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这些年来中国企业家和富豪以校友身份为母校捐款百万到上亿的案例相当多，校友个人捐赠金额、捐赠率也是屡创新高。
前两天，阿里集团马云携阿里17位合伙人向浙大教育基金会捐赠5.6亿人民币，用于支持设立“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发展基金”。这不是他第一次捐赠教育，2015年还曾向他的本科母校、杭州师范大学捐赠1亿元人民币，设立“杭州师范大学马云教育基金”。高考季，听到这样的正能量新闻实在舒爽。实际上，这些年来中国企业家和富豪以校友身份为母校捐款百万到上亿的案例相当多，校友个人捐赠金额、捐赠率也是屡创新高。
十年前，中国高校办学资源中来自校友的捐赠还很少，今非昔比。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2017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国高校累计接受校友捐赠总额突破230亿，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问鼎2017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前三甲。
“母校是什么？母校就是那个你一天骂八遍，但是绝不能让别人骂的地方。”明星校友们的“母校情结”更不只是说说而已，而是化为真金白银，熊新翔、黄怒波、雷军、马云、唐立新等均是其中的代表。尤其是“隐形富豪”、博恩集团董事长熊新翔，在母校电子科技大学60周年校庆之际捐资10.3亿元设立了“博恩教育发展基金”。校友捐赠已经成为评价世界一流大学教育教学质量、工作成效和凝聚力的重要标准。
《2015年中国企业家公益行为研究报告》（中国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
成绩虽然喜人，但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的校友捐赠比例仍然不高，占整体办学经费的1%左右。对比国外，捐赠是重要的经费来源，普林斯顿大学办学经费中校友捐赠率达68%，哈佛大学为五分之三，耶鲁大学为三分之二。可以说，在欧美乃至日韩等国，一流大学几乎都源自捐赠。
与“自己人捐给自己人”形成对比的，是“自己人捐给外国人”：
2006年，科进公司董事会主席及CEO谢明捐款3500万美元给南加州大学。
2010年，高瓴资本创始人张磊捐赠888万美元给耶鲁大学，这是耶鲁管理学院历史上最大一笔捐赠。
2014年，SOHO中国创始人潘石屹捐款1500万美元给哈佛大学。
2014年，香港富商陈启宗和陈乐宗兄弟，捐款3.5亿美金给哈佛大学，成为哈佛创校378年来最大的单笔捐款。
2016年，盛大创始人陈天桥向美国大学捐赠1.15亿美金。
……
上述事件都曾引发巨大争议，褒贬不一。为何中国高校的校友捐赠水平弱，又多次出现“自己人捐给外国人”？大概不外乎三类原因。
首先是历史，欧美国家的校友捐赠文化历史悠久，中国只是刚刚起步。
牛津大学创立于1096年，剑桥大学成立于1209年，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办学资源除了政府拨款、学费，就是校友捐赠。国内多所高校可见“逸夫楼”，这种企业家捐赠建设的教学楼冠以企业家姓名的情形早在斯坦福等欧美高校中有先例，如“惠普楼”。捐赠资金用于教学楼、研究经费，还有奖学金、教师薪资等，捐款对保持高校科研水准和竞争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据统计，截至2012年，邵逸夫共捐赠内地教育47.5亿港币，捐建项目超600个，“逸夫楼”近3万座。
不过，欧美的校友捐赠文化并非全然是“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的规则，比如所谓的“用钱换入学名额”。捐款是私立大学的立身之本，他们喜好招收四类学生：智力超群的天才，官二代，明星和名人二代，以及富二代。招富二代的意义很明显，就是和有能力为学校提供巨额捐款的富豪家庭建立联系。换言之，有智商的出智商，有钱的出钱，如是，便能保持世界一流大学的地位，也算是一种“存在即合理”？
其次，捐赠这件事，除了饮水思源的感恩，也有特定的“私心”，都无可厚非。
校友无论国籍，都想反哺“影响自己一生”的母校，比如高瓴资本创始人张磊、科进公司董事会主席及CEO谢明。盛大创始人陈天桥选择在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研究历史悠久的加州理工学院出资支持神经科学研究，若以世界主义的思维观之，是件造福全人类的好事，他说，“我并不是说自己有多么高尚，就是要做对人类有意义的事。”至于潘石屹捐款1500万美元给哈佛则是“专款专用”，这笔钱用于资助在美国求学的中国贫困家庭学生。
进一步讲，国外有观点将慈善称为社会的三次分配，比尔·盖茨、巴菲特等顶级富豪捐出了几乎所有的财产做慈善，从这个角度看，校友捐赠只是慈善行为的一小部分。以香港富商陈氏兄弟为例，不只向母校哈佛捐款，也为南加州大学、麻省理工等美国高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捐过款。陈启宗说，他家的传统是钱不留给子孙，要用于更加重要的公益事业。
再者，国内高校接受社会捐赠缺乏一定之规，也缺乏专业的人才，容易受外界因素干扰。
中国高校行政化被诟病已久，如果延续行政治校，捐款的使用方式和流程无法公开透明，必然导致捐款人持观望态度，信任不够，行动上止足不前。在美国，募款是大学校长的要务，而中国大学校长很少愿意“屈尊”去找钱。
此外，尽管国内2000多所高校中有1/4左右成立了教育基金会，设置了专门的捐赠和校友工作队伍，但运转得不专业，导致募款对象仅限于富豪校友，将广大普通校友排除在外，削弱了个人捐赠的参与度。
历史、文化和制度因素的叠加，总体上降低了中国高校办学经费的社会捐赠水平。改变现状，也要从文化、制度方面入手。
近年来，校友捐赠已经得到了国家的政策背书。2015年11月，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总体方案指出，“高校要不断拓宽筹资渠道，积极吸引社会捐赠，扩大社会合作”。主旨明确，就是鼓励高校从社会汲取办学资源。
校友捐赠可以补充高校办学资源，并与中国高校的去行政化改革互为促进，摆脱行政因素和个人意志因素，推动学术自治、教授治校，让“自由精神、独立人格”的大学精神得以重生。校友捐赠也是建设校友文化的重要部分，关于轰动一时的“高瓴资本创始人张磊向其硕士就读学校耶鲁捐赠888万美元”，常年关注校友捐赠体系建设的潘庆中教授认为，“因为张磊觉得耶鲁对其人生的影响很大，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大学培养学生的时候应该让学生更多地受益，而不仅仅是让学生入了大学的门而已”，诚哉斯言。
水到渠成，是校友文化的题中应有之意。高校与学生间的“母子”关系，不局限于几年在读时间，而应该成为绵延一生的缘分。
校友文化不等同于捐赠文化，更不等同于精英校友文化，而应成为建立在校友身份认同和校训精神认同前提下，荣辱与共、和谐共生的强黏性社群文化。校友文化的成型有助于打破浮躁的“大学鄙视链”、“学历鄙视链”和高校内部畸形的“职称鄙视链”，夯实基于校友身份的共同体，让每位校友都能以母校为荣。
任何一名校友，在健全的捐赠管理体系运转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无论捐100元还是1个亿，都能为母校尽一份力。校友会组织不能只盯明星校友，而应关注每一位毕业学生的成长，才能真正凝聚人心。前段时间有一则新闻“人大毕业生嫁深山沦为赤贫”引爆社交网络，抛开当事人伍继红自身的问题，面对伸出援手的人大校友，她的一番话令人动容，“有了老师、同学，在精神上，我有了向上的力量。重拾专业，我就有了向上的资本”，这不就是校友文化的力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