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被停课，受到了网民关注。事件肇始于学生举报其关于“四大发明”的论断是“错误言论”，学校将之上升到“师德失范”的高度来进行处理，取消其各种资格。
近来，我们注意到一种网络舆情，是由中层管理者引发的。他们不是因为舆情素养低下，更不是因为糊涂昏庸。相反，他们都是谨慎的管理者和精致的计算者。面对一些争议性的教师行为，校长选择了处理的上限，给出超乎常识的严厉，引发网络民意反弹，酿成舆情。这种现象值得单独评说。
比如，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被停课，受到了网民关注。事件肇始于学生举报其关于“四大发明”的论断是“错误言论”，学校将之上升到“师德失范”的高度来进行处理，取消其各种资格。
其实在此前，已经发生过一次影响非常巨大的教育舆情。7月28日，山东省五莲县人民政府发出通报，撤销对杨老师的追加处理决定。事情源于学生逃课，疑似受到体罚，学校因此进行了严厉处理，然后，当地教体局在学校处理的基础上再追加处理意见，扣绩效工资；不再签合同；纳入“黑名单”！
为了对类似的舆情进行详细研究，我们需要将校长作为一个关键词，从复杂的社会系统和等级森严的科层制中单独剥离出来考察。因为在教育热点事件中，校长作为中层的管理者，面临着一个非常微妙的局面，他们上面有领导者，下面有群众。一方面，他们要代表国家行使管理的权力，根据法律法规对于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给予裁定；另一方面，他们权力的合法性、合理性也在相当的程度上来自于学校师生的认可和支持。但校长常常要面对一道割裂的鸿沟：法律法规和师生的认可之间，有巨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一个是严峻的刀尺，一个是人性化尺度，两者之间常常处于对立局面。
比如，在山东五莲县杨教师惩罚学生的事件中，校长完全可以旗帜鲜明地站在教师这一边，不光维护教师尊严，更可以温暖教师群体。家长即使有所不满，也在可以处理范围之内。但是校长却选择了严肃处理，而教育局在此之上又进行“补刀”，对教师的处理进行加码至顶格。
如果我们将这种处理仅仅认定为校长和局长是严肃法纪，整饬教师队伍，那肯定是肤浅的。因此这种做法显然激起了教师队伍的“哗变”，引爆了强烈的网络舆情。当我们对这种政策出台的权力行使的心理进行考察之后，有了意味深长的发现。只有理解了校长和局长的真实心理，才能一窥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层管理者的内心堂奥。
简单说来，教师的行为准则有明确的规定，冒犯了这个规定，就有了处罚的依据；原谅教师，则是出于宽容之心，但作为一种人性化手段，却于法无依。这就意味着，处罚教师，虽然可能引发不满，但是有章有据，人们也无话可说；但是如果不追查责任而施以宽恕，一旦学生家长突然发难，上级追究起来，不光会被戴上管理不严、学风散漫的帽子，更可能招致乌纱帽飞走的严重后果。
本来可大可小的事情，会被上级或者网民突然上纲上线，这种不确定性的风险，才是中层管理者最为担心的。这种存在于意识形态、政治正确、执法尺度、上级意图、自由裁量等领域的不确定性风险，为当下不少地方中层管理者所深深忌惮。出于追求安全感的心理本能，促使他们加大处罚砝码，让天平一侧高高倾斜，犹如高高举起的杀威棒。不光杀一儆百，也堵死了上级事后追究的可能性--与其将来可能被上级追究，不如我一步处理到位，上级看了也不会觉得不妥。即使觉得执法过严，但是按照传统的官场心理解释：执法与否是态度问题，严格不严格是方法问题。这么一解释，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由此考察五莲县教育局的追加处罚，其局长曲折心理与校长肯定如出一辙。
中层管理者面对的管理环境的不确定性，在眼下却呈现出增多的趋势。就以政治正确这个概念来说，内涵和外延已经大为丰富和拓展。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正确，是单指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问题，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境外文化的输入，如今的政治正确常常指涉及到那些敏感现象、文化禁忌、社会雷区等领域，尽可能不要冒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意志或者不要违背主流价值观，乃至不要得罪某个不可小觑的社会族群。比如教师对于学生的必要处罚，这在以前是广泛的社会共识，毋庸置疑，但在今天，随着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意识的兴起、国家法律的出台、独生子女的娇贵地位等原因，处罚孩子突然成了可疑的行为，不打不骂孩子就成了政治正确。教师如果打了孩子，不光违反规定，可能得罪家长，一旦传播出去，更可能得罪社会。（教师的惩罚权的讨论，在当下成了拉锯战，但一个共识在五莲县事件之后或在形成的路上，那就是教师应该掌握这个权力，其背后是教师的社会地位、公信力和权威的重新确立。）
面对需要直接面对的各种政治正确的复杂危机场景，一不小心就会掉入陷阱，从而引爆一个个炸弹，对于声誉、仕途乃至人身安全带来种种威胁。这种不确定性的风险，促使校长、局长思考寻找“安身立命”的万能答案，这就是向历史寻找智慧和答案。他们的确找到了钥匙。
他们发现，某种行为模式其实代表了某种确定的话语或者修辞。比如，严肃严厉、朴素认真的行为，在历史上是“左”的面目和作风，“左”又常常是一种革命的修辞，而革命在当代中国各种叙事话语模式下，都代表了主流价值观，是一种安全的庇护所。通过这种追溯，我们就可以理解了，为何“愈左愈安全”的心理，在近年来变得大行其道。当然，近年来在反腐大环境下，对于官员容错机制建设不够，致使官员动辄得咎，而在汹涌的网络舆情之下，官员一旦出事，网络纷纷喊打，毫无同情心，导致官员群体出现寻求自保的强烈心理。
当然，这样的做法，对于普遍职工来说，意味着不友好的压力环境。这甚至可以解释，为何中央出台针对领导干部的各种规定之后，作为普通群众的职工，曾有一段时间连中秋节的月饼福利都被取消了--既然中央要从严治党，官员过节的福利都取消了，在官员和领导干部看来取消福利就是政治正确的，就这样，普通职工也就只能“被正确”了。同样，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何中秋节发不发月饼，在一段时间竟然成为舆论热烈讨论的话题，而为了恢复群众的月饼福利，竟然需要全国总工会专门发文《关于加强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的通知》，而且后来又发布了补充通知，对“逢年过节向全体会员发放少量的节日慰问品”这句话作了详细解释：中秋节可以发月饼。如果没有总工会的文件，说不定今天月饼产业已经消亡了，因为基层或者中层的干部绝对不敢放开这个福利的，因为这意味着巨大的不确定性的风险。
但是事情的复杂性在于，那些看起来政治正确的事情，往往存在于官方话语之中，而在民间话语中，人们并不认可这样的做法。两者一旦冲突，就酝酿为网络舆情，而且往往构成深刻的冲突。
五莲县的官员对教师进行了严厉的处罚，在当地的教师群体里引发强烈反弹，在全国也引发巨大争论。但显然官员自感安全了。即使处理方案最终被县委县政府撤销了，但是校长和局长可为此付出决策代价？没有，甚至连向社会说声道歉都不必，而且也不妨碍下一次再来一次“杀一儆百”。至于地方为此付出声誉和品牌的代价，乃至社会成本，都显然不在领导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我们再看电子科技大学关于“四大发明”争议导致的副教授停课风波。该舆情沿着两个路径发展着，一个是学生举报导致的道德伦理问题，二就是学术问题是否应该政治化。校长在安全自保和政治正确的选择焦虑中，选择了从严处罚。虽然校长作为知识分子，自己的内心也不一定认可自己的做法，但是关键这个做法安全，至多引发舆论争议，而争议的声音，上级部门自然会听到，那是否取消这个处理，就是上级领导考虑的事情了。即便万一被取消了，我亦自岿然不动，因为我坚守了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上级也没办法打板子。眼下的各方博弈正处于一个胶着的状态。但因为话题涉及到师德师风、传统文化、文化自豪乃至大国的文化软实力，如何仲裁这个事件，对于上级显然是个难题。但是最终的结果大约应该有四个：维持原判；撤销处理；部分撤销，减轻处理，当然还可能被上面加码处理。作为一个负面典型，从此全国高校面临类似事件的时候，成为一个可以借鉴的判例。但这将在国内教育界乃至文化界，引发深远的危机。
我们由此会发现，权力的行使是否合理，常常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和巨大的困惑。如何避免类似的不确定性风险给社会带来波动？显然，未来需要为中层干部群体提供一个充满确定性的社会，建设一个法治社会，官员只需要依法依规行事即可，并随时顾及社会舆论反应，而无需去揣测各种不确定性的风险。毕竟，盲目无原则地对上级揣测、揣摩的本身，就是一场权力和意志的风险之旅，包含着最大的不确定性的风险种子。
作者/燕志华 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