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和种族矛盾的激化，反映出美国社会深层次的问题，而作为社会航船上的瞭望者，美国媒体需要进行深刻的反思。
时间回溯到2015年夏天，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开始竞选总统职位时，一种疾病正在纽约市悄悄传播。刚开始时有12个人患病，到当年8月，疫情已经达到120人次。后来纽约南布朗克斯区发现有12人死亡，起因是一种可以通过空气进行传播的疾病，并可导致严重的肺炎，尤其是老年人和免疫系统受损的人后果更为严重。
美国媒体对特朗普的过度关注
对美国社会而言，这是一场令人震惊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凸显了美国政府官员能力有限，即使在相对有限的传播规模内，人们也难以识别和追踪疾病的传播路径。新的病例继续浮出水面，然而媒体的注意力很快被转移了，因为此时特朗普正在寻找自己作为总统候选人的立足点。他和知名新闻记者梅根·凯利之间的矛盾也在媒体上不断升级。
2015年，新闻记者梅根·凯利与布雷特·拜尔和克里斯·华莱士共同主持了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共和党初选首场电视辩论会。凯利在辩论会中提问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并尖锐地问及他曾针对女性发表的歧视言论，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也对凯利发表带有性别歧视色彩的侮辱言论，称她“双眼冒血，浑身冒血”，继而引发巨大争议。福克斯新闻在此事中评价凯利是“美国新闻业最出色的代表”。而特朗普和凯利以及福克斯新闻之间的矛盾也不断升级，特朗普之后拒绝出席由凯利主持的辩论会，凯利在辩论会中称特朗普为“不在房间中的大象”，这一尖锐用词受到大量称赞，但她在辩论会后称特朗普为“伏地魔”也引发争议。接着，特朗普发布了他的第一个社会政策建议，呼吁对美国移民进行前所未有的压制。
一直以来，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可能成为美国新闻业的焦点。在特朗普宣布竞选总统的那一年，共有1200人被美国警察杀害。其中黑人受害者大约是白人受害者的2.5倍。这一数字中还不包括那些在大选前的夏季不幸去世的人，其中包括在巴吞鲁日被白人军官开枪打死的黑人奥尔顿·斯特林，以及在圣保罗被白人警察拖走并在伸手去拿驾照时被枪杀的黑人卡斯特尔。正当特朗普对其竞选路线大张旗鼓宣传时，美国社会的抗议活动正满大街进行。
来自美国新闻界的自我反省
在总统竞选期间，美国媒体似乎一直关注对特朗普的报道。当特朗普成为总统时，美国媒体的报道重点仍然放在他身上。一切报道议题似乎都从特朗普的视角来看，无论是涉及贫困、中东地区、气候变化还是种族的议题。毫无疑问，特朗普是造成美国社会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不断恶化的同谋者，但美国媒体将他作为新闻报道中唯一占主导地位的中心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这并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好新闻，只是简单的故事情节加上简单的反派角色而已。对新闻机构来说，花十分钟报道特朗普“否认气候变化”的言论，要比试着通过报道让人们去理解数十年来关于气候新闻报道的失败和企业在全球气候危机中的影响要容易得多。正是这些被媒体所抛弃的东西，将记者们带入今天的新闻业不安的潜流。
特朗普当选后，美国新闻界立即产生了一系列的自我反省：为什么记者们没有认真对待特朗普及其选民？作为记者为何会如此严重误读了这个国家？新闻编辑室检查了他们的报道，其中的偏见，以及对投票的过度依赖。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感到对新闻界的不信任，甚至有些人完全拒绝新闻媒体。在福克斯新闻和美国新闻网等媒体的影响下，特朗普及其追随者利用虚假信息和媒介操纵寻找机会，同时将自己伪装成“假新闻”的解毒剂。在2016年秋天到2020年春天，美国媒体丢失了自我改进的思考。
疫情大流行与美国新闻界的危机
如今，美国正遭受一场新的疫情大流行的打击，这场疫情大流行已带来十万多名美国人的死亡；同时，对美国种族主义历史的反思却使更多的人付诸行动。对于新闻业而言，这是美国新闻媒体摆脱政治报道的关键时刻。美国媒体有机会抛开表层的社会琐事，专注于社会系统和体制上的失败。美国媒体完全可以把特朗普这一议题排除在外，也可以抛弃人们对支持总统及其党派的人的讽刺漫画。在这次有争议的竞选活动中，存在一次前所未有的机会，媒体可以重置其工作方式。不仅报道候选人的言论，还报道他们应该谈论的话题。
当下，这场新冠肺炎大流行掩盖了美国公共卫生系统的各种缺陷，而众所周知的是，美国医疗卫生体系全球最昂贵，而美国人被感染的风险和生存状况存在严重的不平等，这些取决于住所、收入和种族的差异。对于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来说，这些劳动力无法通过在家远程上班的方式来避免感染病毒的风险。社会缺乏任何类型的经济安全网或稳定的家庭支持结构。在公众听取专家的公共卫生意见和执行专家的公共卫生建议方面，美国社会中存在着深远的地区差异和不同受教育程度人群之间的巨大差异。与此同时，当明尼阿波利斯的白人警察德里克·沙文失手杀死黑人乔治·弗洛伊德时，美国社会再次被提醒有关警察暴行的危机及其与美国社会各个角落存在的种族主义之间的关系。无论在企业还是在体育活动中，在流行文化还是新闻编辑室中，这些种族主义一直都存在。
美国新闻媒体应该做什么
在过去六个月中，记者们讲述了所有这些相关的新闻故事。但是，美国媒体需要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过错：尽管新闻故事本身很重要，但在疫情大流行之前，记者们应该更加认真地对待这些已经存在并且正在发生的社会问题。问题的部分根源在于记者口中的“我们”是谁这样一个命题，美国记者自身并不能代表他们所报道的这个国家。尽管少数族裔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近40%，但印刷媒体和在线出版物的员工中，只有不到17%的人是有色人种。新闻业如何充分讲述哪些已被删除的故事？对于许多美国黑人记者来说，弗洛伊德去世后的美国发生很多抗议活动并不令人惊讶。唯一令人惊讶的是，为什么这次有这么多的美国白人记者参与其中，以及他们所在的新闻媒体认为这次与此前发生的情况有所不同。
好的新闻应该揭露社会的缺点和不足，让社会中的错误被人们看到。媒体应该在疫情大流行之前，或是白人种族主义者谋杀另一个黑人之前，去报道相关内容。在选举日之前，记者们不仅要写候选人所演讲的内容，还要写他们应该在公开场合谈论的内容，去弥补需要引起竞选的获胜者注意的社会制度性不满和系统性运行障碍，并指出什么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并认真对待社会中那些提出严肃改革观念的人。选举季过后，记者需要继续关注这些问题。
美国记者的各类报道尝试
独立记者西蒙·范·祖伦·伍德检查了“专家之王”戴维·阿克塞尔罗德的社交媒体账户，并发表了惊人的见解，他指出：“常规智慧是危险的事情。” 他写道，新闻媒体中的专家，尤其是在印刷媒介中被引用的人往往是白人和男性，这是新闻业走向懒惰的标志，因为主流新闻媒体一次又一次地转载相同的消息来源。由于疫情大流行，这个选举周期里阿克塞尔罗德坐了一段时间的冷板凳。但是他仍然在适当的地方受到庇护，并尽其所能继续前进。伍德还发表了《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公共租屋的住户感染了冠状病毒》的文章。
《纽约客》杂志的斯蒂芬妮娅·塔拉德里德记述了Univision新闻媒体对说西班牙语的美国人遭遇冠状病毒时的反应，并以其他媒体无法做到的方式为这群人提供新闻服务。人们可以听到政治报道高级副总裁卢尔德·托雷斯发表的演说，她试图帮助拉美裔美国观众在保持生存与保持其选举利益之间取得一种平衡。
记者乔西·赖斯、麦克尔·史密斯和亚历克斯·维塔利讨论了在选举季的社会背景下媒体如何掩盖反种族主义的社会抗议活动。记者莉兹·伦茨回顾了她所居住的爱荷华州预想不到的只有一种声音的媒体报道，并警告了许多当地失业记者可能存在的“降落伞新闻”的危险。在国际和国内新闻采写中，这种来自非本地的外来记者很快到达和迅速离开被采访地的新闻报道方式，通常被称为“降落伞新闻”，然而这是一种有争议的报道形式。拥有本地资源的记者对此提出批评，认为这些人不能捕捉到新闻中情感与煽情倾向的区别，另一些人则认为外来记者仍然可以进行报道，但前提是需要给予他们足够的研究时间。无论哪种方式，记者们都认为了解当地是发布可靠新闻的关键，然而具有这些知识的往往是本地记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每当发生重大新闻时，当地媒体报道的速度要快于大型媒体。由于很多记者在本地具有充分的背景和资源，因此报道可能更加平衡、真实和细致。
CJR的作者阿金通德·艾哈迈德讨论了为什么在他的家乡奥克兰，年轻的黑人选民特别不信任主流新闻。自由撰稿人亚当·皮埃尔将MSNBC（微软全国广播公司）作为有线电视新闻如何失败的案例进行研究。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从YouTube中获取政治信息，尼科尔森·贝克讨论了YouTube中的虫洞现象。
美国政治新闻报道的新挑战
这一季，美国政治新闻报道面临的挑战之一是，记者们在新闻资源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如何去做新闻。媒体与哥伦比亚大学陶氏数字新闻研究中心合作，通过收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据，持续追踪美国社会失业情况，并将其置于受到重创的社会摇摆状态的现实背景之中进行报道。国家机构可以弥补本地新闻报道的不足吗？作为“新闻危机项目”的一部分，研究者将继续在媒体报道之外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该工作的重点是统计和绘制自疫情大流行以来的美国社会失业、商店关停，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下滑、工资削减以及人员解雇等情况。
需要看到的是，当下所有这些线索都融合在一起，无论是总统选举、地方新闻的下滑、疫情流行，以及对美国社会存在种族主义的耻辱性反思，这些都代表了对记者这个职业的重大考验。当然，记者们仍然有机会去进行迄今为止那些尚未完成的新闻业革新。
王 茜/编译
作者/凯尔·波普为《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主编和发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