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客传媒在电视节发布会上的重点项目也是当代现实作品，比如《人民的财产》《特战荣耀》《穿越火线》等，从片名就可以明显感受到正能量导向。
介质原因。技术原因。
这是过去一个月让中国娱乐产业无法言说的两大播出障碍。
本应5月20日播出的《权力的游戏》大结局是这轮风波的开始。接着是6月3日原定于浙江卫视、腾讯和优酷同播的《九州缥缈录》。到了6月14日上海电影节开幕，原定作为开幕影片的《八佰》也因为技术原因突然取消。
备受期待的《九州缥缈录》停播之后，一张无头无尾也无从求证的审查细则开始在社交网络上流传。
网传的一份笔记形式的审查细则。
“网传的截图实际上是开了通气会的人自己总结出来的经验汇总。有些看似苛刻，但实际上大部分都是影视编剧在创作过程中需要规避的常识性问题。”张晨说。她是一名编剧。她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如小三不能上位、不允许未婚先孕、男女主不能存在违法行为、不能从事和风月场所关联的工作等要求，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影视创作中的不成文规定。
这样不成文的规定还始终保持与时俱进。比如，在大热的《白夜追凶》之后，因为连环杀人案这种情节被认为可能会引发社会恐慌，此类情节已很少出现在剧集里。如今，国产剧集中的一个大类民国剧几乎都已不涉及历史、军阀斗争的背景，更多是《绅探》这样的探案剧和《老九门》一类的探险剧。古装剧须避免宅斗，年代剧中不能有涉黑等题材……这些禁忌也在近两年的影视作品立项中被特意避免。
翻拍的禁区
从张晨的从业者视角看，这份指导意见中更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翻拍剧的“新规”。
一直以来，对电视剧制作公司来说，相对于花费长时间孵化一个前途未卜的新原创剧本，风险更小的是选择投资已经拥有固定受众群的翻拍剧。即使剧集上线后口碑不好，也并不影响播出前的招商，因为广告主普遍看重IP效应。
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华录百纳2017年翻拍的《深夜食堂》。尽管该剧的豆瓣评分只有2.8，但依旧成为华录百纳当年财报中影视收入的主要来源。同样，对作为剧集采购方的播出平台来说，翻拍剧也是降低项目风险的选择。
2017年播出的翻拍剧《深夜食堂》。
但随着观众被越来越多相似的IP轰炸到审美疲劳，近几年的翻拍剧几乎没有称得上成功的项目。2018年豆瓣3.3分的《流星花园》、2.3分的《寻秦记》等翻拍剧不管从口碑还是播放量看，都很难让观众满意。
海外IP的翻拍则由于版权方对剧本的严格控制造成本土化难度高，这些都导致了翻拍剧难出经典。
“其实从创作的角度看，写好翻拍剧的剧本比原创还要难。如果想要结合新时代特点改编，一些简单人物背景的变动就有可能引起后续故事的大量变化，在平衡原著剧情走向和自圆其说之间有很大难度。”张晨说。包括张晨在内的很多编剧都认为，限制翻拍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起资本对原创项目的新热情。
“但应该允许人家已经拍摄的正常播出，不能让几十亿的投资血本无归。”《北京爱情故事》的编剧李亚玲在微博上说。
近两年，一部剧就拖垮一个影视公司的现象并不少见。比如唐德影视，因为《巴清传》的诸多问题和《蔓蔓青萝》等古装剧限古令之后迟迟不能播出，公司市值已经蒸发近50亿元。
现代剧、正能量剧排队赶来
“从版权购买的类型看，大概两三年前，现代题材的版权就已经成为了市场主流，特别是职场剧卖得最好。主旋律剧集也一直都是各家影视剧公司每年要占有一定比例的储备资源。”赵丹说，她目前从事版权买卖相关工作。在她看来，大部分“政策敏感度”高的影视公司从2015年就开始调整规划，2016年创作剧本，2017年投入拍摄，2018年、2019年这些项目会集中上线。
今年上海电视节的参展作品类别也可以证实这点。
“十八大以来，华策从内容战略上做了积极主动的调整，紧扣时代主旋律，弘扬正能量的作品目前已扩大了30%以上。”华策影视创始人赵依芳在上海电视节的行业论坛上表示。《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发表之后，华策就已经开始加大主旋律作品在集团的产品比例。
而古装剧在今年的电视节上几乎消失。在网传的多份“史上最严限古令”被报道之后，古装剧虽然并没有一网打尽，今年《新白娘子传奇》《听雪楼》《白发》都相继播出，但是未来这一题材将受到严格控制已经成为影视公司的共识。
“古装的翻拍，尤其是武侠剧的翻拍是被禁止的，正常的古装剧也会在数量、集数上调控，各个平台也已经在做调整了。” 慈文传媒董事长马中骏在电视节的媒体分享会上说。在他看来，今年将是现实题材爆发的一年，这类版权的价格一直在不断提高。
耀客传媒在电视节发布会上的重点项目也是当代现实作品，比如《人民的财产》《特战荣耀》《穿越火线》等，从片名就可以明显感受到正能量导向。
《九州缥缈录》的出品方柠萌影业今年的片单则主要集中在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小”系列上。
不过，尽管各大影视公司都在将现实题材作为卖点，这些项目大多还是以包裹着现实主义外衣的言情剧、职场剧呈现。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官网显示，2019年5月拍摄制作备案的都是现实题材电视剧。
现实主义题材对编剧的考验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中国，除非拥抱主旋律，现实主义题材更难做。
“不管从娱乐环境审查制度、电影学院的老师，还是公司老板，都没有给编剧们提供一个写现实题材的土壤。学生毕业之后迅速进入工业化流水线，成为一个编剧工人或者导演工人。”一位电影学院的老师说。
这导致中国能操作现实题材的编剧极少。
2018年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引发了对于医药行业的讨论。
2018年《我不是药神》的成功曾引发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这部多方面表现敏感问题的电影最终能成功上映，与强大的编剧顾问团密不可分。团队从创作上想办法规避，同时又尽量不让片子变得柔弱无力。比如在反派角色的设计上，电影将主要矛盾引向了医药集团，而没有提到药监局。
在故事的背景设计中，将时间点往前移到了2003到2013年之间--有经验的编剧都清楚，一旦要写一个涉及负面的现实题材，必须将所有时间点提到2012年之前。
《我不是药神》的另一个重大突破在于，在成功学统治社会的这些年中，这是第一部由一群失败者完成的一个电影。
作为主角的七个人没有一个是世俗意义的成功者。他们大都是道德上存在瑕疵的底层人--比如小偷、舞女、假药商等。在此之前，同样以边缘人物为主角的《无人区》就曾因为电影中没有一个好人的存在而被雪藏了4年，后经过修改才最终上映。也是吸取了《无人区》的教训，《我不是药神》对于边缘人物的尺度把握得非常精确。
“对于影视作品的限制，不管是广电总局还是电影局都没有出过具体的红头文件。有经验的编剧会想办法修改和规避，只要不触及原则性问题，细节都可以再沟通，能否过审与谁拍的、谁投资的、谁递的本子、在哪儿立项、领导是谁都有关系。”上述采访对象说。《我不是药神》在上海立项送审，就是一种吃透规则的做法。
但《我不是药神》的幸运不是谁都有。中国的影视市场几乎不追求现实主义才是现状。
一直以来，亚洲国家都面临社会转型，同时还隐含着东西方的文化冲突问题，这样的社会议题已经成为印度、韩国等国影视作品的重要基础。
但在中国，政策原因导致对现实题材电影的选材、处理和表现只能是有限度的，这让对于其他亚洲邻国本是一个“富矿”的题材领域变成了创作成本高而且风险大的地带。这种情况下，短视逐利的资本自然会避而远之，电影人就更难有机会在现实题材的创作中摸索和锻炼行业经验。
《第一财经周刊》2017年4月的封面故事《剧变》中，就报道过以《霸王别姬》和《活着》成名的编剧芦苇的遭遇。他为陈可辛创作的剧本《等待》因为涉及到军婚，等了15年依然没有过审，他的另外两部农民题材的剧本也一直无法投拍。
回到临时喊停的电影《八佰》。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八佰》取材于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中国国民革命军 “八百壮士”阻击日军的故事。该片投资超过5亿元。投资方华谊兄弟因此在第二天遭遇开盘跌停。
“对我们来说，很多时候上线即是成功。”张晨说。保证“安全生产”已经成为中国编剧最基本的能力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