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06年，Nevin干脆和另外几人组建了硬核乐队“犯罪想法”，而创立根茎的驱动力，其实最初也是源于自身的需求。
11月末，“小雪”刚抵达一周时间，一股压一股的冷空气便突袭京城，这令许多人有些措手不及。不过巳时，往日熙熙攘攘的一些街道便只剩下寥寥几名行人，杵在两旁的路灯也显得有些形单影只，偶尔有一、两个人匆匆经过时，它们似乎甚至都不愿意抬起耷拉着的脑袋，注视着他们的影子变小直至消失。
凛冽的寒风没能阻挡住那些享乐的人，而在五道营胡同的School酒吧，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出更是将室内外的温度与氛围差值拉至最大。在这座北京城最具地下摇滚气息的现场酒吧，轮番上演的4支硬核摇滚乐队燃爆了喧嚣的群众，让无论是身裹皮草抑或赤膊上阵的观众都如浴热带风暴，在互相推搡中乱舞起来。
当晚演出的乐队中，Struggle Session算是比较“奇葩”的存在。之所以这么说，不仅是因为它的几位成员来自五湖四海，又在音乐旅程中将足迹散布至五湖四海。在演出中，主唱Oliver总在台上台下的撺掇，贝斯手Alfie则喜欢在几首音乐后脱得一丝不挂，而吉他手Nevin也选择在爬上跳下间释放自我，鼓手Aaron甚至在表演间隙也不会忘记喝上几扎啤酒。
和许多身兼数职的职场人士一样，除了担任Struggle Session的吉他手，37岁的美国人Nevin Domer肩负的另一项使命也与音乐息息相关、甚至于举足轻重。作为兵马司国际事业部负责人，Nevin需要将该厂牌旗下乐队带去北美和欧洲国家巡演，同时主导外国乐队来华巡演的相关事宜。在此之前，他还担任过兵马司COO以及D-22的演出预定经理。2010年7月，Nevin创立了根茎唱片，这是一家专门为中国独立音乐发行7寸EP黑胶唱片的厂牌。
2005年，当Nevin从首尔搬到北京时，中国的地下摇滚仍然方兴未艾，新裤子、咖啡因和Joyside等乐队在13俱乐部上演着人声鼎沸的演出。到了2006年，Nevin干脆和另外几人组建了硬核乐队“犯罪想法”，而创立根茎的驱动力，其实最初也是源于自身的需求。
加入兵马司后，Nevin需要带乐队去欧美巡演，但观众彼时已不愿继续购买CD，而他已经在开始给犯罪想法制作7英寸的黑胶唱片。“那时候有条件出国巡演的乐队还不多，于是我想，或许我也可以帮他们制作黑胶唱片。首先我开始为兵马司旗下的一些乐队制作黑胶唱片，但当时没有人看好，因为中国消费者对此并不感冒，但我的想法并不是面向中国消费者兜售，而是向国际消费者推销。”
这样，当乐队去欧美巡演的时候，他们便可以将自己的黑胶唱片卖给当地的乐迷。“兵马司仍然是我的主职，但根茎明年会发几张唱片，Struggle Session也得去澳大利亚巡演，另外我还得负责几支外国乐队来华巡演的相关事宜。”
谈及中国的地下音乐氛围，Nevin说他始终抱着乐观情绪。
“总有人说这个行业每况愈下，我不同意，我觉得中国的地下音乐氛围正变得越来越好。事实上，不光是音乐氛围，整个行业都在蓬勃增长。”他表示，最初的时候，除了摩登天空之外，中国几乎没有本土厂牌，没有录音棚，场馆也就那么几座。如今，不仅场馆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并且每晚都会有各式各样的演出，录音棚也更容易找到了，越来越多的厂牌也陆续出现。尤其是在过去两年里，以太合音乐为主体的厂牌遍地开花，自成一派。
“在我看来，中国的音乐产业需要更多细分的厂牌，这样它们才能深耕和开拓各自的领域，创造出更多元化的可能。另外，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开始拥有各种规模的场馆和日渐崛起的厂牌。因而，整个地下音乐的氛围正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多元。”
回忆起初来北京的情景时，Nevin感叹说一切都不一样了。当时整个行业的规模都非常小，从业者也只有寥寥数人，因而很难做得出可以说的上是成功的演出，赚钱当然更不容易。但现在，这个市场更大了、人也越来越多了，做事便自然更容易了。“从前，录制音乐赚不到钱，街上也没有唱片店，而即便是在上海这样的超级城市也只有那么一两家，且它们对独立音乐也没那么友好。像网易云音乐和虾米音乐这样的平台出现后 —— 当然录制音乐还是不赚钱 —— 独立音乐有了更多机会。好在很多事情依然在继续演化，因此在接下来几年间，我们可能会看到许多钱涌向地下音乐和DIY厂牌。”
△太合音乐发起独立音乐联合体
不过，对于音乐产业来说，资本的涌入是否能真的推动整个产业向前发展，从目前的案例来看，的确很难一刀切式地下结论。对此，Nevin表达了较为积极的看法，他认为，资本进入音乐市场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它的确在助推音乐公司的成长，而像《中国有嘻哈》和《即刻电音》这样的节目也的确是在将这两种类型的音乐推向更主流的受众。“但资本也会让人分心，毕竟，热钱并不是生意的根本，因为你最终还是得把精力放在打造一门可持续生意的目标上。”在他看来，尽管资本给了音乐行业一股强势助推，但任何一个健康的市场仍能在资本缺席的前提下安然生长。
38岁的德国人Philipp Grefer（古文菲）也对中国的音乐产业怀有相同的抱负。在行业内，他是非刻文化、非刻音乐和未来生活节的联合创始人，不仅将包括French Horn Rebellion、R?yksopp等过200组的国外音乐人带到了国内并帮助他们完成了巡演，也在海外为数组中国乐队组织了过10场的巡演。
事实上，非刻代理的荷尔蒙小姐上月才在澳大利亚完成她们的首个海外巡演；而在沉寂了3年多后，Nova Heart也重新上路，开始录制新作品。除了令他颇感自豪的Nova Heart和荷尔蒙小姐外，非刻还与中国电子音乐制作人SHAO（邵彦鹏）合作，后者是柏林Techno传奇厂牌Tresor签约的第一位中国艺术家。今年早些时候，Philipp还在尤伦斯艺术中心做了一场名为WISE的跨界对话论坛。作为京城跨年派对的重头戏，他今年还帮Wigwam派对邀请到了曾获“水星奖”提名的英国电子音乐组合Leftfield、Death In Vegas以及曾获得“莫扎特音乐奖”的奥地利电子弛放组合Tosca等。
和Nevin Domer当时经历的情况类似，Philipp刚搬到中国的时候，整个独立音乐行业仍处在拐点。“几乎没有乐队在赚钱，也没有演出组织者在赚钱。”当时中国的现场音乐行业并不完善，很少有国外乐队来开巡演，包括Live House等的硬件设施也十分匮乏，就只有MAO和愚公移山等少数几家场馆。他刚搬到北京的时候，工体还没有现在这么热闹。“愚公移山在张自忠路那边有一家很小的场馆，然后糖果已经开了起来，机场那边的两个好朋友酒吧也算是当时的场所之一，故宫那边还有个非常小的场馆叫‘Water Bar’（子水），最多能容纳下20个人的样子，以及D-22。”
后来因为冯海宁的缘故，Philipp开始从柏林邀请乐队来国内做演出，之后顺势成立了非刻文化（Fake Music Media）。“做了几场演出后，因为需要DJ的关系，我们决定切入进来。”他说，当时北京的电子音乐氛围还没有那么前卫，而且大多数现有的DJ都属于Techno系，显得有些单调。“然后我就想：‘好吧，看看我们能不能让北京的电音演出更好玩，比如将更多Disco和现代Disco带到北京。”
有了这个想法，非刻文化便开始着手将更多有趣的电子音乐人带到国内。来自DNF厂牌的Holy Ghost成为了古文菲最先引荐进来的电子音乐组合，DFA是LCD Soundsystem创始人James Murphy于2001年创立的独立音乐厂牌。之后，他们还将同属于DFA的Hot Chip带到了国内，创造了一股Disco复古风潮。
也正是因为Holy Ghost在国内演出的契机，Philipp开启了他的DJ生涯。Philipp向音乐财经说道，因为Holy Ghost刚好需要一位风格相仿的音乐人作为暖场嘉宾，但因为候选人的匮乏，他决定亲自顶上去。“这也是我为何选择成为‘DJ Metro Tokyo’的原因，因为没有其他人可以。”
尽管如此，DJ只是Philipp的业余角色，他最主要的职业仍然是巡演筹办人，尤其是在国际市场上。作为筹办人，Philipp和他的非刻文化将许多国际乐队和音乐人带到了中国市场，同时他也是中国音乐人走向国际市场的推手。
2007年，冯海宁创立了电子乐团宠物同谋（Pet Conspiracy），这支将电子音乐与朋克摇滚进行了大胆结合的乐队，随后在中国获得了巨大成功。之后，Philipp将宠物同谋带到了欧洲市场并举行了多场巡演，作为当时少数几组走出了国门的电子乐团，她们在巴塞罗那、布达佩斯、柏林和科隆等城市的演出都取得了非凡的反响。“很多人都以为这是一支日本乐队。‘你觉得这支中国乐队怎么样？’‘这支日本乐队棒极了。’”因为巡演乐队寥寥无几，中国乐队在海外市场也几乎籍籍无名。
在Philipp看来，对于那些想“走出去”的中国音乐人来说，理清楚国际市场的规则非常重要。
“美国和欧洲有一套非常复杂的系统，而在国内，这个行业仍然在不断变化和成长，因而还没有稳定下来。各式各样的规则、繁复多样的系统，都是大多数国内音乐人不甚了解的。当然，你也可以向他们去解释这些东西，有时候却也收效甚微。”这是Philipp认为的“走出去”的第一个挑战。第二个挑战则是音乐人自身所具有的一些局限，而语言障碍就是其中之一，而第三个当然就是音乐质量。他表示，虽然一些中国音乐人在取得令人艳羡的进步，但绝大部分依然无法看齐国际化水平，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假如演出商能预定到更好的乐队的话，它们凭什么要预定你？
所以问题是，中国乐队可以为国际市场的观众拿出什么样的东西来？不过他也承认，这不只是中国音乐人需要面对的挑战。作为德国人，Philipp认为，比起德国乐队，英美国家的乐队更加看重这样的机会，因而会更加勤奋、并为此付诸更多心血。“如果你想要在国际市场取得瞩目成就，那你得付出千倍万倍的努力。”另外，考虑到中国已经是一个体量非常巨大的市场，很多乐队甚至都不愿尝试去走出国门、向外发展。
“作为对比，中国的音乐观众则更加开放和包容。”
这是美国人Eric de Fontenay对音乐财经说的话。Eric第一次来北京是9年前，5年前决心定居下来，4年前意识到中国的音乐市场未来可能将有不可限量的前途，因而将自己创立的演出经纪厂牌独立小炒（Music Dish）从纽约带到了北京。尽管那时已经是2014年的样子，中国的音乐市场却仍处在不那么规范的状态，直至2015年国家版权局出手重击盗版问题，网络音乐的侵权盗版行为得到有效遏制，网络音乐版权秩序也有了明显好转。
Eric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也对这座城市颇为活跃的地下音乐氛围有些吃惊。“当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很好奇北京是否有地下音乐氛围，很意外的，我在这里找到了一些非常活跃的地下音乐人。”到了2014年作出定居的决定时，他决定亲身投入到这个产业中来。在他看来，中国市场非常有趣，与已经成熟的西方市场大相径庭。
对于国外音乐人来说，进入中国市场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像是完全从零开始。“我刚做的时候，这个市场还很小，但现在方方面面都改变了，包括录制音乐、现场音乐等都取得了很大的增长，市场也更大了，独立音乐社区更壮大了，观众群也更茁壮了。可以说，一切都进步了。”
最初，独立小炒致力于将国内音乐人推荐给国际市场的观众，但随着中国市场在各方面愈加完善，因此他决定转变业务重心，以将海外音乐人带到国内市场作为出发点，为中国观众呈现高品质的现场演出。“留给我们的挑战是如何让观众知道这些乐队。不过，考虑到现场音乐还是一门更注重音乐+现场体验的生意，因而我们始终都将很多精力放在挖掘拥有优质作品的音乐人上。”他对音乐财经表示，在独立小炒组织的演出中，很多音乐人还想不断回来，他们很喜欢中国观众，因为他们觉得中国人要比西方观众更加开放和包容。
“西方观众就像老年人一样，他们会在听歌之前去评价这些音乐。”中国观众则更加愿意接受新事物，思想更加灵活。事实上，Eric认为这可能与中国音乐的换代速度也有关。“在西方国家，各式各样的新乐队像雨后春笋一般冒出，而中国市场更新换代的速度则要慢很多，但中国观众都很乐于接受新事物。”对于国外音乐人来说，中国是一个比较容易开拓的市场，但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去发掘的市场。
“潜力会更大，但门槛也会越来越高。”Eric认为，更多音乐节、更多Live House，都会推动这个行业更好地发展，加上文化、规则和人才等软设施方面的不断完善，以及音乐人在作品质量和产出能力上的持续提高，中国的音乐产业将越走越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