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博士生2017探村记：错位的“博士返乡”与内生的农民力量

去年春节，腾讯全媒派首发了刘楠《女博士记者的乡村笔记：告别悲情叙事，中国村庄正经历觉醒与重构》一文。2016年，从云南石笋、广西温江到贵州毕节，再跟梁鸿老师回到梁庄，刘楠关注从疤痕中破土的村庄，看到乡村自生向上的缝合力量。

2017年“南瓜博士”刘楠，这位前央视记者、主编、人大新闻学院博士生的探村步伐没有停歇。大年初五她赴浙江偏远的榧树根村等地调研乡村春晚，她回访云南“盲井村”，探访甘肃“白银案”嫌犯出生村等。

2017年她也有了新的身份：探村博士联盟发起人、国家公派留学联合博士生。她称联盟50多名博士僧的小目标是“盯紧中国100个村庄”，她还带着《北美乡村传播与中国比较研究》课题在海外开始研究北美原住民、无家可归者等问题。

面对外界对“博士返乡”的争议，刘楠坦言这个被“制造”出的词语有很多概念和实践的错位，要警惕知识分子的精英幻觉自嗨心理。她认为不要本末倒置，更要关注农民的主体表达。今年，我们再次请到南瓜博士刘楠，一起见证这一年她用脚丈量的广袤农村土地，一起来听那些让人动容，让人唏嘘，让人深思的故事。

我的“博士返乡”

探究“美好的复杂性”与“丑陋的合理性”

出国前的2017年8月，从甘肃到云南，我接连去探访了三个村庄。

8月初，先是甘肃省青城镇城河村，我住在离高承勇老宅直线200米的农家乐。院子里葡萄藤青翠，影子透着彩色窗纸，映照出夸张的斑斓。这个以祠堂、书院闻名的传统古村落，游人如织，偶尔能听到空气中飘来的私语：“这里出了杀人魔”。

我是来“寻找高承勇”的。那时“白银连环杀人案”刚进入庭审，高承勇14年间杀害11女子，残忍杀戮与老实形象之反差，依旧是叠嶂谜团。

之前报道多以城市视角，考证嫌犯命运与白银市工业兴衰史关联。而他38岁才真正搬离的老家，更多成为替补信息场所。村庄忽闪着他隐秘的成长密码，我不满足，我想以乡村为视角和方法，探寻悲剧发生的土壤。城河村，让我多次吃闭门羹的高承勇的发小张先生，终于愿意坐下，他说“我和高承勇都说自己是人渣”。我还找到村支书和祠堂族长，听他们讲基层治理和宗族伦理方面的思考。

一周探访后，我从兰州转道向南，去了另一个发生极端案件的村庄，来了解精准扶贫状况。新任村支书和乡驻村干部，跟我聊了他们的新改革，为了低保评定公平，他们研制出投票现场封存防作弊等办法。而之前舆论讨伐，让有诉说欲也有干劲的他们态度很微妙，只想默默工作、对外低调，怕再激起波澜。

8月的尾巴，我从重庆首届乡村建设研习营直接转车到云南石笋村，第二年回访“盲井村”的孩子。人生之戏剧性摆动，超出预料。前一年我劝学返校的小杨成绩拔尖，她成绩优异的妹妹却面临失明。父亲被害的小范，曾对外界强烈不信任，如今在和15岁孤儿打工仔同命相连的友谊中，他有了依靠感。而前一年在我镜头中铿锵说犯罪分子儿女不值得可怜的潘大姐，在村里开了一家幼儿园，“盲井案”头头的孩子没钱上，她给免了学费：“这娃父亲被抓，母亲跑了，穿的破破烂烂真可怜”。

絮叨了这些事，和标题里的“博士返乡”似乎没太大关系。是的，我其实是一个“乡土重症记录者”，之前十年记者生涯跑了不少村，我的驱动力来自对村庄真实状况的疑惑和隔靴搔痒信息的不满足，我更愿在时代框架下探究第二落点：美好的复杂性与丑陋的合理性。

一年半前，我考上了人大的博士，很快，我也被外界归入了“博士返乡”的序列。然后收到了很多讨伐式的吐槽，很多还是很有道理的：你们拿着博士身份矫情什么？写来写去就是故乡沦陷的主题，不过往里填点春节回乡浮光掠影的观察，有意义吗？

感觉舆论风声鹤唳，今年春节，探村博士联盟的几个博士僧要直播自己的村庄故事，有人提醒，可不能叫“博士返乡”，肯定被人骂。博士返乡难道被钉成了不光彩沽名钓誉的事？

往前追溯，2015年和2016年春节，王光磊《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和黄灯《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接连走红。随后一系列博士返乡日记呼啸而出，一些媒体甚至发起“博士返乡”的征文。在话题、流量裹挟动力下，蹭返乡热点的“江西年夜饭事件”假文被信以为真，随即引发愤怒。失控的现象也促使舆论风向标转向，2017年春节，一名刘教授写了篇《文科博士回家能不能别装？》：“那些文科博士写的文字，悲悲切切，硬是将自己打扮成家乡的教父，——硬是挤出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悲情”，也引发不少共鸣。

在我看来，“博士返乡”是一个逻辑有点病态的词语，“返”是高傲的、城市中心视角的，博士是居高临下、带着怜悯和道德优越感的。但是，谁说只有文科博士春节回乡记录？因为探村博士联盟，我认识了很多数月蹲点调研、用行动建设乡村的博士生，还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不该背上这个舆论的十字架。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反思，知识分子如何理性务实看待乡村，如何超越个体经验记录，形成与乡村的命运共同体？如何推动现实乡村议题的实践成效？借我的2017探村故事，我想坦诚书写我的困惑，与君切磋。

以乡村为方法

探寻“白银案”嫌犯心理症结

很多人认为所谓记录乡村，乡村是客体。其实，村庄也是我们认识城市、世间万物的方法和工具。2017年7月初，我参加浙江缙云“从全球到村庄：乡村为方法”国际暑期班，其中提到，面对生态、农业危机等担心，只有深入乡村肌理，从乡村内生性视角出发，了解其历史文化逻辑，才能探索另类建设可能性。认识乡村，也是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

以乡村为方法，这种思路也促使我8月去探访“白银连环杀人案”高承勇出生的村庄。之前媒体报道忽略的是，高承勇虽然可能有“变态”特质，但是他38岁才真正搬离的村庄是性格发展、价值观形成的重要场域。

“白银案”被抓时

了解一个人，把他送回生命的起点。我想换一种思路，以村庄为方法寻找参照系。我找到村民们公认最了解高承勇的人，他的发小张先生，在被张先生冷眼拒绝访谈多次后，他终于愿意和我聊聊他嘴中“世界上最好的兄弟”高承勇。

同班复读落榜，曾结伴打工，这些年常互相串门，张先生说没有人比他了解高承勇。高承勇1984年高考落榜，考飞行学校差了一点，落榜后，张先生和高承勇相约出远门，沿途扒火车，去青海倒卖藏刀，卖掉一把，够两人一两天饭钱。

刘楠在甘肃采访白银案犯高承勇的发小张先生

他说：“我和高承勇是同病相怜，我们班一半都考学走了，有的大学毕业当了科长，我们在农村里，按照我们自己的说法，都是人渣，也是一种心里阴影吧。我们从不跟考出去的同学联系。”

“人渣”，这两个字让我心里一颤。

离我们聊天不远的青城镇城河村十字路口，巨大的红条幅很是夺目。上面写着：庆祝青城中学22名同学（共40名学生）考上重点高中。

2017年8月 甘肃城河村路口一景

城河村另一个特殊背景是，当地是甘肃传统古村落，文脉丰厚，高氏家族就出过7位文武进士，学业是光宗耀祖的事。资料显示，上世纪80年代当地人多地少，经济来源单一，交通不便利，通往兰州市榆中县城的山路狭窄多弯路，遇到雨雪天气相当危险。读书是当时走出大山的唯一出路，这也抬升了高考的神圣地位。

高承勇上青城中学时，教育达到鼎盛，学生人数达1200多人（现在撤并后只有100人）。我找到了青城中学老校长高华涵，他记得上学时老实朴素的高承勇。他叹息曾有几个毕业生因升学失利而精神失常。镇上一名医生的女儿，升学成绩差了一点，不久就“疯了”。

张先生说他和高承勇落榜后打工：“浪出去四五十天，回来还是没有钱。”我问他：“你还在哪里打过工”？没想到他有点愠怒，义正言辞纠正我：“我出去那不是打工，是去做生意。” 他说后来做果蔬生意，是自己开店，不是给别人打工。

乡村知识分子与城市边缘人，尊严与自卑在他身上交织缠绕。

张先生的朋友圈是从2016年10月开始有内容的，高承勇2016年8月26日被抓，这正是媒体轰炸性报道后平息的阶段。他的朋友圈有自家卖芹菜的推销视频，甘肃征地拆迁政策解读，还有男女乡情段子。但是，没有涉及高承勇的任何一个字。

高承勇曾工厂倒卖费金属，炼过炉，做过小生意等等。有时他在白银打短工，骑数小时自行车跨过黄河桥，回到城河村。

甘肃农业大学教授张文政在《青城镇特色农业发展新思路》论文中提到：“青城镇的贫困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到改善。农民开始学习种植塑料温室大棚。作物主要是黄瓜和西葫芦，由菜贩子统一收购，运往周边城市。但是几年后，随着大棚普及以及蔬菜品种、产量等方面原因，农民再次陷入发展困境。”

与之相对应的是，上世纪90年代，在外四处打工的高承勇曾回城河村种过大棚。高承勇的五爷爷跟我说，1992年左右当时高承勇承包了大队的地，但是技术不行。

辩护律师朱爱军对我说，高承勇的字迹是他少见的漂亮，作为有一定文化的落榜者，在工业资源日益枯竭的白银市，和文盲等农民工一样在街头趴活儿，有时半月都找不到活，有时饭都吃不上，几毛钱公交钱不舍得花。他内向好强，落差在不断刺激他的内心峰峦。

2017年8月 刘楠采访白银案辩护律师朱爱军

高承勇的家庭内部，也难以给他情感支撑的体系。他父母早逝，5个姐姐都嫁到外村，有的已经去世。在白银市水川镇，我找到了高承勇的二姐夫，他说高承勇比他爱人小二十来岁，是姐弟8人中最孤僻的人。“平常他也不来我这，我也不理他。妈爹都去世了，他和姐姐姐夫们都关系不好，性格问题，他不爱作声。我们跟他哥哥有来往，他跟他哥哥矛盾大了，分房子什么的，乱七八糟的问题。”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是，城河村，曾经家法严明的高家祠堂，宗族道德约束日益消退，熟人社会变半陌生人社会。高家祠堂族长八旬老人高孝友说，如果按照过去的高家家法，高承勇犯案要被带到祠堂，适用“族规”，例如鞭打示众等给予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