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有关部门和网络舆论对于舆情的“认知堕距”的差异，给类似的重大舆情的走向带来了不确定性的风险。
“许Y”案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但是并没有成为过去式。
一方面，相关部门在简短通报后看起来一直保持沉默，但人们知道，在舆论的外部压力和科层制的强大系统压力下，相关的“运作”一直在悄然进行中；
另一方面，这个网络舆情在自媒体率先爆发后，传统媒体已经开始介入进行深度调查的报道--一度低徊的传统媒体和机构媒体正在寄望于舆论监督和深度报道实现王者归来，而县级丑闻将是绝佳切口和题材。许Y的家人也开始网络发声，向舆论求助。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情感伤害、一审13年的刑期，再加天价处罚500万，让他们不能不背水一战。
这场爆发于江苏这个东部发达省份的重大舆情，或许短期内将是个困难重重的事件，因为该案勾连了非常多的敏感因素。除了宣判文书吸引了网民、尤其是专业的律师群体的焦点关注，案情本身牵扯到众多官员，地方政治生态也引发各种想象。此外，还有一些情绪、观念性的舆情因素牵涉其间，人们会关注作为经济社会文化高度发达的江苏，如何应对这个严重伤害地方形象的重大舆情？在新闻和网民已经进行了“舆论审判”的情况下，如果未来的二审结果未能和“舆论审判”保持一致，未能满足网民情感诉求，这个舆情事件走向如何？
二审的结果显然会获得非常多的关注，并影响舆情走向。如果二审未能在法、理、情三者，也就是在法律、常识和网民情感情绪三者之间进行考察和平衡，并综合考虑，审判结果很难平息舆情，可能会继续发酵。
我们总结了很多网络舆情，会发现很多舆情之所以迁延日久，不能及时平息，除了线下矛盾未能根除，还在于存在一个舆论的“认知堕距”问题。也就是相关部门和网民的期望和认知是不同步的。一方面，地方政府希望该事件尽快了断、早日平息，无论是捂着盖着还是用什么手段，能尽早“摆平”就万事大吉，摆平就是水平；另一方面，网民和媒体倾向于多传、深挖，因为一旦将问题推到公共舆论场，成为新闻议题，安全就有了保障，问题就解决了一半。这种认知落差，反过来构成了舆情的传播机制和动力机制，导致舆情更大范围的蔓延。
正是由于有关部门和网络舆论对于舆情的“认知堕距”的差异，给类似的重大舆情的走向带来了不确定性的风险。类似“许Y案”这种涉及官员群体的重大舆情，其实给相关部门带来的挑战是非同一般的。
正如社会学家指出的那样，百姓和政府之间的矛盾产生，往往源于前者对于后者运作机制的一知半解。前者依靠想象，想当然地认为政府和官员应该怎样；后者务于实践，会理性地根据事件发展程度安排议事日程。美好期望和实际行政之间的错位常常导致误解和矛盾。就以许滟案来说，网民期待更高级的权威部门或高层领导就此发出声音、作出批示，然后快刀斩乱麻，惩处责任人，地方政治生态也快速激浊扬清，但这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在依法行政、科学行政的今天，主管部门即使很着急，但是也不好公开发声。尤其是本案涉及到法律领域，轻率发声将引来法律风险。传统的做法，是通过体制内的渠道进行内部提醒和警示，督促地方妥善处理好、不要恶化事态。但考虑到该舆情涉及到宣传部门、网信部门、法院等部门，由谁出面督促提醒也是个现实的问题。
在没有领导批示、没有调查组的情况下，地方承担着处理这种危机事件的全部责任。但问题是，一旦处理大权落在地方，浓厚的地方保护主义就会冒出来，又大概率会把事情搞得不好看。这涉及到舆情意识、媒介素养和权力意识问题等整体性的社会治理问题，对于地方肯定是个短期内难以改善的难题。
如果大家以此前发生的“原阳事件”为案例，会发现这种地方保护主义表现在，一旦遭遇重大突发事件，他们本能地会想到瞒着捂着，寻求以权力为主导的内部秘密的解决方式，比如对于当事人的强制封口；会对闻讯而来的外来媒体进行阻击和对抗，导致次生舆情；基层紧急向上求助，上级很大概率不会无动于衷；行政干涉司法也是个不言而喻的潜规则，等等。对于许Y案，一个已经出现的端倪是，有媒体报道地方已经为当事人指定了律师，而这一点家人并不知情，也不同意，但难以拒绝。这一点对于律师来说，又是一个新的舆情爆点，但是地方对此一无所知。所以当地方需要处理某个重大舆情危机的时候，我们建议主管部门邀请相关舆情专家参与指导，正如在武汉疫情爆发之后，中央派出专家组指导对外发布发声一样，会带来更为科学理性的决策效果。
上面谈的是地方处理这个重大舆情所面临的风险，而且这种风险是现实存在的。如果再考虑到，许Y舆情很大部分是由法律的判决文书引发的，地方政府和舆论期待存在显著的“认知堕距”，舆情也为地方声誉带来了污名，我们就需要警惕该案演化为“彭Y案”那样的社会沉疴：迁延日久，成为网络舆情的“慢性病”。
发生于2006年的“彭Y案”是中国的舆情史上绕不开的灰色存在，构成了一个灰色的集体记忆。作为一个灰色标签，它象征着那些由于不透明的信息机制以及由此引发的集体臆测，共同导致严重的意外偏差的舆情现象。该事件爆发的时代，和广场舞的兴起以及网络“阴谋论”的流行高度重合，这为我们今天理解这个事件提供了一个视角。在2017年《人民法院报》将十多年前的事件真相报道出来之前，关于“彭Y案”的真相历来说法不一。但是到今天，真相已经无关紧要，即便是权威媒体做了澄清，网络和社会进行了选择性的无视，两者对于该案及其社会后果已经做了盖棺认定。该案引发的道德混乱众所周知，老人群体遭遇了普遍的污名化，法院的文书开始成为网民的关注重点。也就是这个事件让我们再次认识到，一个负面舆情的爆发对于所在城市的声誉会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城市因此需要将舆情风险的管理纳入城市开放和公共关系的形象塑造的整体方案中去。但针对“彭Y案”作用于网络和社会的传播机制和影响机制，至今都没有进行认真的总结和反思，检讨我们应该吸取什么的教训，并指导未来的舆情工作。在我们看来，“彭Y案”成为一个传播偏差这么严重的案例，和舆论的“认知堕距”的存在是大有关系的。相关方面急于为此案画上句号，即使后来澎于相关的撞人证词已经传出之后，依然拒绝了媒体的报道，不再希望媒体“炒作”，而后者对此一度寄予厚望。
让我们再回到许Y案件上来。我们为何要警惕该案成为“彭Y案”？因为该案引爆点之一也是法院宣判文书，涉及到的众多官员都是一个个风险点，众多网民和媒体会希望从他们那里挖掘到更具新闻价值的亮点，而地方保护主义的想法却是希望这些官员“不被打扰”。这就构成了一个“认知堕距”。由于没有真相，小道消息就会盛行，网络上往往会冒出一些谣言、段子、似是而非的情节描写，不少人会难免将这些不辨真伪的小道消息和地方生态联系起来，污名化就会成为一个问题。
在许滟上诉、家人发声、相关各方正在紧张运作的时候，我们提出这样的观点，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点启示。
作者/燕志华
来源/网络舆情和危机公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