不吃不喝不上厕所给20个病人看病，可是外面排队的病人有100个。
就是因为病人多，专家少，你还要抓？如果你是一个专家，一天12小时不吃不喝不上厕所给20个病人看病，可是外面排队的病人有100个。
就是因为病人多，专家少，你还要抓？如果你是一个专家，一天12小时不吃不喝不上厕所给20个病人看病，可是外面排队的病人有100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