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军离开东北十几年，电影越来越抽象，但少年时的鹤岗小城依然是他最重要的叙事空间。东北苍凉的故事依然是他们不舍多说的创作素材。
最近几年，双雪涛、贾行家、班宇和郑执四位东北青年作家受到了文学界和大众的关注，再加上电影界的耿军、张猛等人，“东北”作为一个叙述对象，成为这几年文化领域的热门话题。
在新书分享会或很多场合，双雪涛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和他探讨文学的人有，但更多人更愿与他探讨东北、铁西区和常常出现在他小说里的那个“艳粉街”。
双雪涛、贾行家、郑执和耿军的“一席”演讲在互联网上被大量转发，话题中涉及的东北现实也一次次被关注、被讨论。
沈阳市铁西区工业博物馆里，被展示和参观的机器。（蔡小川 摄）
无论是写作还是演讲，真实或是虚构，这些创作者们所讲述的故事都有一个大背景：1986年，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成为新中国第一家破产的公有制企业。那是一个起点，高潮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中国大批国有和集体企业减产、并轨、破产、倒闭，就像万有青年旅社在《杀死那个石家庄人》里唱到的，“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在改革的阵痛中，失去工作的数千万人不得不重新寻找生活的出路。
东北是重要的工业基地，在这次改革中受到了最大冲击。也是从那时起，东北，这个“共和国长子”褪去了一身荣耀，渐渐没落、凋敝，一度成为大众认知中经济落后，黑社会猖獗，贪腐、犯罪丛生的地方。
眼前这些作家和导演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那些深陷困境的人和事充斥着他们童年或少年记忆，并最终成为他们最重要的写作素材。
1990年，在铁路道口等候通行的下班工人 | 图：视觉中国
就像贾行家在口述部分所说，“这些年有一种在全息环境里的感受。'观察'这个词有点重，其实我一眼也没看。我只是清清楚楚地知道发生的事情，我看到的和看不到的是有连续性的，我就坐在中间。我不是从外部对哈尔滨进行观察的。很多写作者都离开了东北，有了距离，才把东北当成了一种被描写的景观。而我一直身处其中。每一天，每一个人，无时无刻不在构成这些。”
双雪涛却说，关于“艳粉街”的很多事，他都记不太清了，但“艳粉街”的生活和氛围内化为他内心世界的一部分。他说，“‘艳粉街’这三个字让我觉得熟悉，因此可以产生一些情绪，在写作中，它就像是一个抓手儿，可以让我抓着它往上爬。它也像是一个口袋，可以把很多童年的东西放到里面。它是有活力的、鲜艳的，是可以被书写、被塑造、被虚构的，它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
双雪涛（蔡小川 摄）
采访时，我们随班宇回到他的沈阳，他的铁西区。如今，这个老工业区已经早没了大烟囱，卫工明渠不再散发出一股臭味，建设大路北侧的几百家工厂也基本不在了，除沈阳热电厂和东北制药厂等几个大厂，其他幸存的国有大厂都已搬迁至开发区。那些工厂遗址被卖掉，一座座商业住宅和商场拔地而起。
尽管今天的老工业区早已面目全非，扫黄打黑也大见成效，但双雪涛笔下的艳粉街穷人、班宇小说里凋敝工人村、郑执的黑社会、下岗潮、命案、雪……相较于眼前的精装楼盘和购物广场，这批东北创作者作品中的符号更符合大众对于东北的想象。
这或许是他们的作品能够被大众接受的一部分原因，现实也好，刻板印象也好，他们作品中所呈现的东北，有一部分是大众熟悉的，人们找到各自熟悉的那扇门，进入了作家和导演的东北叙事。
工人村曾经的生活场景（蔡小川 摄）
如果能把这些青年作者的崛起视作一种地域写作现象，除了提供普遍的、符合大众需求的东北元素和故事之外，他们一定还贡献了些别的什么。
“文学有一定的延迟性，二十年后，当我们成人，有了表达能力，童年时期在我脑子里种下的这粒种子发芽了，这粒种子，正是我父母那一代人经历的残酷现实。”这是郑执的解释。
双雪涛说，上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下岗潮”是东北阶级分化的开始，他和他的家庭在这场分化中从市中心搬到了艳粉街，成为城市的边缘人。“家境的差别让我从那时起就产生了一种自卑感，当时就清醒地认识到，你无法和这个世界对抗，根本打不赢。我强烈地感觉到成人世界充满错误，包括他们教给我的东西和整个教育体系的运行机制。我的青春期叛逆不是非要往反方向走，而是对成人世界的思考。我当时还告诫自己，长大以后千万别忘了思考。”
在双雪涛的《跷跷板》里，曾经象征着工人荣耀的工厂成了藏尸的地方。《光明堂》里给穷人带来希望的牧师最终被杀。在班宇的《肃杀》里，叔叔让“我爸”去看球，和沈阳海狮队一起感受荣耀，重要的是别忘了带上下岗证--下岗职工看台票只要一块钱。郑执在《生吞》里提到了曾经沈阳的一项浩大工程“荷兰村”，那是贪腐猖獗期间沈阳最大的烂尾楼项目。小说里，罪恶在那得到清算。
郑执（蔡小川 摄）
将创作者简单以地域归类是不恰当的，尽管风格、故事有着很大差异性，但在今天的大众叙述中不常出现的反思性以文学的形式不同程度地出现在了这批东北青年创作者的作品里。
如今，坐在“穷鬼乐园”里的郑执，看着那些正在老去的叔叔阿姨，寻找父亲的影子。班宇早已从躁动的九十年代沈阳地下音乐中抽离，但那时的人和事带他走进今天的音乐和文学世界。双雪涛生活在北京，但每个月都要回沈阳几天。贾行家也离开了哈尔滨，正式成为北漂。耿军离开东北十几年，电影越来越抽象，但少年时的鹤岗小城依然是他最重要的叙事空间。东北苍凉的故事依然是他们不舍多说的创作素材。
上世纪九十年代到两千年初的东北经验是特殊的，特殊性在于它的强烈和波及面之广，但这段时代经验绝不仅属于东北，每个人都能从中看到自己的生活，或者身边人的生活。
正如贾行家所说，“东北并不是什么特殊地方，人们说它的原因，只是舍不得说自己而已。”
作为东北人，本期#三联生活周刊#封面大使#雷佳音出生于辽宁鞍山工业区的一个工人大院，亲眼目睹了九十年代那一批“下岗潮”。19岁时他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离开了东北，在他的记忆里，“东北其实是一个挺有伤痕的地方”，所以他现在看东北作家双雪涛早期的作品《聋哑时代》，“他那种幽默的东西，写人与人的情感，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种撕裂感、惨痛感，我真的好几个段落看得哇哇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