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粤省，大部分人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比如，这里基本没有四季，只有冬夏两季。前两年广州难得一见地下雪，当地小伙伴们围观袖珍小雪人，引得社交媒体广为传播，让一众广东以北的同胞忍俊不禁。
再比如，广东人热爱生活，讲究生活质量，堪称站在“食物链”顶端，从早到晚各色茶点不停；爱煲汤，仿佛世间万物皆可以煲汤；对吃鸡情有独钟，以至于有人开玩笑说“没有一只鸡可以活着离开广东”；用餐前一定要啷碗（烫碗）。
另外，广东人勤奋务实、敢闯肯干，相信“力不到不为财”；广东企业以“实干闯未来”、“人间自有公道，付出就有回报，说到就能做到，要做就做最好”为Slogan；而“苏州样、广州匠”，说的则是，在明清时期，广州的手工业达到了高水准。
还有一点，时常见于报端，却很少被普通大众议论。那就是，广东人爱捐赠、热衷慈善公益。
广东人爱慈善
有数据为证。
今年4月16日，2019界面中国慈善企业家榜发布，广东的企业家数量和捐赠总额继续保持第一位，共有26位入选，捐赠总额高达88.13亿元，占榜单捐赠总额的54%。
1个多月后，广东以32人登上《2019胡润慈善榜》，仍是最多慈善家设立公司总部的地区，粤商数量比去年增加8人，以29人稳居第一。
在7月份公布的《福布斯》中文版中国慈善榜上，深圳排名捐赠数额第一，占捐赠总额34%；佛山第三，占捐赠总额10.2%。两座城市合计占据捐赠总额44%。腾讯四位创始人马化腾、张志东、陈一丹和许晨晔联合向母校深圳大学捐赠3.5亿。陈一丹还以35亿元捐赠额排名个人第二。
不光巨商大贾，广东地区公民在捐赠方面同样表现踊跃。截至2019年9月2日，腾讯公益平台已有超2.47亿人次捐出56亿元善款。4个月前，腾讯公益平台曾披露过一次区域捐赠数据：在地域捐款排名上，广东名列第一，超过北京市、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
为什么广东人最爱捐赠、搞慈善？
达则兼济天下，广东发达的慈善事业自然离不开当地富裕的经济。
广东首府广州号称“千年商都”，是海上丝路的重要起点，是我国第一批由商业发展来的商业城市。即使是闭关锁国时期，清朝也保留了广州作为我国唯一一处通商口岸，当时的十三洋行富可敌国，也将广州的商业繁荣推上了顶峰。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走在最前线，实现了数十年的经济腾飞。
同时，广东有着经商的文化传统、性格特点。比如，在孩童时期，潮汕人就被父辈们灌输：“宁可睡地板，也要做老板”。
富商为什么爱做慈善？
在《道德情操论》里，亚当·斯密说人有两面性。一方面，人是自私的；但另外一方面，人又是有道德的，每个人都有同情心，拥有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能力，把自己认为的别人是否幸福，当作自己是否幸福的一部分。
在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2018年信中，盖茨夫妇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回馈社会，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据外媒报道，盖茨夫妇在2017年共捐赠47.8亿美元，被评为“美国最慷慨慈善家”
另外，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财富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人的时间，追求财富相当于要支配更多人的时间。有更多的人出售时间，才能购买到更多人的时间。富人们在保留财富时，思考的不是物质的最大化，而是所持有的物质能换取的人类时间的最大化。
举个例子，一个村庄里，有一个地主和十个农民。地主有十亩地，而农民没有财产只能出售自己的劳动力。这样，地主能够支配十个人力。如果农民因贫困和疾病死亡，那么地主能够支配的人力的时间就减少了。地主做慈善，帮助农民度过难关，让他们活下来，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保护自己的财富。
如果地主捐出一部分土地，例如2亩地，能够大大改善农民的生存状况，使农民人口增加到15人。这样，每亩地所对应的农民就增加到了1.5人，地主手中剩下的8亩地对应了12人，这显然比之前10亩地的状况更好（12人>10人）。
乍一看，地主捐出了财产，但实际上所获得的财富也更多了。
可见，富人们做慈善帮助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时，其实还能增进他们自己的财富。正如亚当·斯密写到的那样，人们在追求私利的同时，也促进了他人的福利。
另外，广东人，普遍信佛，“家家有神台，户户有佛龛”，相信有舍才有得，相信善恶因果。每月初一、十五，很多广东人都要密集前往浙江、福建等寺庙兴旺的地方拜佛，以至于高铁票难求。而老一辈的影响，让广东区域的捐赠风气在下一代人身上得到传承，历经百年信仰不断。此长彼消，这种相对正能量的信仰让仇富等相对负能量的财富观难以抬头。
经济水平、经商文化和正能量的信仰三者结合，造就了粤省历史悠久的慈善传统。
早在明代，广州、东莞、南海、新会等地就都出现了专门用于收养孤贫老人的养济院，给孤贫老人提供食物，甚至衣料、柴等费用。
中国传统社会重男轻女思想严重。为改变这种恶习，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总督石琳、巡盐御史沈恺曾在广州城西第十甫创办了广东第一所育婴堂。
到了清朝，光广州就出现了至少两位数的善堂。其中，1871年成立的爱育善堂是广东第一个近代型善堂，到1954年被接收，一直都是广州资产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之一。
改革开放之后，广东培育孵化了多个慈善组织，涌现了不少“先富名人”参与慈善的典范。同时，民间慈善活动不断活跃，一大批草根慈善组织、慈善人物出现。
当地政府也在引导慈善事业发展。比如，广州市从2012年5月起，就施行了《广州市募捐条例》。作为全国第一部关于慈善事业的城市立法，该条例直接成为了2016年国家慈善法立法的借鉴。
从政府到民间良好的氛围带动了广东一批区域企业和个人投身慈善事业当中。
似乎受到了“富商”圈层的影响，广东区域的企业，不论国有、民营，都比较热衷于公益项目，而且各有各的特色。
广东龙头国有经济支柱型企业--广汽集团擅长通过产业优势扶贫振兴，包括建设产业园、扶贫下乡定向助农、开展多种对外公益项目等。自成立至今，广汽集团在精准扶贫等多种公益慈善事业上累计投入超过27.5亿元。
不同于广汽这种有实力的国企大厂，妈妈网则是一家广州土生土长的育儿经验分享网站，“母性光环”的加持，也让他们天然就乐于关注很多领域的公益活动：哺乳妈妈、孤寡老人、婴幼儿旧衣回收、留守儿童教育等等，这家公司多年来都在持续帮扶类似的项目。
在2018年度深圳慈善捐赠榜中，恒大集团捐赠资金约36.2亿元，约占总捐赠额的64%，腾讯集团捐赠资金7.3亿元，万科捐赠资金约3.1亿元，中国平安1亿元。个人方面，捐款1万元以上的有约1/3选择匿名或不愿公布姓名，但这些温暖的善心汇聚了1.26亿元。其中，捐赠最多的一位匿名者捐赠资金1.07亿元。
科技向善
今年是互联网诞生50年，也是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25年。过去这几十年，互联网不仅改变了人类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将慈善公益带进了新的时期。
还记得2014年火遍社交媒体的ALS冰桶挑战吧？这个呼吁人们关注渐冻症人群的游戏，经由Facebook和Twitter的传播，短短两周就风靡全美。游戏被传至中国后，IT大佬和明星们相继尝试挑战，帮助活动吸引了超过44.4亿人次的点击量，募集善款800多万元人民币，成为当年的年度事件之一。
作为中国互联网普及率最高的省份之一，广东发达的慈善事业自然也深受新技术手段的影响。根据99公益日过去几年的捐赠数据，广东区域的捐款额连续多年名列前茅。
2016年，深圳晚报发起了一项名为“爱心红桌布”的创意筹款活动。
每年9月份，深圳市民如果进入一家餐厅，看见餐厅中摆有铺着红色桌布的餐桌，并选择在该餐桌就座，就能参与该活动--市民像往常一样用餐、埋单，但餐费没有支付给商家，而是通过扫描二维码的形式，直接捐给公益项目。
“爱心红桌布”公益行动掀起一轮又一轮的暖心浪潮
这个围绕“99公益日”而开展的，集移动化支付、社交化劝募、趣味化互动、多元化传播手段为一体的公益行动，通过“互联网+公益+社交”的形式，让公益善行变得更加“触手可及”。
活动前三年共吸引超过200家餐饮门店加入，爱心市民参与达63461人次，共筹集善款218万余元，70多万人次参与新媒体线上互动，筹集发放了500多名贫困的重度地区贫困孩子的燃料卡。
今年5月，民政部副部长詹成付在广州举行的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上表示，近年来的无数事实反复证明，互联网已经改变了我国公益慈善的传统运作方式。人人公益、随手公益、指尖公益正在成为潮流；80后、90后乃至00后正在成为互联网公益慈善的主流；互联网上开展的公益慈善项目80%以上服务于扶贫济困，80%以上服务于基层群众。
在移动互联网技术促进下，指尖公益成为新一代慈善热潮
互联网为什么能改变慈善公益事业？
经济学家薛兆丰在著作《薛兆丰经济学讲义》“商业是最好的慈善”一章中引用过一个案例。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伊斯特利在《白人的负担》里写到，在非洲，如果每个儿童能拿到12美分打上一针疫苗的话，死于疟疾的人数就会减少一半。过去50年，西方对非洲的援助高达2.3兆美元，却没做到这一点。同样，如果援助金当中有3美元能够到达妇女手里，儿童死亡人数又可以减半；如果妇女能够拿到3美元买蚊帐，那么大量的疾病就可以避免。但是这些也都没有做到。
而2005年7月16日，英美两国却把900万册的《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送到了读者手里。从来也没有什么《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的马歇尔计划，这只是一项娱乐活动，英美两个国家却卓有成效地做成了；而救助非洲的儿童这么严肃的事情，效率却非常低下。
薛兆丰认为，不能说世界银行官员的爱心弱，把事情办砸了；更不能说英美出版商的爱心强，把事情办得很有效率。原因不在于爱心的强弱，而在于行善与商业这两种模式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
其中一个原因是，市场有很好的反馈机制。比如在市场里，一碗牛肉面10元钱，顾客吃完后有两个选择：继续吃，或者离开。看到顾客离开后，作为商人，也有两个选择：要么提高质量，要么降低成本，否则生意就没法做下去。
但是传统的慈善事业却没有这样的反馈机制。白送一碗牛肉面，肯定有人会要，不管质量如何。下一碗还是白送，要不要？一般人都会说还要。但做慈善的人并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
在商业里面，很容易挑选出谁是善于从商的人，因为标准非常明确：有10个人，给每个人两万元钱出去做生意，半年之后回来，只要看看每人赚了多少钱，就能够判断谁是会做生意的人。反过来，如果给10个人每人两万元钱去做善事。半年之后回来，没有什么明确的标准来判断谁是最会做善事的人。更何况，很难确定怎么行善才有效率。
除了反馈机制至关重要，慈善公益的公开透明性，项目是否靠谱、善款流向等问题也备受瞩目。2018年，腾讯公益曾对近数千名网民进行调研“你理想中的公益项目，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征”，结果发现，关注“公开透明”超过55%。
相比传统的慈善运作方式，互联网公益慈善既能提供良好的反馈机制，又能提高公开透明度。
无论是前文提到的“爱心红桌布”，还是腾讯公益的其他项目，也不管是从发起、审核到募款、执行，直至结束的项目状态，还是善款金额、捐款人次等募集状况，抑或是项目预算、执行能力、执行情况、项目效果等，在腾讯公益平台上均有公示。
正因为上述优势，互联网大幅提高了公益慈善的运行效率。
以公益节为例。1891年，美国“红铁桶”项目实施时，中国还处在晚清“挨打”阶段；1988年，英国“红鼻子节”诞生；2012年，美国“给予星期二”问世。直到2015年9月9日，腾讯公益牵头发起了中国互联网史上首个公益日--“99公益日”。
虽然“99公益日”诞生晚，但互联网为其插上了振臂高飞的羽翼。2015年，第一届“99公益日”筹款1.3亿元。同年，美国“给予星期二”（Giving Tuesday）公益日筹集1.167亿美元，但美国的社会捐赠总额是中国的数十倍。
到了2018年，“99公益日”共筹款14亿多人民币，超过了英国红鼻子节2017年、2019年两年的筹款数目之和。这一年，美国的公益日“给予星期二”共筹款4亿美元，占美国全年社会捐赠总额4227亿美元的0.09%。根据《慈善蓝皮书（2019）》，中国在2018年全年的社会捐赠总额约为1128亿人民币，单是“99公益日”筹款数目就占到了1.25%之多。
得益于互联网和广东等慈善发达地区的带动，腾讯公益牵头发起的“99公益日”，成立仅5年，成为了中国参与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广的全民公益行动日，捐款人次从205万增长到2800万，扩大了近13倍；善款总额从最初的2.28亿元增长到超过14亿元，提高了5倍多。
结语
衣食足而知荣辱。因为地理区位上的优势和历来的经商传统，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成为了中国经济的火车头，再加上传承百年的信仰力量，造就了这里历史悠久的慈善传统。如今，在互联网和腾讯公益等科技向善平台的推动下，广东继续作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区域范本，引领时代风气。
