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这种尴尬的原因，主要是“混”得实在太背了。有人说，西安是中国知名城市里最落魄的一个；还有人说，西安创造了中国城市的历史落差之最。
最近两年，西安得到的政策“照顾”有点多。刚刚，西安又获批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知乎上，论坛上，很多地域党打口水仗。西安PK郑州，长沙叫板武汉，在这其中，西安曾经是最灰头土脸的一个，除了用厚重的历史文化掩面，论起经济数据，常常都有“你们继续聊，我有事先走了”的尴尬。
造成这种尴尬的原因，主要是“混”得实在太背了。有人说，西安是中国知名城市里最落魄的一个；还有人说，西安创造了中国城市的历史落差之最。
在一度发展滞后的困窘下，西安打造“全球化大都市”，甚至当时争取“国家中心城市”时，都免不了有人说风凉话，总结为一句话就是：西安凭啥？你看XX市都没资格。
而今，大西安终于获批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庆祝，自然该庆祝，但须明白，全中国的眼睛看着，压力才刚刚开始。
九大国家中心城市 西安实力垫底
此前，全国共有8个国家中心城市，据《2017国家中心城市发展报告》评估，其先后排序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天津、武汉、成都、郑州。
作为大西北的龙头城市，关中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从区位来讲，西安列入国家中心城市是理所应当的。譬如，国家中心城市有五个标准：一是国家组织经济活动和配置资源的中枢；二是国家综合交通和信息网络枢纽；三是国家科教、文化、创新中心；四是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这四点，西安都勉强能达标。但是第五点，国家城市体系中综合实力最强的“塔尖城市”，这一点，经济实力无疑是硬杠杠之一，西安相比其他八位成员，都知道，总体差的还有点多。
2017年西安GDP终于突破7000亿大关，这其中，西咸新区的数据贡献不可忽视；而前八位排名最末的郑州，2015年就已跨入7000亿大关。
再看上市公司，截至2017年底，西安上市公司共计33家，总市值5100亿元，虽然超过了郑州，但与成都相比，后者有上市企业71家，总市值约8000亿元。再看武汉，截至2017年2月，其上市公司58家，市值高达7777.18亿元。
考虑到西安上市公司中，国有企业占了大部分，且多数分布能源、化工、装备制造等等传统行业，其在经济新常态的竞争中，难免后期乏力的隐忧。与之相对应的现实是，西安几乎没有什么叫得响的民营品牌，特别是在互联网+等新兴领域里，常年扮演吊车尾的角色，联系到其科教资源全国领先的优势，真是不要怪别人吐槽。
红利之下 西安当有大忧患
接上面的表述，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九个城市其实都有机遇。
就西安而言，不要说和东南城市比，甚至相比成都，营商坏境仍有很大追赶空间。譬如政府服务、行政效率、招商引资的政策滞后等等，不一而足。
但万变不离其宗，归根结底，都可以找到意识身上去。这样的归纳，看似简单粗暴，但反映的就是一个简单粗暴的事实。就像决定两个摄影者差距的，不是镜头，而是镜头后面的脑袋。这种意识的滞后，常年经由政府滞后呆板的服务，已经渗透到许多企业的思维中。
比如去年9月，中央发布弘扬企业家精神的《意见》后，广东、浙江、四川等省份的企业界几乎第一时间就有所反应，且讨论话题紧密联系本地发展。
而陕西乃至西安企业，直到国庆后才不紧不慢冒出几条声音，在互联网+的当下，反应滞后快有一周时间。这也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民间对国家政策的谨慎和慢热，土话说就是“瓷”。
而这种“瓷”，除了传统思维的桎梏，当然不乏过去官员思维保守、政务滞后，对企业创新氛围的抑制。
▲大西安都市圈
生物学上有个著名实验。将一只跳蚤放在一只倒扣玻璃罩里。一开始，拍击桌面，跳蚤会奋力跳起，碰到罩顶上，如此重复几次，跳蚤学乖了，降低起跳高度。随后，不断降低玻璃罩，直至玻璃罩高度接近桌面，跳蚤已无法起跳了。这时，取掉玻璃罩，再怕打桌面，跳蚤已经失去了起跳的欲望。
对西安来说，这玻璃罩，就是培植了安逸意识的秦岭与城墙，官员与民众头脑里挥之不去的秦岭与城墙。跳蚤恢复跳跃的意识，需要时间；西安目前仍在掀罩子，遑论之后的恢复期。因此，获批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带来的除了红利，更有时不我待的警钟。
追赶超越 西安能否重现“冷娃精神”
西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肯定需要加快追赶超越，但这不能希冀于先进城市陷入”瓶颈期”。这样的发展，即使后来居上，恐怕也无法触发西安“质变”。换句话说，兔子睡了一觉，被乌龟追上了，并不代表乌龟就成了兔子。客观来看，全面开放下的争先恐后，恐怕也正是西安今后要面对的常态。
▲西安交通将迎来新契机
过去30年，广东人凭着“敢为人先、务实进取、开放兼容、敬业奉献”的广东精神，在中国最南部的17.9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种下一片高速发展的经济绿洲；而今，西安人同样需要“敢为天下先”的闯劲。
一位本土经济学家曾有个提法，“冷娃精神”。秦鉴君觉得，其所承载的认真和闯劲，仍是当前西安人普遍稀缺的。
过年一年，大西安强力推行的“三大革命，”乃至举办全球西商大会，建设“硬科技之都”，在以前，恐怕都会被视为“脑洞大开”之作，但实际上，这些创新之举都是对传统秦人“冷娃精神”的遵循与再现。
不过，仅仅靠前述“提纲挈领”的动作还不够，后续是如何在大西安框架中持续生产出血肉，让城市活起来，让企业的能动性充分发挥出来。
也就是说，“大西安”建设的前半程是让政府打破僵化思维，后半程则要靠广大西商和西安人打破僵化思维，变成大西安企业建大西安，大西安人建大西安。
再具体一点说，西安经济弱源于产业弱，产业弱源于企业弱。其关键，在于要让一批批企业在宽松的营商环境中快速成长。而这，首先仍然离不开政府部门的积极引导。
比如，市委书记王永康在西安市鄠邑区调研时遇到一家医药企业，这家公司在2016年的销售收入接近9亿元，当市委书记询问该公司有无上市计划时，企业负责人竟纳闷地说，“不知道上市有什么好处。”经过西安市金融办屡次做工作，这家企业才认识到资本市场的重要性，如今，证券公司已经进场对其进行尽职调查。这种主动服务，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
再延伸说，除了让企业放开胆子，打开思路，还要鼓励企业家敢于试错。所谓创新即创造性地破坏，有尝试也便必然有失败，只有尽可能降低企业失败的成本，为企业创新的空间开道，孕育新的产业，迸发新的生机才能成为可能。
而要做到这一点，本土官员和制度首先要勇敢起来，这也意味着亟需更多将工作视为事业的干事性领导、干部，用制度将领导干部的能动性催动起来，不再单靠一两位领导喊一声，动一动。
那样的大西安，才能说有了质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